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事件，不要简单地联系

        因为我在《李健吾文集》中收录了我父亲用署名为“应贲”的两篇文章，没有想到，今年居然给我父亲带来了一些怪异的声音，好像李健吾还给敌伪支持主办的杂志投过稿，似乎就有了对汪伪有过妥协的污点。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想当初，我收录时就以为这是他偶尔为之的事，就如他在1943年用过“成已”的笔名（仅此一次）发表了《未付邮——致曹禺书》，还有，他也曾在当年用笔名“简正”发表了他的译文《巴金——一位现代小说家》（原作者：法国传教士百利安），这些都是偶尔的一次，我没有注意做专门的查询和思索。

哪里知道，用“应贲”署名发表的文章在上海沦陷时期会有那么多呢！这里涉及一张汇总表。我获知是来自山西师院一位硕士研究生，武彬彬，不久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中给出了一张 “应贲”署名文章的汇总表，时间跨越从1943年到1945年8月底，25篇文章啊！涉及五种杂志。他在论文中，通过细致的分析比对，否定了“应贲”是李健吾，分析得细致到位，我很赞赏。我也就我的经历仔细地研究那张汇总表。

我首先惊讶的是我在《李健吾文集》中收录的，发表在1945年初的1月和2月的《雑誌》上的《岁末剧坛巡礼》《<煤山恨>观后》两篇，在汇总表里根本不见，连那个杂志都不见。之后，我再反复阅读他在1958年5月上交社科院的《自传》中的第一段，《我的名字》中写道：“我的名字一直是李健吾，解放以前，我用三个笔名，一个是刘西渭，写批评文字时才用。一个是李绍贤，1945年6月逃往安徽屯溪时用的，路上被同学识破了，再也没用过。一个是法眼，1947年有八、九个月 ，专为上《铁报》写抨击时事的短栏用的，此外再也没有过。”这可是他交付社科院，文后有他的签名盖章的材料啊！那么，那么多的“应贲”署名的事儿会是怎么一回事呢？会是他吗？

我开始分析。首先就从我们家在40年代的生活开始。

1942年底，二次大战正式打响，因为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就更加疯狂，直接就进入了整个上海，英法租界和他们的一些机构都撤了，关门了。我们家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们来读读他写的《与友人书》：

“我是一个小民，没有政治野心，永远只为这颗小小的良心寻求安宁。我随着十二月八日而失去了职业，暨大内迁了。孔德研究所关门了，我有腿病不能跋涉，儿女幼小又是一种累赘，上海又举目无亲，无可交托，左右全是死路一条，怎样能活了过来，自然不得不感谢搞话剧的那些朋友们，还有爱话剧的朋友们。这是在出乎我的意外，从前把话剧当做业余的活动玩玩，当时竞成为了生活的唯一来源。”

他在1981年七月十六日给柯灵的信中谈到他在沦陷之后的戏剧工作：“进入沦陷（一九四一年），我就绝笔不写创作，只靠改编，只靠改编外国剧苟且维持生活。…………改编外国剧，多为糊口之作，和你沦陷期间差不多，不过你少法国和外国做本钱，我本钱多些。就改编了许多。”，一年之中，他就完成了改编剧6个，多大的工作量啊！他有那个时间去看电影？而且还多是日本电影？给《新影坛》《上海影坛》，写那么多《影星读本第一课》直到《影星读本第五课》？1943年，他开始和他的朋友朱端钧一起，他提供剧本，朱端钧做导演，曾经找过各种剧团，为了生活么，后来，他就落脚在了苦干剧团，和黄佐临合作，特别是，他所提供的《金小玉》，曾经轰动上海，也就被日本宪兵队注意到了他。

1945年4月17日，日本宪兵到我们家抓走了他，5月中旬出狱，6月柯灵二次被抓，他决定逃离上海，在朋友李伯龙的帮助下，深夜用假名李绍贤，通过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走私网络地带潜逃出了上海，也就在那个路上被他清华大学过去的同学，朱君惕认出，于是，李健吾不得不恢复了他自己的名字，并且受到了国民党的照顾（国民党的大量人员也在奔向大后方啊！），同学的关照么。我们是我妈抱着三妹，牵着弟弟，我二妹提着沉沉的暖壶，我提着两个沉重的箱子押后，在7月初的一个晚上，在王辛笛（我父亲清华的同学，挚友）介绍的华侨商人的帮助下，逃离上海。从那个时期到日本投降，我们再返回上海的这个期间，颠簸流离，他会给那些《社会日报》《光化日报》之类的杂志写稿？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我们回过来再来读读他自己写的：“戏养活了我，是我表面的活动，其实我每天伏在案头正常的工作是翻译。”完成福楼拜作品的翻译是他的心愿：“……于是清早上街买菜，稍稍分享太太全日的辛苦（1944年我妈怀着我的三妹——注）；下午埋头翻译，就这样，陆续译成了《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而且一字一句修改好了《圣安东的诱惑》《三个故事》，仅仅余下《萨浪宝》……”他有多忙啊！更何况晚上还有一些话剧的演出任务，深夜才能到家。

再有，“应贲”在各个杂志上都仅仅被授以“影评人”的称谓，会是当年在上海被尊敬的李先生吗？

我的分析结论是：不可能。那个汇总表里的“应贲”绝不会是他。

现在再回过来谈我收录的那两篇文章。那是我的小妹维永特别询问过于伶先生的，于伶回信给予肯定的。于伶和我父亲，他们可是在上海孤岛一起从事话剧活动的同路人啊！只是于伶是地下党员，我父亲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加入政治组织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他认定的文学工作，同时，他爱自己的祖国，他要的是抗日，盼望的是尽早打败日本鬼子，尽快取得胜利。1941年12月于伶曾被迫离开上海，离沪前专门找过我父亲，请我父亲代为关照他主办的上海剧艺社。于伶看中了父亲的能力，还有就是他的热心，据我了解，他对我父亲更多的是尊重，在他们的通信中，于伶始终称呼我父亲为：健公。可是，当年远在香港的他怎么会做这样的认定呢？那是登载在什么样的杂志上的呢？我上了《百度》，开始了调查。查找发表那两篇文章的杂志：1945年的《雑誌》。在百度上一篇文章立即抓住了我的眼球：

“             《雑誌》捧红张爱玲

发布时间：2018-11-28　　来源：人民政协报

1940年代初，作家张爱玲以《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一系列作品，成为红遍上海滩的文坛明星。而捧红张爱玲的刊物，是打入汪伪政权的中共传奇特工袁殊主办的《杂志》。

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袁殊，经中共特科领导人潘汉年批准而创办了《杂志》，主编吴江枫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因此在当时的上海孤岛，《杂志》并不是一本汉奸刊物，它不仅掩护了恽逸群等中共地下人员，而且具有广泛的统战性质，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著名演员石挥、黄宗英、张伐、白穆等都是经常在这本刊物上露面的作者。

…………………… ”

看来捧红张爱玲也是地下党研究之后的决策的事啊！张爱玲的文笔确实很好，但是捧红的背景呢，需求呢？一个不与政治相连的人物，热心读者众多的作家，再看主编袁殊等人的特殊身份，难道这里没有特殊的原因吗？而于伶认可的我父亲的那两篇文章，正是刊载在袁殊任主编，决定捧红张爱玲的1945年《雑誌》的新年特刊和之后的2月的一期上，张爱玲写的话剧《倾城之恋》是1944年年底搬上舞台的，导演是我父亲的朋友朱端钧，演出特刊是署名“应贲”的短短的干巴巴的一段小文：《倾城篇》，缺乏他特有的热情。顺带说一下，我三妹就是在那个时间出生。父亲可是非常忙的，家务和翻译，还在阅读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书桌上还有与后方各位朋友的来往信件。

至于在那个时期，我父亲给各种杂志写稿的情况，我们也来读读他自己的话：

“书不交了，学问不做了，完全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之人。面不露了，除去和搞戏的朋友们往来。文章不发表了，除非是托人带到内地在桂林和重庆发表，除非我相信得过的柯灵兄编辑的刊物。”（见《与友人书》）

说的多么清楚！他是不会轻易向一个他不熟悉的杂志或报刊投稿的。

为什么于伶就这么认定这两篇文章是我父亲写的呢？这一定有原因，读读夏衍给我父亲的信，解释当年的地下党的活动人员：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属于地下组织，一直保持着和解放区的联系。一九四一年孙冶方、阿英撤到苏北，于伶撤到香港后，梅、姜仍留上海。…………我在桂林也和当时在上海的于伶有联系，记得我托您代表我领取上演税，就是由于伶转托您的。阿英、于伶等离沪后，梅蓝、姜椿方等仍和西谛、柯灵等有来往。因此，延安、重庆、苏北的文艺刊物，上海地下党是一直可以收到的，不过时间长一点而已。”

这封信是1982年，回答的是我父亲的询问。通过这些，我们可以非常明确一点，当年地下党的工作，于伶与他们都有联系，信息是互通的，工作非常复杂。至于是谁出面向我父亲约的稿，必须是我父亲熟悉和信得过的人，为什么用“应贲”这样的署名，要捧红一个人，用李健吾的大名不是更响亮吗？无党派人士啊！是他熟悉的朋友既要请他帮忙，用他的笔，还不用他的真名，是还要保护这个纯粹的学者型的文化人？还有，读读我父亲用”应贲“署名写的那两篇文章，有李健吾写作的自由，潇洒、幽默的特色吗？对比一下吧！他对张爱玲的态度，在那篇《岁末剧坛巡礼》中提道：是个热心的读者，热心，可以啊！热心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用“应贲”的署名？文章的语言和他在评述杨绛的喜剧、林徽因的散文时的语调有多么不同，读者自己去感受吧！而于伶对那两篇文章的署名又是如此肯定，背景呢？在那个复杂的年代。这些可是个谜啊！

可以解谜的人都上天了。既然有迷，我就恳请大家，不要简单地联想那么多的“应贲”都是李健吾。抗日时期，李健吾交往的那么多朋友的实名都清清楚楚，为什么没有一个认出来应承呢？也许这就不是一个人呢？我恳请大家，不要设想他会给不明身份的杂志投稿，不要随意把什么《户田的兄妹》的影评按在李健吾的名下，至于他对张爱玲，作为一个热心读者，可以啊！作为一个对各种题材的民间文学热爱，是他的为人特色啊！可是为什么和他在沦陷时期共事，有同样对戏剧爱好的朋友，洪漠，在问及他对张爱玲的看法时，他会沉默？请大家不要把这个视为 “狡猾”，一个那么直爽、喜爱表述，热情洋溢的人，是什么原因使他对朋友不说话的，或者是热爱的程度并不到位，还有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当年署名“应贲”写那两篇稿的？没有专人的授意？我父亲会接受授意？一堆的问号。

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当年复杂的地下党的活动，朋友之间的需求，帮助，需要有专门的历史研究人员来解迷。当年只有十岁的小姑娘是没有能力知道那些复杂的情况的，请大家原谅。但是，今天，作为一个一生从事核工业的理工技术人员，我遵守的原则是一切需要符合逻辑，有实据可查。总之，我再强调，不要简单的联系！！

                              李维音

                             2022-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