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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末,写出两篇科学杂文。有感而发,仅供参考。下面是之二。
我所认识的宋健院士
中国的一些古语(或古诗词)常给我带来美好的意境;例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者“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有的长短句非常精炼,例如提醒夫妻们的警句:“涸澈之鱼,相濡以沫,勿相忘于江湖”。还有描写岁月匆忙的话“人生如白驹过隙”;这与西谚中的“生命是两个无穷长黑暗中的一道闪光”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还喜欢另两句话:“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种视金钱、权位如粪土、一心崇尚友谊和思想交流的诗句,令我心驰神往。……正是这两句诗,促使我写下这篇短文,并以此贺宋健90大寿!
我早就知道宋健;不是由于他的官位(做过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科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反正离我很远,自己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只是系主任这一级。既然与我遥不可及,我也就不去关心了。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步钱学森先生后尘,做工程控制论研究;后来又独创地搞了人口问题的控制论。在我印象中,他知识面极广;因乎此,他在国家科委主任的任上,抓了一下中国古代史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我认为,在中国兼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很少,而宋健是其中的佼佼者。一大批著名历史学家跟着他干,为了做一些实验测量也有中科院的人参加。
我与宋健院士的首次交往发生在2003年秋季,他看了我的一本早期著作《超光速研究新进展》(国防工业出版社,2002年)之后给我打电话,畅谈了他对国内外科学界现状的许多看法,通话长达40min。后来我多次到他那里开会(或面谈),也都是讨论科学问题。我与他地位悬殊,但他平易近人,我可以畅所欲言。……这促使我对他多有一些了解。
宋健是山东人,1931年12月29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4岁参加八路军,后受培养到学校学习。1951年进入哈工大;1953年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的名校“鲍曼高工”。由于对数学的热爱,他同时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数力系。他于1960年中苏分裂期间回国,参加导弹研制,任地空导弹控制系统总设计师。后来他受钱学森委托,到中科院数学所建立控制论研究室;在他领导下成效显著,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钱、宋合著的《工程控制论》获全国性大奖。同年,他任副总设计师的潜射导弹发射成功。1981年他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
1994年宋健在访问埃及时了解到该国从公元前3200年起就有逐一可靠的纪年,甚为吃惊,因为中国的古代史是胡涂帐。1995年他在中南海召开学术界的座谈会,后又推动国务院决定从1996年起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文、理科专家进行综合研究,两年后有了突破性进展。弄清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做出了准确可靠的年表。
自1985年以后,他任国家科委主任,把工作重点放在他建议的《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上。他说,自己负这么重的担子,一直惶恐不安;每天常工作到深夜。尽管日程繁忙,他仍关心高等教育事业,为中国的硕、博士培养贡献力量。
我觉得,宋健一生最热爱的还是航天事业,这从他的专著《航天纵横——航天对基础科学的拉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可以看得清楚,该书的扉页印着他用毛笔题写的字——“飞出地球,探测宇宙”。这部75万字的巨著先讲“航天天文要义”,然后分析“地月系统和太阳系的探察”;进一步到“宇宙学与宇航”,以及“宇宙生命学”;最后以“银河系探测”作为结束。这书虽然是科学的,但毫不枯燥、充满激情。可以说,他虽人在地球,精神、灵魂却在宇宙中遨翔。……我很高兴他在书中引用过我的观点和工作。
我和宋健同志的交往始于2003年;他于9月1日打来电话说:
“你的书早就看了,我有浓厚兴趣,因此最近又看了一遍。现在,超光速研究的环境宽松些了,不是离经叛道的事情。Einstein相对论对速度的约束,到处起作用。从宇航角度讲,半人马座的比邻星距地球4.3光年,天狼星距地球8.8光年;如飞船永远不能超光速,那么人类大概永远不能越出太阳系。宇航受到限制,只能在太阳系里打转,是令人沮丧的限制。
20年前,主流科学界均不承认有超光速的可能。航天系统的一位专家林金曾对我说:‘究竟为什么光速c不能超过? Einstein理论是否有缺陷,有随意性?’他又说,10年前到美国Houston进修时,问一位中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粒子不能超光速是否铁定了?’那位物理学家回答说:这个事没有人敢反对,我劝你也不要做。
有一次,一位高能粒子物理学家对我说:‘反粒子是通过检测器发现的,本来应该自上而下走的径迹却是由下而上走。’我问:‘如果是超光速粒子,径迹是否也会反过来?’他讲:‘不是说光速不能超吗? 只好是反粒子了。’
你的书,对超光速问题讲了很多。我想,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不是多年前研究Cherenkov辐射的时期了。超光速也可能会有突破。……你书中提到,按狭义相对论,超光速时出现‘虚质量’,这或许不成问题——电磁学里的电感、电容,不也是‘虚’的吗?!”
后来宋健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他有的讲话也很精辟,例如有一次他说:
“科学研究允许标新立异,不要太受权威的思想约束。关于超光速,国内外不断有报道出来,昨天《参考消息》还译发了《New Scientist》杂志的文章——‘超越光速’。从黄志洵的书《超光速研究新进展》来看,似乎有很多‘可以超光速’的证据。有人说发现了反粒子,也许实际上却是超光速粒子? 另外,超光速问题也关系到未来的宇宙探索。物质究竟为何不能超光速呢? 据说是因为v>c时,一个式子的根号会成为虚数。但我们搞工程的人,有时不大承认那种‘数学公式上的困难’是绝对不可克服的困难。总之,超光速研究涉及的面非常广,要解放思想来研究,要组织合理的实验。”
在宋健领导下,2004年11月召开了《香山科学会议》,这里不再多说。
2016年;为了纪念因病去世的专家林金,我写了一篇文章《试论林金院士的有关光速的科学工作》。(见:前沿科学. Vol.10, No.4, Dec. 2016, 4-18)。宋健院士是《前沿科学》的编委会主任,他给我写来一信,其中说:
“喜读大作,很高兴,是对这位可敬朋友的很好纪念。文中强调了两点:林的测量证明在相对运动中往返光速不相等;用飞船自主导航不存在光障问题。这两点使我对超光速飞行的未来抱有厚望。一个‘恶无限’会成为自然法则,和Big bang一样不可信。SR和GR的数学美征服了很多人,但数学不是物理。已建议发表大作。物理界现在承认并未掌握万物之理。”
宋健不仅是中国的两院院士,在美国也是其国家科学院院士。但他对西方科学界绝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例如,2016年至2017年大肆宣传美国LIGO已发现(探测到)引力波,但有几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科学家表示怀疑。2017年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指出:“New Scientist文章质疑LIGO 2016年发现的重力波;但在2017年10月3位中国科学家(梅晓春、黄志洵、胡素辉)合写的一篇评论,内容与此文大多重合。可见质疑者并非仅你们三人。”……他对引力波似乎由期望变成了失望。
2021年12月,时届岁末,我给宋健寄了新年贺卡。他很快回赠一张亲笔题写的贺卡,还附有一封信。在信中他先说:“我深谢足下不断赐我巨著和评论宏文,都细读过,给我增添了不少乐趣。”然后他对科学研究中的“公设”作了评论:“公理者,公识也(axiom),不证自明之理。历史和现代科学都证明,公理(即公设)都有突变和漂变,推理就会截然不同。”随后他赋诗一首:
“辩公理,先贤穷经皓发。
卫公设,义士殉道,英烈血洒。
岂闻公理嬗变,公设囿阙,至理在杳涯。
暗物阴能,大爆炸,玄理难察。”
最后他以20个字作为结束:
“历史无绝代,社会无终态,科学无止境,直理无绝伦”。
总起来讲,为什么我和他能跨越地位的悬殊而成为朋友? 一方面,他出身草根阶层,当大官却不变质变色,平易近人成为本性。另一方面,他是思想家,而我也是思想者(不能称“家”),所以精神交流、意气相通。他遂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忘了我乃一普通教授(非院士也)。18年交往,我有许多收获,遂作此文,用作他90大寿贺礼。当然另有鲜花,祝他健康长寿,成为百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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