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荀子》，在其中《尧问》篇中又看到这八个字“为恶得福，善者有殃”。仔细观察现实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某一瞬间你可能会觉得这八个字简直就是人间真理。

先举一个为恶得福的典型例子。冈村宁次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官，“三光”政策的推行者。按说这样的人应该和东条英机一样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得到他应有的惩罚。但事实是，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他回到日本后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还被台湾蒋介石聘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顾问。冈村宁次晚年也没有受到病痛的折磨，写完回忆录后突发心脏病死去，时年八十二岁。他为啥没有被雷劈呢？

再举一个善者有殃的例子。北宋时有一个善良的人，自幼父母双亡，双腿残疾，穷困潦倒，爬行乞讨为生。尽管命运不好，他还经常做慈善。为了给乡亲们修一座桥，他在乞讨的同时还不忘捡石头。捡了好几年的石头堆成了山，终于可以修一座桥了。在建桥凿石头时，他被碎石子崩瞎了双眼。但他没有怨天尤人，继续把桥修好。桥建好后，有一天下暴雨，他经过他修的桥时，被闪电击中，尸体被洪水冲走。包拯经过此地，听闻此事，这个内心强悍的男人崩溃了，悲愤地写下六个字“宁为恶，勿为善”。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世界怎么了？

这么看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其实，善有善报，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四种情形都是普遍存在的。《道德经》中有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说，天地对万物是不辨善恶一视同仁的。就像瘟疫传染，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坏人被感染的几率大，好人被感染的几率小。因此，善恶和福祸之间的逻辑不形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如何回避“有殃”，顺利“得福”呢？这要把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搬出来，这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找不出反例。适者之“适”是什么？是适合，是适应，是相对所处环境的舒服状态。生存法则是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也不是善者生存。如果是强者生存就不会有恐龙灭绝；如果是善者生存，就不会有善者有殃。谁适应环境，谁就得福，就这么简单。

与“适者生存”相提并论的还有四个字，叫“优胜劣汰”。那“优者生存”对不对呢？不对。这里的“优”要看是什么意义下的“优”，什么价值观下的“优”，什么规则下的“优”。因而，优胜劣汰中的“优者”还是适者。优者不适，依然会发生逆淘汰——劣胜优汰。这就是现实，和“善者有殃”是一个道理。

善良的人在诱惑中自律，在失落中自愈。善良是一种高贵，善良是一种信仰，善良是一种对自我的不抛弃。无论何种社会环境下，善良都是一种应该坚守的价值观。

《论语》中有一句话：“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个有节操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按价值观行事，他们不刻意去适应环境。环境适合就入世做事，环境恶劣就出世隐逸。这方面陶渊明做得很成功，我非常欣赏。像屈原那样，不适应环境，还要硬抗，难怪“有殃”。屈原和陶渊明都是古代知识分子中的优者，但他们不是当时社会环境中的适者。按照特定环境下的规则(或者明规则，或者潜规则)，选择“次优”(甚至最劣)，淘汰“最优”才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常态现象。

所谓“成功”都是相对意义下的某种价值观的知行合一。一个人是否成功，是看他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价值观中最重要的那件事。或许，这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