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震潮先生夫人周桂棣老师曾在纪念顾先生85周年诞辰的文章里提到一个留至顾先生身后的遗憾：

 ［......强加于老顾的问题还没有公正的结论。其中一件事是，1956年老顾一个人赴瑞典参加数值预报会议时，瑞典某右翼报纸曾将他说过的话加以歪曲后登载，顾当时找到中国驻瑞典使馆，要想重新写文章予以澄清，但使馆人员说，不必理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就是为其所用，不顾事实真相。老顾回国后将此事向党委书记卫一清作了汇报，得到了党委领导的理解与信任。但“文革”时，造反派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要他承认该报上写的（错误言论）是他自己说的。由于当时了解这一情况的人又都在靠边（使馆人员、卫一清等），老顾真是有口难辩。住院期间，对老顾的审查落实工作还在继续，许多问题已逐步澄清，有了明确结论，唯有上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使老顾内心十分不快，最后带着很大的遗憾走了。令他更为遗憾的是，这些尚无公正结论的问题还影响到女儿们的入党、上大学、工作与未来。  ] （周桂棣，回忆， 《开拓奉献 科技楷模－纪念著名大气科学家顾震潮》，2006年，气象出版社，9-11页）

［说明： 周桂棣老师的文章里有两处小错。一是顾先生参加数值预报会议的年份是1957年而不是1956年；二是那家瑞典报纸 Svenska Dagbladet (Swedish Daily, 瑞典日报) 在政治上是偏左翼的，并非右翼报纸。］

那么当时的瑞典报纸到底是怎样报道顾震潮先生的话的呢？ 瑞典大气科学家Anders Persson 把当时的报纸照片以及谷歌翻译的中英文译文发给了我。 

报道的标题是“ China is processing research findings from Sweden in Beijing （中国正在北京处理瑞典的研究结果）”

报道这样介绍顾先生：“ One of them is Chen Chao-Koo, Peking. He studied with professor Rossby seven years ago and speaks a really good Swedish. Even he was one of the conference speakers. (其中一位是北京的震潮顾。他七年前跟罗斯贝教授学习，说一口很好的瑞典语。他也是会议的报告人。) ”

报道顾先生的瑞典文原文是： “ Vad jag lärde mig i Sverige om långtidsprognoser har jag haft stor nytta av i arbetet hemma, säger han. Betänk, att detta med förutsägelser inte är någon för vetenskapsmännen exklusiv sak. Vädret berör oss alla, icke minst jordbrukare, skogsmän och sjöfarare. Ju större tillförlitlighet  vi kan komma till på allt längre sikt, ju större är betydelsen av vårt arbete. ” ( 中文翻译是：他说，从瑞典学到的关于長期预报的知识，使我在家的工作受益匪浅。请记住，预测并不只是科学家的事。天气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农民，森林工作者和海员。我们越是可以在更长的预报时限获得更高的可靠性，我们的工作也就越重要。) 

单从引用的这段话来看，其实并没有很大问题，但过于强调了顾先生在瑞典留学时学习到的知识的重要性。这当然和当时我国强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矛盾，也和顾先生当时领导数值天气预报的历程不相符合。虽然起步之初，曾有所借鉴，但顾先生领导的小组非常强调独立走自己的路。但报道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在标题，即说中国只是在北京处理瑞典数值预报的研究成果。这当然是很明显的歪曲，所以也就可以理解顾先生看到报道以后，急着要予以澄清。

客观地说，这一报道本身在基调上并不是反华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友好的（要记得，当时瑞典几乎是仅有的与我国有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罗斯贝本人既有把东西方的气象学家联合起来的愿望，报道所配的罗斯贝、奥布霍夫、顾先生、博林四人合影也反映了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从标题和对顾先生的介绍（甚至把姓、名都搞错了）明显可以看出这份报纸（以及普通瑞典人或其他的西方人）自视高人一等、对中国人居高临下的态度。这种歧视态度，早些时候叶笃正先生在美国留学可能感受得更多。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叶先生和顾先生那一代科学家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同时，从这样的报道中，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来自中国的贡献会被忽视。那是因为长期的积贫积弱，别人不会认真听取你的话语。

 这又让我想起了经常看到的对华罗庚和陈省身先生成就的评价和比较。难道不应该说华先生和其他归国科学家包括钱学森，也包括叶笃正和顾震潮先生等，有更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以牺牲个人的学术成就为代价，为中华民族的科学培土奠基，如此事业，不亦伟乎？他们在背负包袱的同时，用两弹一星等成就让别人不能对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成就无动于衷，已是非常不易，再用引领国际科学发展的标准要求他们，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