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沣的博客：

感谢晁福林先生和王永波先生为《纪国史研究》作“序”。

     我在《纪国史研究》“编后语”中说：“我从北京师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成了一名军人。37年的军旅生活割断了与历史学的联系。做为《探寻寿光古国》续篇的这些长篇大论，对其史学价值仍有些疑惑，为了不给母校带来负面影响，将部分文章呈送给素不相识的北师大历史学院晁福林教授审读。晁福林先生虽然年事已高，又兼任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但他仍抽出时间审阅了我的文章，并热情洋溢地为该书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说：“李沣先生所编著的《纪国史研究》一书，对于推动纪国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我特向学术界予以郑重推荐。希望得到专家、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对母校的关怀，对晁福林先生的鼓励，表示由衷地感谢。

     我在《探寻寿光古国》“后记”里曾说：“我的这本书之所以成形，得益于王树明、王永波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同理，本书中我的一些文章，其主要的论点、论据都与俩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关。在写有关文章时，曾与王树明先生深入交往、交流，成莫逆之交，非常遗憾的是王先生病重手术，联系中断，遥祝他健康长寿。

  本书编辑成形后请王永波先生过目，他热情地与其他作者相约支持，并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言，在此向他致以深切的敬意、敬礼。”

序一

山东地区古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傅斯年先生早曾提出过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影响很大，学界十分认可。山东古国即为“夷”的主要组成部分。后来东夷渐入华夏体系，为华夏族的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纪国古又称㠱，所居之地及其族群或称为莱，是山东古国中的翘楚。山东古国的研究自王献唐先生以降，专家迭出，成果卓著。关于纪国渊源及其发展历史的研究，专家研究虽然多有涉及，但却分散难觅。李沣先生集多年努力，汇集相关论文，加之其个人的深入研究成果，编著成功《纪国史研究》一书，对于山东古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纪国历史的研究，功莫大焉。

此书所汇集的专家成果，内容丰富，其中有典型的关于纪国遗址的考古报告，有关于纪国青铜器的研究，有关于纪国族属问题的考辨，有关于纪国族群迁徙的研究。这些论文的撰著者皆为其研究的著名专家。此书的重要学术意义，还表现在此书所收录的李沣先生近二十篇对于纪国史研究的专题论文。这些论文，以丰富的文献及古文字和考古资料，深入论析，提出精见，发前人所未发。其学术创新足为相关研究不可忽视的参考。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纪国作为山东古国的重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纪国族群的发展，是华夏族融合发展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李沣先生所编著的《纪国史研究》一书，对于推动纪国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我特向学术界予以郑重推荐。希望得到专家、领导的关注和支持。

                                                          晁福林 谨识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时当庚子年七月

注：

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序二

   十年前李沣先生将《探寻寿光古国》书稿寄我，让我作序。我与李沣先生素不相识，因某些学术观点上的认同而发生了联系。

   这部书稿，是李沣先生退休后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沣与中国先秦史基本没有交集，自认为是先秦史研究的门外汉。经过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完成了这部大作。这是一位非先秦史专业研究者，在同病魔顽强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一部具有相当深度的先秦史专著，实在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通读了这本书稿后，首先考虑的是怎样看待非专业历史研究者写历史专著这一现象？张光直先生有一个重要观点，即“从零开始”：“在任何一个学科，尤其是历史很悠久的学科里，我们的思想包袱是沉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过去所有的成见暂时地、完全地抛除，从头想起。……当然，新的解释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比旧的好。但是，如果我们抛除了各种成见，完全以我们确有的历史资料为最终依托，来作较合适的和客观的解释，也许有一天我们产生出的新看法，就可以解决过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第471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李沣先生虽然在学生时代接受过历史专业的基础训练，但毕业以后，军旅倥偬，一直没有机会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领域里没有框框，没有包袱，敢于沿着自已的思路去探寻，大胆地提出自已的见解，可谓是从零开始。

张光直先生还说：“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社会，并没有什么本行和外行之分”，这是对“从零开始”的一个很好的诠释。为了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的繁荣，对非专业历史工作者的新探索、新看法，应秉持欢迎的态度和正面的评价。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心总会有成，外行也可以变成内行。

李沣先生在该书研究的基础上，这些年又不断地对东夷历史、夷夏关系，以探讨斟灌古国和古纪国为主线，以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和民俗资料为基础，对己、其一国说以及商周时期，己国宗族的重要史迹、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编辑成《纪国史研究》一书，内容涉及到了三代历史研究的众多重要问题，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新的立论依据和比较坚实的新观点，是为一家之言。

“夷夏交争”是上古史研究焦点问题之一，该书则强调夷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认为东夷的皋陶和伯益是禹夏政权的核心人物，已泯灭了华夏与东夷的界限。所谓“启代益作后”，是禅让制向世袭制过渡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纵向更替，不属于族群间的权位争夺。以太康盘游无度失国，后羿挺身而出，是挽救政局，不是篡位。列举太康的继任，仲康肇位四海，后相“居斟灌”，对淮夷等诸夷进行征伐，证明仲康、后相仍执掌王权。到寒浞杀后羿，“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才是篡位，首先遇害的是东夷首领，故而不能将其视为夷夏交争的史证。尔后，东夷的有仍氏、后缗氏、有虞氏、有鬲氏辅佐少康复政则是夷夏融为一体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见解基本符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规律和历史架构。对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积极意义。

1927年蒙文通将中华古族划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于1935年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东西”说；徐旭生于40年代将中华古族概括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但是这些观点依据的是古史传说的零星资料，其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积累和文化谱系研究的深入，使我们对中华古族的形成与衍化轨迹有了更为清楚地认识。

《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表明，三代青铜礼器的绝大多数器类，主要是由炊煮器和餐饮器演变升华而形成的。这就使我们可以根据史前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化石”、即炊煮器的类型学研究，追踪上古部族发展、迁徙、融合形成过程。

今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海岱先民，以陶鼎、陶鬶为主要炊煮器。距今八千年前的后李文化居民已发展出乳丁足器、矮三足器（原始陶鼎）和圈足器（原始陶豆、陶簋）。北辛文化时期，陶鼎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炊具，经过大汶口、龙山文化的持续发展，在中国东方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鼎鬶文化”区。陶器流行釜、鼎、鬶、盉、觚形杯、觯形杯、簋形器、瓦足皿、壶、盆、豆、钵、杯、匜、罍盖等。江淮地区处于黄河、长江下游平原之间，文化面貌与海岱底区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分布着河原、洛颖、桑卫三个原初民族，陕晋豫地区的河原仰韶文化以陶灶和陶釜为组合嗲“灶釜文化”。洛颖民族地处远古中国的中心地带，是演绎“中原逐鹿”的历史大舞台，早期有少量的陶鼎，中期开始出现陶灶、陶釜、小口尖底瓶、彩陶盆，陶鼎减少，显示了河原仰韶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河北桑卫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基本属于东方集团，河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已开始显露，庙底沟文化时期几乎全部“沦陷”；到后岗二期文化时，河原文化的影响才逐步消退。海岱大汶口文化在中期偏晚阶段展开了大规模的“挺进中原”, 洛颖文化的分布区几乎遍见海岱先民的聚居点，其触角向西可达秦岭脚下，向北越过黄河进入晋西南河原文化的分布区，源出于海岱民族的嬴秦和赵国王室先祖大约就是凭借着大汶口文化西进的惯性，逐步迁移至洛颍和河原地区的。与此同时，江汉民族在屈家岭文化较晚阶段也开始了向北方的拓展，占据了原本属于洛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类型”的地域。

远古六大民族“中原逐鹿”的结果，导致了“斝鬲文化系”和河洛民族的形成，同时也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定鼎中原奠定了丰厚的文化、物质基础。体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斝鬲文化系”的形成：中原地区各大文化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已普遍使用陶鼎；各类“中原龙山文化”都使用鬶形器和“鬶足型”斝、鬲、甗等器物，大范围文化面貌的日益趋同，标志着“斝鬲文化系”和以洛颍、河原、桑卫民族为基干，融海岱、江汉、江淮等地入迁中原的居民为一体的河洛民族的的形成。

距今四千年前后，各大原初民族经过数百年的文化汇集、撞击和融合，在中原地区催生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新砦——二里头（夏）文化，其炊煮器、饮食器和绝大多数礼器，如鼎、鬹、觚、觯形杯、瓦足皿、爵、豆、簋、角、盉等都可以在海岱鼎鬹文化中找到祖型。二里头文化中的大比例鼎鬹文化因素，显示华夏族团应是以东夷入主中原之一部为基干，融河洛、苗蛮民族之大部或一部，兼而吸收周边文化而形成的新兴族团。《五帝本纪》：“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 鲧为东夷，其祖颛顼孺于少昊之国（《大荒东经》），生十年而佐少昊（《帝王世纪》）。少昊为东夷的重要代表人物，夏后氏先祖颛顼源出于少昊之族，与海岱鼎鬹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大规模挺进中原，并最终发展成为夏文化主体内核的情形正相吻合。

海岱鼎鬹文化作为夏文化的主要源头，在“华夏”一词的形成中也可得到证明。“夏”源自最新崛起的夏后氏；“华”则源于“华胥氏”和“女华”。《帝王世纪》、《诗·含神雾》以华胥氏为太皞、庖牺氏之母。《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女华”之祖颛顼与其子大费（即伯益）同属少昊部族。太昊、少昊都是东夷海岱崇日民族的著名代表人物。金文的“夏”字为一人头顶或手擎太阳，显示夏族也是崇日民族的后裔。唐兰以“昊”像正面人形而头顶太阳，“太昊、少昊之所以称昊，是代表太阳神”。《太史公自序》：“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显而易见，这里的“虞夏”与“华夏”的概念完全相同；在早期史籍中“虞夏”与“华夏”互换通用的例证很多，从古史传说和古文字的角度，清楚地标明了“华”与“夷、虞”之族的同源关系和“华夏”的地域文化渊源，从而也证明了李沣先生关于“夷夏融为一体”的立论。

夷与商的关系，也是史学界至今还没有完全厘清的问题，自李济提出“山东很可能也是商文化发轫的所在”后，胡厚宣、徐中舒、王玉哲、孟世凯等都认为商族与少皋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该书通过对甲骨文、金文资料的分析，认为“己其矣”族与殷商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祖己不是孝己，而是己国族的先人，是苏阜大墓的主人。祖己、亚其、矣这几位己国先人，在武丁及祖庚、祖甲时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对殷商政权有很大的政治影响。而殷商的末代王帝辛（纣）的左右，如贤臣比干、箕子、祖伊、胶鬲、费仲及恶臣飞廉、恶来、妲己等，都是东夷人士，且多数都是“己其矣”族人。虽然目前还无法完全厘清上述人物的文化、政治背景，但殷商与东夷关系密切确是肯定无疑的，上述判断大致说来也是正确的。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系的进一步探讨论证，将会对东夷族的历史地位有更全面的把握。

西周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武王灭商开始，通过诸王的文治武功、制礼作乐、封建诸侯，形成了以姬姓宗族为主干、融合各路诸侯的华夏国家。在这一政治进程中，学界普遍认为齐太公治下的齐国是西周王朝的一根政治柱石。该书通过金文和古文献的考证，认为“三监叛乱”与齐太公有间接关系，此后，齐国在西周政治中逐渐被边缘化；周烹齐哀公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

总之，这部大作，使世人对东夷族在夏商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东夷文明对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影响，有了一些更具体、更新颖的认知，对东夷古族历史，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研究、认知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诚然，书稿中的某些观点，如季萴与爽鸠氏及伯益的关系、有关斟灌与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及纪国的关系、尧克三苗发生在山东鲁北、周初太公封营丘等诸多问题的认识，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和深入、审慎的讨论。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新的解释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比旧的好。但是，沿着一条新的路径探索也许有一天能解决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

                                                   王永波

                                                   2020年8月于济南

注：王永波，山东省考古文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