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教师节  思念郭预衡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2年9月09日发布（第30896篇）

    纪念教师节，怀念我们的已故老师，这里重发吕启祥的两篇纪念郭预衡先生的文章《润物无声----记受教于郭预衡先生之点点滴滴》载《文史知识》2010年第1期；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商务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启蒙发昧念师恩--敬悼郭预衡先生》，写于2010年8-9月；载《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一辑，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商务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同时发布1996年2月7日吕启祥和郭预衡先生合影于先生家中的照片，及1991年年夏郭预衡先生赠吕启祥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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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无声----记受教于郭预衡先生之点点滴滴

已有 2304 次阅读 2021-1-3 10:21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研究（2017--）|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润物无声

----记受教于郭预衡先生之点点滴滴

授权重发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1年1月3日发布（第26726篇）

 按：郭预衡先生（1920.11-2010-08-04）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去年11月是他的百年诞辰。为怀念郭先生，现在重发吕启祥十年前的文章《润扬无声—记受教于郭预衡先生的点点滴滴》，写于2009年教师节-国庆节间，载《文史知识》2010年第1期；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377-384页，商务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面前翻开的是郭预衡先生的近著《中国散文史长篇》，2007年10月出版,上下两册九十四万字。较之时下市面上许多装帧豪华、印制精美的图书包括学术书,本书可谓平朴素淡，从封面到内容,有一股清爽之气和朴实之风。内封的作者介绍,寥寥数语,郭先生的“头衔”，仅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个,简净明确,与流行的那些职务职称一大串再加荣誉功名一大堆的介绍比较,我以为繁富者反倒会“相映失色”。这样的“简介”与郭先生其人其书相一致,标举着一种风格，数十年来,一以贯之。

       就在这个简介里,明白无误地写着郭先生“1920年生”，明年（2010）就是先生的九十整寿了,距郭先生给我们上课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作为郭先生教过的成千上万学生中的一个,近年来我很想写点什么,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年受教的某些片断反而清晰，内在的理路渐次悟得。近年郭先生说:“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可不,我们这一届大多已七十开外,都已进入晚年,“朝花”倘若“夕拾”或将更有意味。虽有此想我却迟迟不能下笔，原因在于自忖并非写此类文章的称职之人，从未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史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之门。于今先生九十将届，我这个门外的学生是否可以而且应该写一点受教得益之点滴呢！思忖再三,终于贾勇提笔。盖因郭先生既是学者，更是教师,为数众多的学生不见得都治先生之学或教书,但不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从先生之教中获得滋育和润泽。况且我自1957年考进北师大中文系，一年级分量最重时数最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就是郭先生执教，每周四节,持续约一年半,以后不断有机会听他讲课和发言,即此而言，说是郭先生的学生,绝非冒牌，亦非谬托。

        郭先生在1941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受业于余嘉锡、沈兼士、赵万里、刘盼遂、孙楷第、顾随等文史大家。毕业后任余嘉锡先生的助教，治目录校勘之学;同时被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破格录取为史学研究生。那时尚无今人所追求的学位观念,考时不甚在意，四题只答了两题。其后陈垣先生问及,并说,“两题最多只能给你五十分,但我给你七十分,文章好,可以中举。”47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在辅仁大学、北京师大任教。对于日后刚踏进大学之门的本科生来说,得到郭先生这样的教师上课，是一种福分。

        1957年北京高等学校的氛围凡过来人当不会忘记，我们算幸运，秋季入学时反右高潮已过,但革命的批判的大环境依然笼罩。郭先生其时不到四十岁,但在我们心目中却是“准”老先生。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样的环境和气氛下,郭先生凭借他的学养和定力，很大程度上消减和弱化了对待文学遗产简单偏激机械划线的时弊，给了我们以相对健全的、富于启发性的文学史教育。今天想来,至少有以下数端值得回味和咀嚼。

        首先，从郭先生讲课和讲座中所得的不单是或主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方法。讲课所涉及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纷纭多样难免淡忘，然而隐含其中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却贯穿始终,潜移默化，渗入人心。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陶渊明和李清照这两个作家的讨论和讲评。其时学术环境虽稍为宽松，然而对古典遗产仍倡导“愈是精华愈要批判”之指针。选择这两位作家似有解剖“麻雀”的示范意义。陶渊明在一般人包括我们这些幼稚的青年学生心目中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田园诗人。当时有人批评他的消极退隐、或说是求官的“终南捷径”，《桃花源记》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复古倒退；有人为了肯定田园诗，就强调他热爱劳动、同情人民。总之竭力想往现实主义或者反现实主义的模子上套。郭先生则始终坚持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既不全盘肯定，也不轻易否定，始终遵循鲁迅论作家要顾及“全人”的见解，指出陶渊明有“飘飘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悠然见南山”和“猛志固常在”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语）。郭先生在讨论会上有一个总结性发言,就陶渊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当政者、对人民、对劳动的态度做了全面的分析,充分评价了其作品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这篇发言整理成文并刊登出来。58年写的文章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去依然屹立，令人钦服。在郭先生的启示下，我也去翻看鲁迅的相关文章，鲁迅提到在陶渊明的全集中,有时却很摩登，那《闲情赋》中就有“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的句子，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读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古人在我心目中遽然亲切鲜活起来。评论作家要顾及“全人”之说也就不是抽象的道理了。

        至于李清照，在当时“左”的风气下,郭先生依然毫不含糊地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给予相当充分的评价，认为她不仅在宋代词人中独树一帜，在整个抒情诗领域中也是有地位的。她的作品感情饱满，朴素自然,哪怕是叠字叠句这种最体现人工的地方,也能做到不落痕迹。郭先生明确表示,所谓“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这类帽子于李清照都不相宜。说实在的,当时肯定李清照的艺术性是要顶住一定压力的，在《文学遗产》第290期上就有文章指责“某些人”重视李清照的艺术性而忽视了思想性,这“某些人”就包括郭先生。批评者把所谓思想性和艺术性捆绑在一起,要么不能欣赏李清照的艺术成就，要么为了肯定李词的艺术性而刻意拔高其思想性。针对此类批评,郭先生从李清照的身世遭际、时世变迁、具体作品出发进行了分析,指出“硬套”的方法只能得出牵强附会的结论，思想性和艺术性既有统一,也有矛盾,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正是文学批评的任务。从59-61年间，关于李清照，郭先生就有短论长文共三篇收入文集，足见他的关注和用力。而从郭先生的讲课和发言中,我们这些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呵护，不至于被完全钝化和粗砺化----我们都是喜爱李清照的呀；同时,我们也初步懂得了什么叫“分析”，面对文学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和方法。

        其次，从郭先生学开阔了我们的眼界，领略了一种“史家”风度。上文说过,郭先生的课不是以“多多益善”的灌输为能事的,他用以拓宽学生知识疆界的办法是“比较”，在比较中见特色，在比较中见高低，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将平面化为立体，以时空构成坐标。对于一群刚刚进入大学的青年学子而言,文学作品是读过一些的,对作家也有些了解,但比较零碎和表浅，亟待提升和整合。比方说《庄子》的《庖丁解牛》是名篇,中学读过;在大学课堂上自然用不着重复讲解，然而我们却知道了在先秦的其他著作里，也有这个解牛的故事，比如《管子·制分篇》、《吕氏春秋·精通篇》都有取象于牛的故事，比较之下，可以见出虽则都有深于取象这一战国文章的共同特征，但其详略、精粗、生动传神程度差别很大。一经比较,高下立见。又比方说,关于唐宋八大家,过去我们仅从《师说》认识了韩愈，从《醉翁亭记》认识欧阳修,现在不仅了解了他们的主要作品，得窥“全人”，而且还由比较中深化了对他们的认识。正如郭先生所说, 韩愈是杰出的散文家,古文运动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但未必是很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欧阳修对韩愈是十分推崇的,但对于韩愈在遭贬后所写缺乏骨气的《谢表》很表痛心,觉得无异于“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欧阳修则不然,身在谪贬之中，从不作“戚戚怨嗟”的文章，却大讲山水之乐。可见对于《醉翁亭记》不能孤立表浅地看作是文人寄情山水，其实蕴含着作者的志节。欧阳修是一个正直敢言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于诗、词、文、赋都有突出成就，于经学、史学、金石之学都有独到见解，而且是个有胆有识，达于进退穷通之理的政治家。从比较中,我们看到韩愈是欧阳修的隔代前辈，而在为文为学为人诸方面，后者都超越了前者。

“比较”其实体现着一种“史”的意识,即面对一篇作品或一个作家，总要问一问它比以前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新的特色？从殷商之文的粗率质直，到西周《尚书》多训诫、《春秋》寓褒贬、《国语》记教诲，《左传》《战国策》的叙事完整富于辞采，各有特点。而特点之生,关乎作家，更关乎时代。《史记》是实录，却被称为谤书,大抵在专制政权下，敢说真话即算诽谤，可见“实录”之难得，《史记》也便成为“绝唱”，它充满了感愤不平之气，又称“无韵之离骚”。郭先生看重时代社会对作家的影响,但从来不赞成通史资料加文学现象那种“两张皮”的叙述，从来不把思想性艺术性分割为两大块来讲解。他最服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为时代背景应包括社会状况、风俗世态，把时代特征、社会风尚、作家性情水乳交融地溶合在一起,这大约是鲁迅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的一章。有关鲁迅对文学史和具体作家作品的许多精彩见解，贯穿在郭先生的教学中。在给我们这一届上课之前，郭先生曾奉派去匈牙利讲学一个时期，据说所讲的课程就是鲁迅。

关于开阔眼界指点门径，还有一件可记之事，那就是郭先生曾开“小灶”讲过《书目答问》。记得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系里为部分社会工作过多耽误课程的学生而设，有补课充电的性质，请郭先生来讲，每周一次,均在周末，持续约一个学期，我是认真听了的。现在想来,讲《书目答问》是郭先生的主张，该书也按经史子集分类,但所录相当部分为《四库》未有或其本子优于《四库》者。虽则是为初学者介绍必读而易得之书目，先生也是以史家眼光慎为选择的。

再次,郭先生也是文章家。如果以为先生史家风范高屋建瓴，不擅于赏析作品讲究文章那就错了。固然，郭先生的文章和著述数量也许并不太多,那是因为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上课、面对学生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记得启功先生在世时曾不无幽默地说“我姓系不姓所”（系指中文系，所指古籍所），以彰其本职工作为教学,郭先生更是一辈子“姓系”（当时中文“系”未曾升格为文学“院”），年复一年地教课，而且大量是本科生的课，郭先生是有经验老教授上第一线的突出代表，他的著述也围绕着教学,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配套的《长编》都是为教学服务的，都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甚或自学的需要。这些著述也和前面提到他讲授的文学史课程一样有自身的特点，首尾贯通，瞻前顾后，点面兼顾，以简驭繁，无数青年学生和读者由此受益。

窃以为，在一定意义上,教基础课比上专题课更难,编写高水平的教材比结撰个人专著更难。因为后者可以回避自身不熟悉、不喜爱、不擅长的问题或领域，可以扬长避短；而前者则不能,必须面对所有基本的包括自己不喜爱不擅长的问题,尤其要求胸中有全局,手下有分寸，取舍有依据。一个负责任的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只顾个人口味，写教材只想个人出彩，而使学生的知识残缺,先天不足。本来,以郭先生的学养和才华,他也许可以写出更多具有个人特色的著述，然而他却把人生岁月都奉献给了学生，给了教学。如今，在教学分科越来越细的情况下,能够从古到近把中国文学史课程教下来的教师大约很少了,能够尽心竭力面向本科生长期讲授基础课的教授也很难得了。在高校，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教授还少吗！笔者一点不反感而且倾心赞赏才气横溢个性独特的先生,却担心那些并无真才实学亦无敬业之心的教授“忽悠”我们的学生。

新时期以来，郭先生以极大精力倾注于《中国散文史》的著述，自八十年代上册出版至1999年底下册出齐，共上中下三册，150万字,历时十五年。他在《后记》中引先贤之言反求诸己,谦称“天下之书,实未遍读;习见之书,也未尽读”；采铜于山,心向往之,而入山不深,以旧钱充铸，亦时有之。这实在是甘苦之言,历代散文，卷轶浩繁，边界模糊；要厘清脉络，提纲述要,诚非易事。究其实，郭先生对他书中涉及的所有作品都仔细通读过不止一遍,才谨慎下笔。新世纪以来，学人或有领异标新的独到之见,但公认郭著乃此一领域内最有参考价值的通史性著作。

我最爱读、也倍感亲切的是郭先生收在《古代文学探讨集》里的文章，此书1981年出版,里面像《东鲁春风，南华秋水》、《史家之笔, 策士之辞》、《行云流水，姿态横生》那样带点随笔性的文章，从容洒脱，深入浅出；有关陶渊明、李清照、韩愈、欧阳修等作家论和文学史问题则带有更多的理论性,但一点也不枯燥,分析论证，引人入胜。除去著史，郭先生文章都不长，简约干净,辞少义丰，间有谐谑之笔。这样的文章，其实是颇有鲁迅风的。

郭先生从未教过我们如何写作，只不过心仪他的文章，仿效而已。有一次,大约也是六十年代初,系里组织大家写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的文章，我写过一篇题为《恶鬼的眼泪》的短文,自以为费了心思，题目还是从鲁迅杂文里借来的,拿去给郭先生看,他说太艰涩，别人看不明白。这让我多少悟得了功夫不到,刻意求之,欲速不达。

复次,郭先生还是书家。郭先生的字和启先生颇有几分相近，但更为瘦劲，上课时书写在黑板上那粉笔字真是洒脱漂亮之至。彼时百余人上大课，女生喜欢往前坐，自己有一半是为了那赏心悦目的板书。那时节，启先生的名气未响，当年也没有求墨宝的风气，所以无论是启先生还是郭先生,都没有向他们求过字。到了九十年代之初，我得到郭先生写的一幅手卷,是苏轼《定风波》词中的句子,“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是他喜爱的作家，手卷未裱，收藏至今。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郭先生学问成熟精力未减之际，忽然学校让他退休了。之前,听说博士导师第一批嫌他年龄小,第二批又嫌他老了,真叫人哭笑不得。把博士导师当作职称也是“中国特色”，成为教授之上生出的又一个阶层，名分待遇都高人一筹，不和国际接轨。倘若排除非学术因素，在北师大中文系郭先生排在前列理所当然，这是我们众多局外人的共识，常觉耿耿以至愤愤。对此，郭先生本人看得很淡，他所写的东坡词句也许可以照见他的心境。他也从不参加任何博士论文的答辩。

上世纪因为住在校园里,所以常能碰到郭先生,不必登门,就可路遇，有时在菜市场甚至公交车上都会碰到。郭先生的生活起居其平朴简单无异于普通百姓。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住房可谓“一成不变”，永远是那间容积有限被书塞满（早已溢出来充塞于其他居室）的屋子，只要一进此屋我脑际就立即浮现“审容膝之易安”的句子,室仅容膝一点也不夸张，先生则安之若素,来访者坐在行军床上(已经堆满了书,遇来客要临时腾出一块坐处)，先生坐在仅有的一张空椅上(第二、三张椅子也早堆满了书)，两人落坐膝盖几能相触。如果写字则要拉开折叠桌,那就只能站无处坐了。先生外出长期乘坐公交车,近年为了安全才改“打的”。自从我搬出校园，见到郭先生的机会就很少了，一年之中,大抵只有一两次或根本没有。

今年以来见过两次,一次在春节随同师大王宁教授和老同学张凤瑞,一次在九月初教师节前,我与外子同去,给先生照了相。看上去郭先生依旧清健，腰板挺直，腿脚利索。他每每戏称自己“老年痴呆”，记忆不如从前是事实,但许多往事依然清晰，比如春节那次他开玩笑说,他的两个研究生“一个李白,一个杜甫”（指78年入学的万光治和熊宪光,今为四川师大及西南师大教授，个性不同）。最近这次他告诉说曾摔过一交,但无碍，去原地“调查研究”因何摔倒，却无结果，自嘲是“书生之愚”；又说他少年时在河北玉田老家练过拳，颇有功底,“本想习武的,哪知后来却弄了文！” 练拳之事我是第一次听说，想来郭先生行动轻捷尤其是他的书法至今劲道不衰,与臂腕有力、关节灵活大有关系。文武之说,是他的自我调侃。

告辞出来，心中唯愿先生清健如昨、幽默如常。

                                                                  写于2009年教师节----国庆节               

                  (原载于《文史知识》2010年第1期第105-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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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发昧念师恩 -------敬悼郭预衡先生

已有 2044 次阅读 2021-1-4 08:30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研究（2017--）|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启蒙发昧念师恩

       -------敬悼郭预衡先生

授权重发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1年1月4日发布（第26731篇）

 【按：郭预衡先生（1920.11-2010-08-04）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去年11月是他的百年诞辰。为怀念郭先生，现在重发吕启祥十年的悼念文章《启蒙发昧念师恩--敬悼郭预衡先生》，写于2010年8-9月；载《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一辑第110-117页。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增订版）第519-525-398页，商务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2010年8月5日上午，我正参加在京郊凤凰岭召开的中国红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会议,台上有人正在发言,忽然，首师大段启明兄向坐在稍后两排的北师大张俊兄和我走来,俯身相告:刚收到北师大林邦君的手机短信,郭预衡先生于昨（8月4日）晚10点多钟病逝。

        我的心头为之一震。先生病重是知道的;走得这样快,这样急促，太突然了。

        就在这天上午不到9点,北师大王宁老师已给我家里打来电话,接着邓魁英老师来了电话,相继告知这一噩耗，老伴疾忙通知我,奈何我的手机不开。到了中午，汇聚上述几条从师大传来的信息,都不容置疑地迫使人接受这一事实:郭先生真的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令我倍感失落的是,原本我是有机会去望候先生的。尽管先生及其亲属不愿惊动大家，住院少有人知，当张、段两位得知后，约定在7月4日开完红学会常务理事会的当天下午，与我三人同去医院探望。不巧的是其时我因事离京，未曾与会,更错失了同去探视的机会,懊悔之余心里想着，会议一结束,我必定立即去医院……,岂料会议未完，先生已驾鹤西去,我的懊悔、遗憾永远也不能弥补了。

       这样，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就上推到今天一月底。元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去郭先生家，为的是将自己所写《润物无声----记受教于郭预衡先生的点点滴滴》一文送呈先生，该文约六千字,刊于2010年1月的《文史知识》，《文史知识》是月刊，出刊时很准时，元旦我已经收到刊物，心想必须在月底前送去。事前先生丝毫不知道我写此文,刊出后他也一无所知。送去那天我对先生说,这只是我这个老学生回顾五十年前至今受教受益的一点心得,不妥之处您指正。先生说:“你怎么写都行!这有啥要紧。”我立即意会到先生历来不计毁誉、看淡褒扬的豁达态度。看先生体力不支，精神不似往日,便立即告辞，只在过道里同师母说了几句话。不意这竟成了同郭先生的最后一面。

        当晚，我在日记里有如下记述：“访郭先生家,将《润物无声》文及去年9月所摄照片6张送去。郭先生显得憔悴，但尚清健，每天仍下楼走动。”师母说,上午经常会去师大东门附近麦当劳，因近便,今天恰巧未去,否则会扑空,以后十点左右若家中无人你可以去麦当劳碰我们。我想今天真是幸运，不仅未曾扑空，还得了可靠的“线索”。哪知“幸运”仅止一次，循此“线索”再也找不到郭先生了。

        回过头来补说一下我《润物无声》这篇小文的缘起,本意是为先生九十寿辰而写的。2009年秋，我得读先生07年出版的近著《中国散文史长篇》，该书内封的著者简介里明白无误地写着“1920年生”，提醒我明年就是先生的九十寿辰，距先生给我们上课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已过去了半个世纪。1957这一年全国高校只招了10万另几千新生，不必说现今的六百多万,即比次年大跃进的58年也少了一多半。北师大中文系57级入学120人，整体素质较好，而我则是其中起点很低的一个，盖因同学都来自名校或有多年语文教学经验,而我则来自当时偏远蛮荒的海南岛，虽则教过几年中学却是化学,同中文全不搭界,对于文学尤其是文学史之类，处于蒙昧陌生的状态。

       幸运的是入学伊始就遇到了郭先生这样的老师,一年级主课中国文学史即由郭先生执教，每周四节至第二年,刨去劳动运动,听课总时数少说也已上百。课上顿觉眼界大开,虽则吃力，但于我确有启蒙发昧、导航规正之长效。这方面在《润物无声》一文中记叙较详，此处不赘。这里只想补充强调一点,郭先生授业之所以经得住学生长久回味终生受益,其重要原因在于他教学和治学的特点是新旧兼擅、融会贯通。以旧学论,郭先生底蕴深厚，渊源有自。他1941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余嘉锡、沈兼士、赵万里、顾随、刘盼遂、孙人和、孙楷弟、储皖峰等名师，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余嘉锡先生治目录学,他协助余先生修订补充《四库提要辩证》，辅仁大学的图书馆，几乎成了郭先生的个人图书馆，遨游书海,博览群籍，奠下了扎实深厚的旧学功底。同时还被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当年考研不甚在意，四题只答了两题，陈先生说,“两题最多只能给五十分,但我给你七十分。文章好,可以中举！”说实在的，郭先生求学、积学的这些往事，几十年来我从未听他提起过,直至去年10月，在北师大校报一角不显眼的处所才发现了这一访谈实录。至于新学，先生自青年时代追求光明追求进步,他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于自觉,决非装点，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得其精髓，尤因师法鲁迅，手眼不凡。当年在“大跃进”等极左氛围下,先生的定力来自于他内外兼修、新旧俱擅的深厚学殖，也是他的教学有一种内在精神力量和远期效应的奥秘所在。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郭先生对红学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早在1963年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之际，他在北师大学报上就有《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的重要文章发表。这一期学报可称之为纪念专号。其中有钟敬文、启功诸先生的文章，钟文重在时代思想,启文专论名物风习，还有邓魁英论王熙凤、童庆炳评高续功过的专文。而正面触及和剖析《红楼梦》核心内容的文章正是郭先生这一篇,可见是重头，或谓是这整组论文的灵魂。该文从鲁迅谈“红”出发,以《红》书流行,谓“作者痴”者多,解“其中味”者少,郑重指出宝黛爱情乃是“张君瑞所不曾言，柳梦梅所不曾想的”，过往“在古典形式下的爱情描写，由于摆脱利害的考虑而出生入死,往往也能引人入胜；可是，这种爱情一旦注入了新的理想,就会放出更大的光辉,在艺术上就会产生更大的感人力量。”文章在论析宝黛爱情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同时,指出人物不可能摆脱或死或亡的历史命运，并且给予当代青年以必要的警示和引导。文章所论, 今天或以为是老生常谈，其实正是颠扑不破的真知常理。

        新时期伊始，欣逢《红楼梦学刊》创办,郭预衡先生同当时的前辈、同辈和晚辈一起,参加了那次历史性的编委会。在这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的盛会上,郭先生还不属于老一辈，从合影的照片（今陈列在恭王府花园的展览）可以看到,前排是沈雁冰、王昆仑等,第二排左起便是郭预衡、冯其庸，笔者恰在后排郭、冯二师间露出半头。郭、冯二位从五十年代便相识相交,郭先生年长几岁,同是当年《文学遗产》最年轻的编委。对于冯先生倡导、力行的红学事业,郭先生是支持的，不仅参加了编委会的成立大会,八十年代还不止一次参加过在京召集的编委会。《学刊》初创时期，郭先生亦曾赐稿给予支持,有《神圣的家族 爱情的悲剧》一文刊发于1980年第4期，该文写于新时期，较上述六十年代之文更开阔和开放，全文包含：一、政治小说？爱情小说？二、爱情问题?妇女问题?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四、“假使黛玉永年”…..五、一个仍然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小标题便可大致领略一种独到的也是开放的思路和简约的不乏幽默的文风。1983年在南京举行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大会,郭先生出席并作了发言。再后，先生

因主持大型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及长编,又专心致力于中国散文史及长编，少有余力顾及红学,但他一直担任学刊编委，与冯先生虽乏见面机缘，但互赠著作、互相牵念，友谊历久弥深。我曾作为“信使”带去过冯先生的书画著作,新世纪之初冯先生邀集老学者老画家在扬州饭店聚会，我曾送去请柬并接郭先生与会,还曾受委托带去一束大小毛笔，盖因郭先生亦为书家。近年因彼此年高,有时通过我在电话里相互问疾、互致问候。总之，郭先生之关心和支持红学,固因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亦因与冯先生之交谊；有与会或著文之行动,亦有不见形迹的无形祝愿。

        在郭先生去世当日的凤凰岭会间，有资深学人问及,郭先生写过红学文章吗？我惊异于人们的健忘，也慨叹像郭先生这样积学而低调的前辈不仅年轻一辈陌生，连上了年纪的都淡忘。如今红学文章以至专著已多不胜数，泛滥成灾，而真正能留存的恐怕不多,上述郭先生之文是经得起淘洗的,他在1981年出版的《古代文学探讨集》中收入了此二文，足见本人是看重的。该书所收上自先秦，下及明清，以文体论则包含散文、诗词、小说诸领域，且兼有作家作品评述和理论问题探讨,集中之文多数已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依然屹立。当今,要找出这样的学者，既有专攻又具通识，恐怕很难了。我自知浅陋，不敢问学,然既为学生,抱着缴作业的心态，凡有小书,亦曾送呈。一次，大约九十年代之初，台北出了《红楼梦会心录》,我将书送去,并不指望先生会翻，记得他当时似说了这样意思的话,即对作家作品，总要放在其时代世道社会环境之中,才能得其要领。联想到先生的教课和著述，知人论世、忧国忧民、衡文论事，总是从大处着眼，依稀觉得他期望我对某些更大的更切要的课题多下功夫，然而我却未能做到。对于包括郭先生在内的师长、前辈以及领导，我是个令他们失望的挑不起重担的学生后辈，于今惟有抱憾感念而已。当然，我的同辈，学问优异、修成正果者不少，我也尝听他们讲学,读他们的著作,得益收获自不待言，但细味起来，总觉得同郭先生还不太一样，虽则丰富充实、旁征博引、滔滔汨汨，但似难臻以简驭繁、举一反三、举重若轻的境界。学问之道,求其繁富广博不易，由博返约更难。郭先生的境界岂是容易达到的?早在他的青年时代,顾随先生便在日记中称许“此君国文系毕业,而日文、英文俱有根柢，勤学深思，辅大校友中不可多得之才。”这是六十年前说的话,从郭先生这里,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人才难得。

        8月10日,我前往八宝山参加郭先生的告别式，小小兰厅挤满了人。这个告别有一显著特点被新华社记者捕捉到了,那就是“百名白发弟子送恩师”。情形正是这样，告别厅里满眼皆是皓首白发之人,我们这一届尤多,均已七十开外，都不是研究生，也未见得治先生之学,或教中学、或当编辑、或转行,但凡听过先生之课无不终身难忘，只要得知讯息，都赶过来了。人们慨叹郭先生是纯粹的学者，淳朴无华,远离世人热衷的虚名和光环，因而来者都是由衷景仰先生的,今日惜别,发自内心，出于真情。

        半个多月来,陆续看到、听到远近学友及亲人的追思悼念，大家公认，无论为师为长为学为文,郭先生已尽其全力终其一生，堪为典范，于今离去,可以安心无憾了。对此，我是认同的;但是否真正全无遗憾了呢，我又是有所保留的。因为郭先生固为典范，也是凡人,是生活在扰攘尘世里的普通人。鲁迅从来不相信无缺憾无不平的“十全大补”式的太平世界,郭先生一生服膺鲁迅，从不摆导师架子，从不以假面示人。在这红尘滚滚的人世，先生也有常人一样的喜怒爱憎,出自幽默委婉有之,矫饰掩盖是没有的。这里可举一件近事，就在去年9月3日教师节前,我往访郭宅，带了《中国散文史长编》，请先生顺便在扉页上签个名以为纪念。他随手拿了枝圆珠笔写了,合上书。我回家翻开一看,上写“郭预衡奉命签字”，这是意想不到的。我体会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此书是我拿去的,有别于过往他题字送我的那一种，再是流露出他对时下“签名售书”的看法。“奉命”是调侃，这“被动式”包含着一种无奈。我作为学生,书到面前，他签了;若设要去签名售书,我想郭先生是未必乐意的。时下文化界许多商业化的做派尤其是炒作,他是极为反感的。我还有点犯傻地问过郭先生：“您的散文史有150万字,如今这书既为‘长编’，史料更丰富,理应比‘史’字数更多，怎么反倒只有94万字?”他答道:“何尝不是呢,可篇幅太多,谁给你出啊！能出成这样子就不错了。”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我还曾不止一次地听先生说起,他想写一本“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书,我极表赞成,以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先生似乎也作了些准备而终未能达成此愿。这难道不是极大憾事吗！环顾当下,出版资源浪费惊人，多少装帧华贵纸张高档的出版物内容贫乏错讹百出,更有的充斥地摊、以至成为出版垃圾。追求畅销、追捧名家已成风气。出版资源如此,教育资源又何尝珍惜。郭先生过早退休,二十年间本可以有更多学生受教受益，然而断了档，其实是被迫关了门。这难道也不是莫大的损失、沉重的教训吗，毕生从教的郭先生难道没有一丝遗憾吗？逝者已己，生者在追思之中,应当有所反思，有所省察，这比一味赞颂或许来得有益。

        也是在9月3日这一天,离开郭先生书室之际,瞥见书架沿上有一小纸匣盛着几张摺叠揉皱的字,我灵机一动便求,说“您想废了这些字，给我吧”，先生不经意地说“你拿走吧”。回到家，打开抚平了看,纸虽薄，尺幅不小,上书“丽日和风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左下方有题名并用印。这是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的联语。我在日记中写道:“九旬老人有如此绚烂的心情,潇洒的书写,令人心折神旺，先生必能健康长寿。”这是我当时的真实心声。

        于今,看着这幅字,又悟到郭先生毕竟不同凡响、不同于普通人，在这个缺憾甚多并不如意的尘世里,能保持如此开朗达观的心境，是我辈学生一辈子都不能企及的。

        愿先生在丽日和风、花香鸟语的天国里平安,您将和春风淡荡、万物昭苏的未来世界同在。

                                  写于2010年8-9月

附记：    本文所引顾随先生语,蒙沈治钧君热心帮助查核，见于《顾随全集》第四册第610页，顾随日记1949年2月17日所记。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1期110-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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