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坐落在北京市中关村的一座古罗马风格的白色大理石建筑——象征着国家最高学术殿堂的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见证了中国顶尖科学大脑的一次“跨界交锋”。

“动物体内的抗生素，欧盟1公斤肉平均水平是60毫克，美国有40毫克，咱们是人家的好多倍。我们应该怎么限制？”

基础兽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建忠的半小时报告一结束，就收到来自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的“犀利”提问。

沈建忠坦言，近年来，我国在“减抗”方面有很多行动，如2020年起全面禁止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使每公斤肉抗生素水平从2017年的300毫克下降到目前的1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我国动物抗生素仍然较高，如果仅仅是减抗，其他创新药物跟不上来，肉蛋奶可能比当前更不健康。”他说。

这只是第129次中科院学部“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争鸣的一个场面，在此次以“环境、生态与健康”为主题的论坛上，围绕“全健康”理念，一个个犀利问题被抛出，来自不同领域的40余位院士专家就此深度交流。

“以前，我们提到疾病和健康问题，仅仅会聚焦人类。事实上，对群体而言，人的健康与生态环境、动植物健康密切相关。”论坛执行主席、中科院院士康乐说，这次前沿论坛，就是希望打破学科藩篱，推进政产学研联动，通过跨界合作打开中国“全健康”预防网络新局面。

争鸣·关系

人类健康与动植物、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此次论坛上专家争鸣的一个关键词。

“全球新发重大传染病病原2/3以上来源于动物，对人类生存构成重大威胁。”沈建忠说。

事实上，全健康的理念最先起源于2004年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一场学术会议，旨在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全面预防人兽共患疾病。

不止如此，沈建忠表示，重大动物疫病如非洲猪瘟、牛皮肤性结节病、小反刍兽疫等会影响人们“菜篮子”的肉蛋奶安全。此外，约有20%的人类临床耐药性感染来源于动物，威胁动物和人类健康。

特别是动物抗生素的过量使用已经在临床产生耐药效应。例如，治疗超级耐药性革兰阴性菌的两种药物——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产生了耐药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动物大量使用抗生素后产生的，治疗难度非常大。

不只是动物，生态环境学家、中科院院士朱永官和团队发现，市场上的生菜在清洗时很难彻底消除叶片的微生物，包括潜在的带有抗性基因的病原菌。

“抗生素耐药性基因突变容易获得、不易丢失，这说明耐药性有从环境转移到人类病原菌的风险。”朱永官说。

“植物里的病毒和病原感染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形成，会不会有相关的风险呢？”基因组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提出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康乐认为，这类风险应该引起关注。他举例说，对海南蚊子体内的RNA病毒分析发现，其体内携带有许多植物病毒。“蚊子会携带人类的病毒，通过吮吸花蜜也会携带植物病毒，可能导致病毒在蚊子体内发生重组。”他说，如果不加以预防研究，未来可能会产生严重影响。

从我国受危害最严重的疾病——癌症来看，环境因素在其中起到相当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我国每年新发肿瘤人数逾450万，死亡人数超过300万。更严峻的是，肿瘤发病率总体呈上升的趋势。

究其原因，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东昕表示，大部分癌症是环境与基因交互作用引起的慢性疾病。比如黑色素瘤、肺癌、胃癌、头颈癌等等，跟外界接触的器官基因突变的比例更多更高。

他表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则加剧了这些暴露问题的显现。而纯遗传因素引起的癌症仅占10%左右。

“生活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中存在的化学、生物、物理因素，都可能导致遗传物质损伤和体细胞突变累积，产生癌变。”林东昕说，癌症体细胞突变目录COSMIC收集的140万个肿瘤样本的600万个编码区变异可以追溯癌症体细胞突变的很多潜在环境因素，如紫外线、黄曲霉毒素、马兜铃酸、饮酒等。

“解决这些健康问题光靠医院不行。”分子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说，“要全方位、全周期地保障人的健康，一定要和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把健康关口前移，而不是发病后才到医院来看病。”

把脉·风险

环境科学家们也在把脉各类环境污染与变化对健康的潜在影响，探寻防控与应对出路。

十多年来，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于云江一直聚焦将头发作为人们环境暴露监测的一种手段。

“与传统血液监测相比，头发监测具有非侵入性、稳定性强、可回溯时间长等优势。”于云江说。通过建立头发中污染物内外源定量解析等技术，于云江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发现三大电子垃圾之都中的广东清远，最重要的特征污染物PCB（印制电路板）在头发中的内源（血液）环境印记约占36%，外源（空气）约占64%。

事实上，从“史上最严”环保法的落地，到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对大气、水、土壤污染多维度的显著治理成效，我国环保力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形势依然严峻。

“全球现在每天增加化学品约四万种，每年增加20%，五年就会翻一番。”生态环境学家、中科院院士江桂斌说，“十年前，地球上的化学品约有7000万种，现在已有两亿种。”

他表示，新污染物带来的健康威胁日益严峻。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毒性效应和健康危害，有的危害已经显现。今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由于新污染物种类过多，管理仍面临挑战，管哪些东西？管到什么程度？边界在哪儿？这些问题仍待回答。

土壤污染治理也是如此，环境工程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利中表示，老问题叠加新挑战让我国土壤环境现状不容乐观。

据介绍，我国五大粮食主产区耕地三千多个点位土壤重金属超标率为21.49%。同时，新的风险也在涌现，如全国150多万公顷温室大棚存在化肥、农药、抗菌剂等污染，全国及各省近5万个在产企业或工业园区周边污染风险，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导致的土壤污染事件等等。

在空气污染方面，环境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陶澍表示，我国“蓝天保卫战”治理成效显著，但室内空气污染同样应当重视。“室内PM2.5的健康危害远超老百姓更关注的甲醛的影响。”他说，通过电代煤、气代煤“双替代计划”，农村煤和秸秆燃烧引起的空气污染已经大幅下降，但吸烟、烹饪以及开窗习惯等都会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应引起重视。

不只是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引起与会院士专家的关注。“若干年前气候变化的预言已经变成现实。过去几十年里，气象灾害随着全球变暖增加了约151%。”大气科学家、中科院院士王会军说。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气象灾害严重的国家，气候变化使我国北方极端暴雨和干旱、长江流域夏季空梅和暴力梅的极端性增强。

“最近一个多月，长江流域都处于高温状态，基本没有下雨，对生产、生活和健康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他说。

康乐也表示：“地球三极冰川里保存的过去千百万年的细菌或病毒，会不会随着气候变暖释放出来，对人的健康产生风险？这是应该引起关注的重大问题。”

破壁·实践

现有证据已如此充分，那么，中国的全健康理念应如何向前推进落实呢？

詹启敏认为，增强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是重要一环。以临床医学为例，他表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如西医处方药物95%的原始专利来自于国外，大型医疗装备95%贴的是国外的标签，国际上临床治疗指南标准规范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不到5%。“中国的医学必须自立自强，实现0到1的引领性突破。”他说。

“‘上医治未病’，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强调疾病预防的关键性，这也是我们环境健康研究者的希望，怎样把环境因素和医学发病机制更好地结合起来，找到其中的因果关联，是一个重要问题。”大气化学与环境健康学家、中科院院士朱彤向《中国科学报》表示，这次论坛把环境和健康结合在一起讨论非常重要，未来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找到更多的交叉点，形成新的突破，干预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在江桂斌和朱利中看来，跨部门协同也至关重要。如我国新污染物管控尚未有完善的方法体系、标准、法规等约束，这需要科学界，特别是政府部门和管理方的重视，提高我国新污染物管理的水平。另外，我国土壤类型非常复杂，土壤防治基础比较薄弱，实现2030年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95%以上的“双达标”，任务非常艰巨。这需要多介质、多要素、多技术、多部门协同，为土壤污染绿色治理提供支撑。

此外，陆林表示，即便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由于个人生活方式差异，健康风险也会不同。例如，现在很多年轻人出现糖尿病、不孕不育，与睡眠时的环境光影响存在关联。因为光照会影响心跳和心血管的血糖代谢，内分泌，造成内分泌失调。

神经病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贾建平也表示，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因素，如饮酒、缺少社交、吸烟、不健康饮食、缺乏锻炼等都是可控的。

“全健康理念的实施，既是学科前沿交叉问题，又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是国家的重要需求。推动全健康这件事情，需要关注整个地球生命共同体。希望通过整个社会的努力，持续有效改善环境污染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康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