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孟孟

“敦，大也；煌，盛也。”

敦煌，在人类文化交汇版图上的地位，比它在世界地理版图上的地位要重要得多，著名得多。敦煌千年的文化艺术遗产，所撑起的民族精神、所牵动的爱国意蕴、所蕴含的教育价值，于普通大众而言，可能比它的艺术价值本身更有意义。

这其实是我新近才获得的关于敦煌的认知和看法。

第一次“遇见”敦煌，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那时的我，还是陕西关中某县中的一名高中生。一天，在校门口的书摊上，我买到了一本余秋雨著的《文化苦旅》。书是盗版的，因为中间有不少明显的错别字。对“余秋雨”这个名字我也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甚至不知这位作者是男是女。当时买到的那个版本，第一篇文章就是《道士塔》。从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遥远的敦煌，知道了神秘的莫高窟，知道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令人厌恶的名字，也知道了那个令人痛恨的王道士。

余秋雨融通历史、文化、哲思、情感的笔法，令当时的我十分着迷，同时也让“敦煌莫高窟”这个名字和地方，深植内心。然而，对于一个自小从农村长大的高中生而言，更多的还是疑惑、好奇与不解——

为什么黄沙漫天、偏僻落后的敦煌，会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佛教文化的圣地为什么会在哪里？王道士无意间打开的那个艺术宝藏洞穴，当初是谁封上的？洞窟中那么多经卷、文献、绘画是如何汇集到这里的？那些不幸流往国外的敦煌艺术品，还有回归祖国的机会吗？余秋雨说的那个敦煌学，又是一门什么学问？……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仅仅是读着教科书长大的高中生而言，自然是无解的。但因此而激起的好奇，却留在了心底，等着再一次被激起的契机。

这个契机是在六七年后出现的。当时，我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西北师大以文史见长，敦煌学研究在国内也有一席之地。因为地缘的关系，我开始了对敦煌的关注。当时关注的方式，其实是非常外围的，主要是阅读那些敦煌学研究者的传记和故事。记得当时读到了常书鸿为敦煌守护一生的故事，段文杰体现“敦煌精神”的故事，樊锦诗和彭金章“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的故事，还有李丁陇克服千难万险从西安出发探险敦煌的故事。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法国塞纳河畔研习油画的常书鸿，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部关于敦煌石窟的图画录，为祖国的古代艺术而震惊，便对敦煌心向往之，抗日战争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去了敦煌。这些故事，我读得津津有味，也读得热血沸腾，那些敦煌守护者为艺术献身，为文化舍命的人格精神，真的深深感染了我。我一度竟然想放弃自己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去学习和研究敦煌文化。

可是，一盆冷水很快就向我泼过来了。那是一个普通的午后，在西北师大一栋教学楼的楼道，我约了一位敦煌学在读的研究生在此聊天请教，他是西北师大历史系敦煌学专家李并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当我很兴奋地讲了很多自己读到的关于那些敦煌守护者的故事后，那位朴实直率的山西籍小伙子对我说：“你说的这些，跟敦煌学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当即哑口无言，不知如何作答。后来，他也说了一些敦煌学的相关研究内容，但我已经完全心不在焉，当然具体内容也完全不记得了。

这盆冷水的确是将我浇醒了，让我更理性地认识了自己：自己的兴趣还是在“人”上面，在人的成长和经历上面。那么，适合自己的学问应该还是教育学。

然而，理性地研究学问是一回事，凭着热情和兴趣从旁涉猎又是一回事。两年之后，我有了一个离开兰州去酒泉一所中学教书实习的机会。到了酒泉，距离敦煌也就几步之遥了。当时，确有同事邀请我周末坐火车一起去敦煌看看。我也心动了，可是不巧被其他事耽误了没有成行。本以为，人在酒泉，去敦煌的机会应该多的是。没想到，直到自己真正要离开酒泉的那一天，敦煌之行都没能实现。

遗憾确实是有的。因为我当时还做了一点功课，阅读了一些与敦煌文化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具体内容基本都忘记了，印象较深的是，陈寅恪曾在《敦煌劫余录》的序言中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在酒泉一年，没能亲见敦煌艺术的真面目，也成为了我的伤心史。

此后十余年，我先后从事教育培训、教育媒体和教育期刊工作，几乎和敦煌、敦煌文化没有任何交集，也无缘走进敦煌，只是间或从电视、网络、书籍上了解到敦煌的一些吉光片羽。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读到了两本敦煌守护者的传记，一本是顾春芳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另一本是叶文玲著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这两本书在写法上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回忆性的、口述史的形式，后者完全是传记文学的风格，但这两部书都内容丰富、语言通俗、表述优美，引人入胜。我不敢说，读懂了常书鸿和樊锦诗，就读懂了敦煌文化。但一定可以说，理解了常书鸿和樊锦诗一生守护敦煌的情怀和精神，就能理解敦煌文化的精神魅力。

今天，我们提倡爱国主义，我们传承传统文化，我们倡导文化自信，我们呼吁国民美育，我想，从敦煌文化艺术开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沈从文先生就曾在《敦煌文物展览感想》中将爱国主义和敦煌联系起来，他说：“爱国主义的提倡，有一个具体切实的方式，即有什么值得爱，必需提出来让人知道——敦煌这个伟大精美的遗产。”至于传统文化、文化自信、国民美育和敦煌之间的联系，就更是一目了然了。

那么，如何弥补自己多次错过敦煌的遗憾？如何疏解疫情之下敦煌之行难度增加的惆怅？如何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和学习到敦煌文化的魅力？如何找到一把打开敦煌文化艺术宝库的“钥匙”？欣闻，“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敦煌三书”，即《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壁画漫谈》《敦煌彩塑纵论》，即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据说，这“敦煌三书”，是常书鸿先生辞世后，其女常沙娜教授历时20余年，梳理、集结常先生散见于数百种图书、报纸、期刊、内部资料中有关敦煌文化的文字，以“人人都能读懂的敦煌文化入门书”为标准，整理出来的。这套书臻选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壁画珍品，将技法源流和画里画外的动人故事相结合，全面展示了时代特征和艺术奥妙。

历史上的敦煌是属于过去的，我们永远都无法真正触及到。但是，敦煌文化却是“生发于古，而彰显于今”的，是能够被今人不断触摸和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