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我的故乡，过大年（除夕）有一个重要习俗是祭祖、祈福。

     我们的方言，管“外公”叫“阿公”。外公名叫“刘和珍”（名字的发音是那样，但我不清楚是否写对）。鲁迅先生撰写过《记念刘和珍君》，其中一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以此来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学生。那篇课文，对我来说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只因为我的外公名字发音相同。如果要进一步“联系”，在我的印象中，外公也是特别地“沉默”。我觉得我也应该记念我的外公刘和珍君。

    外公大约是1920年代生人，外公上边有7个姐姐，还有1个弟弟。外公的大姐，我见过，我管她叫“姑婆”，给我的印象是开朗、健谈，其它的姐姐我不知道属于什么情况。外公的弟弟叫刘光顺，1960年代做过中学校长，是我父亲的领导。据说，父亲与母亲的姻缘大致是这样，母亲曾帮叔叔家照看比母亲更年幼一些的子女，期间认识了我的父亲，并嫁给家境窘迫的父亲。那一年是1967年，母亲18岁（1949年7月出生），父亲25岁。母亲是外公的长女，有1个哥哥，下边还有3个弟弟，2个妹妹。

    我的印象中外公始终是沉默寡言的，偶尔有微笑。背微驼，眼神有些浑浊，口齿不甚清楚，脸上胡子比较多。据母亲说，外公年轻时也是比较开朗的，爱唱歌，生过病，“变相了”(性格改变了）。我与外公的“交集”算是比较多的。从7岁到15岁之间（刚好落在1980年代），每一年都要去外公外婆家拜年，我算是我们家派出的“特使”(去的次数最多），每次住上好几天。那一年我4岁，第一次去外公外婆家是因为被小朋友推搡，腿受伤，带去给母亲的堂弟诊治。外婆为我准备了“米爆粉”（炒米加工成粉），冲水之后，很像糠拌水，我误以为是“鸡食”，坚决不吃，闹了一个很经典的笑话，多年后在亲人中还被提起。外公肯定知道，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也笑话我了。去拜年的第一站，是先去外公外婆家，舅舅们各自分散在村子里居住，有近有远。每次去拜年及拜年回家，外婆会放鞭炮迎来送往。外公虽然没怎么言语，但每次看到我，我可以感受到外公的内心是喜悦的，离别的时候，外公会默默地在身后送一段送我出村。

    我所在的村子距离外公所在的村子十华里。现在的眼光看不远，当时看来是比较远的。十华里的路，是不好走的，路况多种多样，通常是比较泥泞的。有山路，也有田埂路，还要过好几座桥。有的真是独木桥，有的是木板拼接而成的桥。过桥，特别是冬天过桥，对于小孩来说是比较恐惧的。有的时候桥坏了，也有过蹚水过河的经历。1980年代，我家6口人，父亲是商品粮，母亲及我们4个子女均是农业粮，家里有七零八落的5亩地（实际应该不足5亩，大大小小大致有20多块，最小的2厘，离家最近的是1华里，最远的是5华里）。父亲也算是“文弱书生”，种地方面不擅长，尤其是耕地这类活不会。每到农忙季节，需要找人帮忙犁地。外公是找的比较多的，牛是外公的，犁耙也是外公挑来的。有过多次，是派我去接外公的。我的任务，一是传信息（那时没有电话），二是帮忙牵牛。我平时不牵牛、放牛，临时“客串”，难免笨手笨脚。在那乡间的小路上，我牵着牛在前边走，外公担着犁耙在我后边走。这样的场景有多次。外公帮我们家犁地的时候，距离较远的，由我负责送饭。外公吃饭的时候，我在附近的河沟或山上放牛，让牛吃会草。有时为了赶时间，用竹筒灌食物（糠+煮熟的野菜+水）。犁地的活算是重体力活，外公不辞辛苦、毫无怨言，一年又一年。我同外公的交流，多是眼神交流，我喊“阿公”，他开心，我不记得他是否叫过我的乳名“云仔”。

    大致是在我高中复读期间的暑假，外公因病去世了，60来岁。我没有去给外公送行。此后好些年，我时不时会想起外公。有过一年拜年期间，我让小表弟带我去外公的墓地看了看。算是我偷偷去的（我知道民俗中，正月里去这些场所会认为不吉利），没有准备鞭炮、纸钱，也没有跪拜、作揖，表面看悄无声息，实际却有真情实意。

    除夕清晨，忽然想起我的外公，促使我写几行字，籍此记念我的外公刘和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