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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访谈：科学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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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02年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科学历程”栏目做了几期访谈节目，题目是“以科学的名义”。以下是其中一集《以科學的名義：游戲規則》的访谈录音整理稿。受每集时间限制，播出的内容比访谈内容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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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各位好，歡迎來到科學歷程，上一集節目我們談到了小科學到大科學轉變的過程，科學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大的系統，需要很多人共同來協作完成，這就需要一個游戲規則。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科學的游戲規則。我們請來了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的武夷山研究員，還有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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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在科學的最初階段或者說小科學階段，科學研究大部分是一種個人的行為，那么沒有一個共同的准則，或者說很少有這種共同的准則。
武：在科學發展的早期，確實是以個人的一些行為為主。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說小科學，它的小有几個含義了，一個是它的規模小，一個是需要用的資金少，一個是參與的人也比較少。 00：01：41：00
記者：我記得當時好多科學家都是，比如說有貴族在支持他，或者有一些科學家本身就很有錢，他會拿自己的錢來從事研究？
武：對，當時最早是一些所謂恩主式的贊助，就是有些王公貴族他拿出一些錢支持科研人員，確實有的科研人員自己就非常有錢。像英國著名的科學家卡文迪什，他本身是一個貴族，他衣食無憂了，那么他把他的時間、精力都投入到研究。到大科學階段，科研經費主要來自外部，政府基金會都是外部的，既然是來自外部的話，肯定對它的要求就不一樣了，因此在小科學那個階段他自己對自己負責，或者對一個貴族負責就行了，到大科學階段就不一樣，他要對經費提供的單位負責，所以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劉華杰：那時候科學共同體還沒有形成，或者說只有少數的科學家，少數的科學家分散在各地，沒有形成一個緊密聯系的科學共同體。科學共同體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指一個群體。在一個群體中，要使系統很好地運作起來，需要一些規則，內部的行為准則等等。這在小科學的時代不可能，因為科學共同體不存在。到了大科學，這就是很必然的一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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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剛才
武：個人投资的比例是肯定比過去减少了，但是現在在西方國家，個人赞助還仍然是，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盡管它占的比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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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小科學到大科學，這個轉變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性，就是科學的重要性在發生著變化，以前可能是個別的王公貴族對科學感興趣，他就來資助這個事情。到了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學顯得十分重要，變成一種國家行為，就不是由少數人能對科學說了算，這時候它變成一種國家行為，任何一個國家想增強國力，它就要依靠科學的發展。國家首先就成為資助科學的一個最大的一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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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國外好像就有很多科學研究基金會，專門給科研提供經費。包括現在我們知道克隆研究，好像很多的基金會在支持。
武：其實叫基金會這個名稱的，有的是政府的，像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它名稱叫基金會，其實上是聯邦政府的一個機構，它是在美國支持基础研究最主要的部門，但是確實还有很多民間的基金會，他們在資助科研活動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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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像在美國，它主要有四大系統來資助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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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小科學那一階段，我們對于那些科學家的理解，好像都很神祕，好像是獨自躲在實驗室里搗騰那些瓶瓶罐罐，可能產生這種印象，好像它與外界沒有那么多溝通，好像沒有關系。
武：您說的這個跟小科學的特點有關系，小科學的特點我給它概括一下就是個人的興趣、個人的技能、個人的資助。個人興趣主要是自己喜歡什么就研究什么，確實就像您說的跟外界關系不大。
記者：自我的行為。
武：就是根據個人的興趣。個人技能的話，那就是說他本身有什么特長就做哪方面研究，像有一個科學家叫列文虎克，他磨鏡片的，磨眼鏡片的這種技能很高，所以他就做了顯微鏡觀察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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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個人資助，就是從經費來說是一些王公貴族那種恩主式的贊助，或者是有的科研人員本身就很有錢。像英國歷史上著名的科學家卡文迪什，卡文迪什實驗室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他家里面就是貴族。他是一個公爵，那么他衣食無憂，所以他就把他的時間、精力都投入搞科研了。到大科學時代，這几點都變了。雖然个人興趣的事仍然是比較重要的，但是更多要考慮社會的目標、國家利益，這方面考慮更重一些，所以不是能夠完全憑個人興趣選題的。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英國由于和反法西斯作戰的需要，在雷達有關的科學、技朮這方面花的成本也很多，取得的成果也非常多，這不完全是興趣。另外從技能來說，現在研究的對象非常復雜，比如研究全球變化，不是光氣象學家就能研究得透的，需要氣象學家，需要地球物理學家，需要生態學家，需要跨學科的這么一個團隊，也是跟小科學相比一個很大的不一樣。經費來源也不可能是靠個人承擔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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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小科學階段，好像我覺得很多科學家都不用擔心錢，像達芬奇有興趣研究一些東西，好像有一個貴族一生都在資助他，是不是也不用考慮什么回報，你隨便研究你的，我給你錢。
劉：實際上這里關鍵是一個人數的變化。在小科學時代，科學家的總數還是很少的，所以他的行為應該說比較簡單。最主要是向他的資助方、恩主负责，有成果向他交代就可以了。科學家與科學家之間基本上是不見面的，也沒有什么溝通，論文也沒有什么發表，不像現在大科學時代這樣，大量地發表論文，科學家之間開討論會，報告你的研究進展等等，所以人少就不存在問題。那研究大了就不好說了，他就得有行為約束。
記者：而且以前的科學家好像也不用考慮那么多，比如我這個研究可能給社會、公眾帶來什么影響，他只要考慮滿足我自己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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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因為當時從科學發現到最終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這個周期也比較長，他也沒有那样的認識，現在隨著科學技朮與社會關系越來越密切，從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周期，在很多領域里都越來越短了，而且整個社會也認識了科研是一種很重要的投資，有可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回報，這樣的話，大家都意識到這一點了。
記者：所以我們發現在大科學時代，現在對于這種科學資金的投入也是多元化的，有很多渠道，不像現在僅僅是個人包括您說的恩主化的投入，我赐予你，現在可能有更多其它的渠道，包括政府。
劉：伽利略那個時代，他想研究什么東西，比如做一個望遠鏡，他要募集一點錢，求一些王公貴族，做出來以后首先獻給他，而不是獻給政府，也不是獻給社會，更不是獻給公眾的。那個時代就是那個樣子的，要負責的是他的出資方，就是少數的王公貴族。現在大科學階段就完全變了，把一種個人行為變成一種國家行為，代表一個國家的實力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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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現在一般對科學的這種投入都有哪些方面，比如我現在聽說國外有些基金會專門是投入這個科研的，除了基金會還有沒有其它一些投入方式？
武：在很多國家就是以政府為主，但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特別像美國這樣的，企業，可能作為科研投資方來講，已經比政府更加重要了。另外個人捐贈，雖然占的比例不高，但是還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惠普公司的總裁之一是帕卡德（惠普，HP，一個是休萊特，一個帕卡德），帕卡德家族非常有錢，就把大筆的錢捐獻給他們母校。在美國個人捐贈數量也是相當可觀的。
記者：在我們國家好像這種企業對于科研的投入還是比較少的。
劉：像美國是有4大系統。排在第一位的還是聯邦政府，因為它是國家行為，政府投資大概能占到20％多，接近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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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企業，但是實際上占的比例比政府還要高，就是指R＆D，就是研究開發費用。政府占到將近30％，而企業占到60％多，將近70％，是非常大的一個比例。你剛才說中國這方面。中國的企業部分所投入的研究開發費用是比較低的，它還沒有認識到科技對這個企業的創新、企業的競爭力的重要性。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中國的企業也可能要重視這個科研開發的投入。比如像國內現在的海爾、海信這種大的公司，它的研發活動做得很好。
記者：我最近也發現報道好多企業都成立科技攻關小組，在企業內部成立，專門撥出資金搞科技攻關。
武：他剛才談到聯邦政府雖然從經費來說是第一位，但是其實是最重要的，為什么？因為企業資助主要是內部的，它產生的效益是這個公司的效益，而聯邦政府支持的是一些公共的科研投資，它產生的成果是屬于整個社會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聯邦政府的资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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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而且他資助的是很多沒有眼前回報的基礎性的研究。像美國科學基金會NSF主要資助基础性的研究，沒有那種明确的目標導向型，你今天投入多少錢，明天就拿出多少產品，這么一個急功近利的想法。企業，就要考慮的，投入了馬上要有回報。
記者：可能投資科學研究有這種短期的回報還有長期的回報，有些人可能更關注于長期的回報，包括对于公眾的這種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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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覺得科學它作為一個大的系統，它現在可能不僅僅是一個資金方面的投入，才能保証它這個系統運轉。我們就簡單把它比作是一個汽車，一個有效行駛的汽車，資金投入可能僅僅是一個動力資源，僅僅比如像汽油一樣，現在在科學的大系統里邊可能包括其它方面，保証一個汽車有效運轉可能需要管理人員，需要維修人員，還需要道路的建設，等等其它方面的一些配套的系統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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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你剛才那個比方挺好的，您剛才說汽油是一個動力系統的話，汽車也需要導向系統，也需要剎車系統，那些方面都是根我們所謂的運行機制，游戲規則有關。
記者：除了資金的投入還有什么游戲規則能夠保証科學這個系統良好的運行，應該說就是……
武：對如何激勵科研人員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激勵機制是您剛才說的這個大系統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英國著名的科學社會學家一個叫齐曼的，他打過一個比方，他說搞科研，對科研投資就像買彩票一樣，一個人肯定買很多彩票，他知道多數彩票那個錢是白扔的，但是他希望某一個彩票能夠中大獎。同樣搞科研也不是每個科研项目都成功的，多数都是要失敗的，但是我們希望某些項目成功了，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能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它的成功能夠把其它科研項目的失败损失都能夠補回來，這樣，他就說搞科研項目像買彩票，對于一個宏觀层次，對于一個社會、國家是這樣的，但是對于某一個個人可能是挺悲慘的。你搞一個科研，辛苦了几年、十几年以至于几十年，最后的結論可能是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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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這個結論對于整個科學事業是做出了貢獻，人家認為是此路不通就不走這條路，但是對于個人是挺悲慘的，所以搞科研有巨大的風險，既然有風險的話我們就要有不同的方法回報，這樣才能激勵做這樣的事情。因此激勵機制是非常重要的。
劉：它也能使這個系統良好地運行，比如像美國的科研資助很高了，全國大概達到2600個億美元，這是相當大的一個數字。那么你若平均分配給各個想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讓他來做科學，最后有的人做出來了，有的人沒做出來。要使這個系統繼續運行下去，需要有一個比較好的激勵機制，做出重大發現的人就給他獎勵。做不出來，下一次申請經費可能就有點困難了。这是保証系統良好運行必要的一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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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我覺得這個對于很多科學家來說不公平。因為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學研究應該是沒有失敗這個說法，因為它每一次失敗可能都是一種“成功”。反復驗証這是不可以的。
劉：但是有好壞之分、大小之分，不可能大家都去從事科研，做出來的成果都一樣。事實上也是不一樣，有些人做科研，多數是做不出來的，比如像可能90％的資金投下去沒影，打水漂，但是是必要的，你不投這么大一個比例下來，那10％你也拿不到，90％做不出來是很正常的，但是對于做出10％成果的人就要給予某種獎勵，因為他的能力確實與眾不同。
武：或者他選題的眼光比較准，能夠堅持把它做下去。
記者：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現在有很多的獎項，包括我們前一段時間做諾貝爾獎也是，其實獲得諾貝爾獎的都是在某一領域獲得了重大成果的這些科學家。這也是對科學家的一種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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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這個激勵無非就是精神激勵和物質激勵，我們老百姓說的名和利，就是這么回事。
科學家也講名和利，以前把科學說得太神聖了，科學家只為了增进知识，不考慮名利，這是不對的。
武：這不符合實際情況，可能有少量的科學家，他確實是把純知識的追求放在第一位，但是我們現在整個社會需要科研活動，你把這種少量科學家能做到的來要求其他人是不可能，整個系統有效地運作好，還是靠精神激勵和物質激勵，你剛才說的諾貝爾獎，可以說獲得諾貝爾獎是名利雙收了，對吧，這是一種。除了諾貝爾獎之外還有別的獎項，因為諾貝爾獎沒有包括數學。像數學領域有一個費爾兹獎的是4年評一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它各種獎还有很多。
劉：總體上能得獎，能夠得大獎的人還是非常少，雖然獎項很多了，能夠得大獎的人畢竟少。大陸的科學家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拿到這個諾貝爾獎，但是這個獎勵系統并不是說只有這種大獎，還有一些小獎，除了小獎以外還有別的形式，可以對科學家的工作進行承認和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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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像用我們的署名等等，都是對科學工作者所做出貢獻的一種承認或者是肯定。
記者：論文的署名，現在除了論文的署名，可能其它獎項的排名也比較困難，現在諾貝爾獎就有這種情況，就算同是一個科學項目，可能很多科學家共同從事這個科研，最后取得成果，到底這個獎給誰，或者誰排在前排在后，還有這種問題，甚至有的可能本來是學生得的，后來頒給了老師。
武：評得合理不合理是相對的，絕對的合理是做不到，我們主要是看，從大的方面說，設了這個獎項總體來說是不是科學向前推進了，具體這個做法可以通過具體措施加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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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有沒有一個科學的評價方法，比如說，這個科學家他的論文就是比如說最好的，這個科學家就能獲獎，就好比我們工業產品的這種ISO認証系統，就是質量認証系統，在科學界有沒有這種認証系統？
武：就是完全這么對應的應該說還是沒有，因為就跟老話說的，隔行如隔山，科學是分化為各種不同領域的。總的說來，不是你這個行業里的人就是不懂這一行，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對干得好壞，科研績效的評價根本來說是用同行評估的方法，這是用了很多年了。從小科學階段逐漸形成的，是同行評議的方法。
記者：同行評議是不是有點太主觀了，有時候比如我們倆關系不錯，或者我對你個人就是有好感，有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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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同行評議確實有很多缺陷。一個缺陷就是您剛才所說的所謂老關系網，因為科學分枝分得很細了，有時候你評審的時候把名字蓋住，匿名，但是我一看這個項目就知道哪個在做，就是這么一個小圈子，就是老關系網是同行評議的一個缺陷。另外，它不利于多學科、跨學科項目的發展，而我們現在的發展需要多學科協作的分工研究，因為社會、自然進程是非常復雜，因為你任何一個專家都是每一行當的，數學專家、物理專家、化學專家，我們沒有一種專家名稱就叫做多學科專家，可能這個人懂的是物理和化學，但是你讓他評物理和生物的跨學科項目又評議不了了，所以以往的評議對多學科項目是不利的，這是第二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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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缺陷是對年輕人不利，因為這些評委往往都是權威了。他們有他們的一些既有的一套也可以說是理論體系，往往對新的東西他們比較難以接受，因為新東西很可能把他們老的一套徹底顛覆了，等于他的權威地位沒有了也可能，當然也不能絕對地說這種保守性就是壞的，因為知識系統還有一個內核，還是有一部分人需要保守一點，維護內核的地位，但是不管怎么說，同行評議還是有它一些缺陷。
劉：但是同行評議至少可以保証科學的連續性，因為科學知識的增長屬于不斷進化、不斷累积的事業。在科學中不會今天發生革命，明天又來一個革命。革命是有的，但是大革命是很長時間發生一次的，科學（建制）保証了這種連續性。同行評議保証你發表出來的東西是貨真價實的，是真正的科學進步，而不會是某几個人說了算，我們倆認識，互相吹捧一下。現在科學系統里所運用的同行評議，基本可以避免這些東西。
武：避免一些很嚴重的東西。
劉：但是你想找一個簡便的方法，通過普適的[方法]，通過它一試，把科學最重大的發現一下子就找出來了，然后就給他頒獎，這個現在也沒有。有一套辦法，但是沒有一個特別靈的唯一簡單的一個辦法。
記者：有什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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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因為剛才說的，因為同行評議有缺陷，國際科學界越來越多地采用一些定量評估方法來作為它的補充。定量評估就要采用一些指標來評估。基于SCI的一些評估，是目前在基礎科學研究當中用得最多的一些指標，是這樣的。
記者：SCI？
武：SCI是這樣，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三個詞的第一個字母的縮寫，是60年代的時候，美國一個情報學家，就是我這個行當的情報學家，他發明的。
記者：應該是一個科學文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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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它的來歷是這樣的，這個情報學家叫加菲爾德，他說怎么能創造一種新型的檢索工具。過去的檢索是分學科的，我是物理學家，我去查物理學文摘，他是化學家查化學文摘。但是他想到，他受法律上面有一個叫夏泼德索引的啟發，因為在英美這樣一些不成文法系的國家，在判一個案子的時候，非常重視過去的判例，類似的案子過去是怎么判的，所以就編了一本夏泼德索引，供律師參考。我可以很方便地查，然后我可以引用這個案例。那么加菲爾德就想到了，他說律師在引用，科學家也在引用，我們有一個參考文獻，參考文獻是引用別人的東西，其實這個參考文獻也是一個很好的檢索途徑，特別是對于這些科学研究的，比如我是物理學家，我從事生命科學的研究，我在物理學文摘上查不到其他什么人，我的同行也在從事生命科學的研究。但是如果有這么一個科學引文索引，我看看生命科學的文獻里面，引用生命科學文獻的還有哪些物理學的人，那些人可能就是我的同道，所以他就發明了這么一本科學引文索引，60年代問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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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人們才發現，其實它也可以作為一種評估工具，這不是他當初的目的。比如我們想知道兩個國家，哪個國家的科研實力更強一些，如果同行評議要找數學家坐下來議一議，數學哪個最強，找物理學家坐在一起來議一議，物理哪個國家最強。但是我們用科學引文索引，我們一看論文總量，被科學引文索引收录的兩個國家的論文總量相差大不大，再看看被引用的總量，論文發表了有些被引用，有些無聲無息，根本沒有人被理睬，被引用的總次數兩個國家有沒有差異。另外平均被引用的次數，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的次數，綜合几個指標，假設說這個國家都領先，那個國家都落后，我們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說這個國家的科研實力高于那個國家，所以就是說，SCI也可以用作評估工具，而且很多人發現確實是一種已經有效，比較簡便，比較客觀，可以避免同行評議的一些缺陷的這么一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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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這樣加菲爾德他通過SCI，實際上是推進了一個學科，叫科學計量學，他也被稱為科學計量學之父。
武：他是科學計量學之父之一。
劉：他還得過一個大獎叫普賴斯獎，小科學到大科學這個概念都是普賴斯提的。SCI的發明人加菲爾德就得了第一屆的普賴斯獎，（SCI）對科學計量學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到現在都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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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我剛才聽完之后，我覺得這個SCI這個評價系統，主要還是看看你論文被引用的次數，主要還是一個量化的標准。那么它會不會就是說，影響它的質量。比如說有沒有人提出過反對意見，有些文章可能是由于最近比較流行，它也許科學上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由于最近流行，所以很多人都寫文章都來引用。或者說有沒有其它一些有濫竽充數的情況？
劉：你首先是說它表面上反映的是一個量的東西，有沒有質的東西？實際上量和質都是聯系在一起，選刊的時候，首先選影響比較大的，質量有保障的學朮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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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因為全世界的科技期刊的總量是非常多了，他們一共才收了几千種，而且這些刊物都是通過同行評議的，就是說這些刊物對于作者的投稿是要經過審稿。
劉：嚴格審稿。
武：嚴格審稿之后才能夠發表。就是這個關把得比較嚴，所以能夠被科學引文索引所收錄，就已經對質量做出了一定的評價。另外論文被引用，不一定是能夠反映質量，至少是反映了影響，哪怕你的論文被人家批評了，這也是產生了影響。當然我們寫東西，做研究都是需要影響的，不能說它只能反映了量，它部分還是反映了質量跟影響。
記者：另外我還有一個擔心，只有經過同行評議這個論文才能發表，有很多業余愛好者，比如像我們知道当年的華羅庚，他可能寫一篇論文，肯定是沒有同行來給他評議了，這個論文肯定不能發表，甚至他的才華可能就要被埋沒了，業余選手在這種職業比賽當中。
劉：有這種可能，但是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為什么？以前，科學家少的時候，（可能）冒出來一些很厲害的業余科學家，最后成為大家，包括華羅庚這種人。在現在這種教育體系下，再冒出一個業余科學家然后再出重大貢獻，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因為現在從事研究，一般要有一個博士學位，如果你沒有一個博士學位，你從事科學研究，一般來說你資格都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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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就是說牛頓的比方，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你沒有經過基本的培訓，前人肩膀多高你還沒夠著就是這樣。另外你剛才的擔心，如果我們有一個多元化的機制其實可以避免這個問題。因為不是所有的期刊都是這種需要評審這種類型的期刊，也有一些期刊是編輯部主編可以說了算，我認為要發就可以發，并不等于說這樣的期刊都不好，并不是等于說這種期刊發表的文章都不行。你比如一個典型的例子，著名的語言學家喬姆斯基，他的論文都沒有發表在那些經過嚴格審稿的那種類型的刊物上，他個人的習慣，他對投稿不大重視，誰向他約稿他就投了，給他約稿的那種刊物不是像那種SCI這樣所謂檔次高的，他就投了這樣的刊物。但是有一句諺語說的，是金子就會閃光。他那個好東西發表在那些非主流刊物上，最后還是獲得了成功。
記者：所以喬姆斯基現在也是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了。
劉：有很多人擔心，我很有才最后卻被埋沒了，這種可能性很小。你若是有真東西，有真的科學創新，最終還會被人發現的，只是推遲一點而已。
00：29：38：07
武：像前几天中國的一位天文愛好者張大慶，就是長期觀測發現了一個彗星，后來那個彗星由日本人跟他的名字共同命名的。他發現了以后打電話給職業天文學家的朋友，那個人又打電話給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就認可了他的這個發現。
記者：那應該不是一個專業的。
武：他是業余的。
劉：當年有一個段嚴星，也是發現了一個新星，然后報告了，天文學家按他指出的天區去觀測也發現了。這個還是承認的，（新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記者：其實我們剛才談到資金來源也好，激勵機制也好，評價機制也好，其實都是對這個科學系統運轉內部的一個機制的問題。但是我們知道科學現在和社會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了，科學這個系統要運轉，可能還要受到社會方面的制約。比如公眾對科學的評價，比如倫理道德對科學的制約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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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我聽說論文的署名好像規矩還不太一樣，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規律。
劉：對于署名確實很重要，但是現在很多人搞不太清楚，甚至在科學界內部有人還對署名搞不太清楚。但是在國際上慣例上一般有三種署名辦法。第一種也容易想到，誰的貢獻大就排在最前面。比如我們合伙有四個人做了這個工作，我貢獻最大，我的名字理所當然應該放在第一位，依次排下來。這是一種署名方案。
00：31：25：07
記者：我覺得這樣可能產生一種沖突，有的時候大家不服氣，你憑什么排在我前面。所以我看到好多書上，印出來一般都是署名不分前后，就是這種情況。
00：31：46：00
劉：不分先后也是一種排序，這是一種署名方案。還有一種署名方案就是誰貢獻大排在后面，當然這種方式越來越少用了。分不清怎么辦，還有一個辦法，按照字母的升序，按A、B、C這么排下來，這是三種慣常的署名方案。但是第一種用得比較多，就是誰貢獻大，誰署到前頭。SCI還是反映第一作者，第一作者很重要，人們爭著搶著做第一作者。
記者：SCI還是用這種誰的貢獻大誰排在第一位，
武：SCI是每個作者都能查到。就是檢索的時候都可以查到，剛才劉華杰說的這種按字母次序，有些是几位科研人員經常搞合作的，輪排的，你A開頭，他B開頭，我C開頭，這次是排你，下次是排他。因為有時候對貢獻分不清的，真的分不清。與其把精力討論在你第一還是我第二，不如把精力（用于）寫一篇（新）論文，輪流做庄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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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科學家也是很幽默的，喜歡開玩笑。總體來說論文署名是很嚴肅的事，也有人開玩笑的。美國有一個挺有名的物理學家叫贝特，發音和希臘字母的β是一樣的，還有一個物理學家叫盖莫夫，就是大爆炸理論，跟他有關的，跟γ發音很像。他們倆人合寫一篇論文，他說不行，我們得找一個α，就找了一個朋友叫阿尔弗雷德，發音快一點就是α。最后論文發表的時候，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第三作者分別是阿尔弗雷德、贝特、盖莫夫，聽起來就是“α β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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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這種還是少數幽默的例子，多數人還做不到那么休閑。署名還是很重要，因為這次不署名，下次申請基金人家不批准你，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它保証了整個系統的運作。默頓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外行人看著科研論文不太理解，說這個論文寫得比較羅嗦，有大量的腳注，有大量的參考文獻，還有致謝，署名又一大堆，這些東西有什么用呢？這就錯了，為了保証科學系統的正常運作，這都是必要的組成部分。要感謝與他有關的人員，就是使他的貢獻給體現出來。這樣（每人的工作）都得到承認，系統才能運行下去。
記者：不過我覺得我們還是期待多一些這種幽默的科學家，心態比較樂觀的科學家。我現在還知道你發布一個科學成果不能隨便開新聞發布會了，得先發表論文以后，才可以。
劉：在科學界內部還有這么一個約定，不成文的約定，但實際上要求也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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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出了一種發明創造，一個重大的發現，或者是實驗上一個重大發現，你不能隨便召開記者發布會，我跟哪個記者認識打個電話，然后就發布出來。至于為什么不能這么做，它有潛在的危險，因為個人都是容易犯錯誤的。科學本身也承認，科學容易犯錯誤，你認為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可能搞錯了。比較妥善的辦法是先寫論文，通過同行專家評議，這一關過了以后，正式發表了以后，你再找記者開新聞發布會。這種東西其實在內部的守則中寫得很清楚。
記者：就是成文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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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對，我還帶了一名小書，就是《怎樣當一名科學家》，副標題是“科學研究中的一些負責行為”。如果你首先找記者發布你的成果，就屬于一種不負責的行為，就容易引起一些誤會。或者犯一些錯誤。這種例子有沒有呢？實際上是有的。
記者：有違規行為。
劉：有違規行為容易引起一些問題。1989年有個冷核聚變，弗萊希曼和龐斯，他倆本身搶著開新聞發布會，最后証明這個事本身就沒有。到現在10多年過去了以后，也沒有証實這個冷核聚變。當時開了發布會為什么，就是想爭這個榮譽，因為這個有可能，如果真的做出來以后有可能得諾貝爾獎，就改變了能源結構問題，大家都搶這個榮譽，爭著跟記者見面，但是這個事實本身還沒有確立起來，它就是一個違規操作，如果經過專家同行評議發表出來就好辦一點。后來有人想重復他的實驗，問你的實驗具體怎么做的，他又做不出來，或者以保密的理由拒絕說這個事情，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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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發現現在科學成為一個大的系統以后，好像這種利益沖突也越來越多了。
武：就是我前面說的，由于從科學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這個周期比過去短了，就是很多科研項目它有潛在的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在中國老話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嘛，也有少數科研人員經不住這種利益的誘惑，就會做出違規的行為。比如說對于搞科研的人，論文成果要發表，就公布出來，讓大家共享，這是一個起碼的，但是他拿到科研經費是某一家公司資助他的，公司就可以說你晚一點發表，這就是一種利益沖突。
刘：他要求你先申請專利然后再發表，發表核心的東西也不全部發表出來，因為有專利保護。實際上关于于這個行為，這個小冊子講得很清楚。比如講，首先講科學是一個社會現象，有社會基礎，你的實驗數據怎么處理，科學家有些價值觀念，利益沖突，文章怎么發表，榮譽怎么分配，論文怎么署名，科學工作中的錯誤和一些疏忽怎么辦，科學中的不軌行為，抄襲或者是剽竊這種東西怎么處理，對違背道德標准行為的反应，講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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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這個小冊子是干什么用的？在美國是發給從事科學研究的這些研究生，碩士生、博士生及導師的，給你們看的。“你們先看看這個東西。它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一個行為准則，然后你再進行科學研究，免得以后有些爭端。”這個書在美國1995年的時候，就發行了20萬冊，几乎是人手一冊。譯成中文以后只印了5000冊，而且很多人不知道，中國為什么現在發生那么多不軌行為，跟我們所受的教育也有關系。
武：有些人是明知故犯，有些人可能是不知，規律也不懂。
記者：但是我覺得起碼的規范大家應該知道，比如說像剽竊這些行為，這些里面大家應該有意識。
劉：但是有人已經剽竊了或已經抄襲了，他不認為自己剽竊了，抄襲了，像這種小冊子就告訴你，什么樣的是抄襲，什么樣的叫剽竊，遇到這個事情各個部門怎么反應、怎么處理，是否要開除他？
記者：但是像這種違規行為，比如像國外的克隆技朮，沒有發表論文，就急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就發表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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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當前討論的一個是意大利的一個醫生，他說克隆人已經懷孕8個月，真的假的也沒有實驗報告，也沒有論文。就是他召集記者准備宣布，引起社會嘩然討論這個行為，嚴格來講他也是屬于違規行為。
記者：剛才我們把科學的大系統比喻成為一個有效運行的汽車，那么剛才我們談的這些，包括資金的支持也好，包括名和利，包括成果的評價，這些可能都屬于內部的約束。但是一個汽車要有效地運行，可能還有些外部的運行，比如這個車速是快是慢，是不是要遵守什么樣的交通規則，是不是有這樣的一些約束。比如社會方面對科學的約束，一項科學研究可能現在很多人有异议，公眾尤其對科學會產生不信任感。比如說我記得，我大二有一首歌唱到，我們不要為科學游戲污染了天空，我們不要讓未來變成無知的光榮，在很多人文方面，比如說一些藝朮家或者是一些音樂工作者，他們好像在他們眼中把科學看成一種科學游戲，認為很多對于環境的破壞也好，都是科學家的一種游戲，好像對科學抱著一種那樣負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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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這是一個普遍現象，而且將來可能更加嚴重。2000年英國上議院通過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就叫做《科學與社會》，講的就是科學與公眾，與社會打交道所遇到的一些約束和行為規范。剛才我們討論都是科學界內部，你們自己科學共同體的一些規則。現在討論很多的是外部的約束。它那個報告中一開始就講，公眾和社會對科學不信任，科學面臨著一種信任上的危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事情呢？這個工作做得很細，是科學社會學家所做的。
實際上我們剛才討論的也有一部分是科學社會學家來做的，屬于像默頓學派做的。考慮外部原因，這伙人的工作叫做SSK，科學知識社會學。它起源于英國愛丁堡學派的社會學家來做的一些東西。基本的出發點，科學并不像宣稱的那么神聖，是屬于一個世俗事物，我們要以平靜心看待科學家，看待科學的過程，看待科學社會的影響。要檢討社會的負面影響，科學的發展及其應用是否導致了一些負面的東西。
[此處插入部分ＳＳＫ書的封面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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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這個和我們以往的觀點好像還是有些沖突，我知道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科學是很神聖的，這個詞好像是一個褒義詞，科學家都是為了追求真理，奮不顧身這樣一些偉大的人物。剛才您提到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好像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評價科學和科學家了。
武：就是有很多科學家確實是忘我的，他們沒有什么名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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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等于說就是整個這個世界的推動也要用這種，以他們作為榜樣，以這種方式推動整個事業。推動整個事業該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科學是一個事業，像其它的事業一樣，我們前面已經討論了精神激勵和物質激勵，是這樣的。剛才你談到公眾對科學的不理解、不信任，有一些應當說屬于誤解，但是跟科學家有關，他們沒有把該讓公眾知道的東西充分地讓公眾交流，還缺乏一種討論、交流跟辯論。因為科學本身是探索未知的事物，有很多東西具有不確定性，不是說我科學家知道東西有問題，我非要去干，但是有時候你早期不知道，DDT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當時他還得諾貝爾獎了。后來發現污染環境了，當時你預測不到。另外像冰箱里邊用的CFC氯氟烴，后來知道對臭氧層有破壞，當時搞這類東西的時候，科學家認為它很好，它的穩定性很好，認為它是一種不易燃燒的一種安全的致冷劑，因為后來的東西他預測不到。
記者：所以我們現在都用無氟冰箱，保護環境。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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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發的一個報告，21世紀的科學。對，它譯成中文了，《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宣言》，這是在1999年布達佩斯會議上通過的。這么長長的一個報告里頭講了很多科學的外部約束，講了一些原則。那么首先說，科學在世界上不能隨便應用。公眾要參加討論，人人有權來參加科學事物的討論。科學構成很重要的生產力，像培根講“知識就是力量”，現在完全可以說“科學就是力量”，它確實能產生很大的力量。但是這個力量怎么來運用，它是不是只會造成科學發展、人們幸福？它還有一些反面，像原子彈、生化武器有負面的效應，這個東西怎么避免？不光是科學共同體或者是少數科學家說了算，老百姓有權知道這個研究有什么潛在的危險，我們怎么來參與這個決策。
記者：但是我有時候真的懷疑就是說，公眾包括倫理道德對科學的約束力到底有多大。比如說克隆技朮，很多人包括很多科學家都在反對，但是現在有很多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也好，還是急于把自己的成果發表回來。比如說在核武器方面，像核武器，公眾肯定是持否定態度，但是它照樣在發展，有時候外邊的約束到底對科學的約束力是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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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這恰好說明外部約束是非常必要的，到目前為止可能還沒有一個有效的約束機制，比如聯合國，在國際關系上沒有聯合國行嗎？現在有聯合國，它維和起的作用也不大，但是不等于我們干脆取消聯合國了，我們還是怎么改進聯合國的作用。但是外部的約束確實是需要，你剛才舉的例子是非常對的。因為科學家也是人，人群是有各種各樣的，有的是像愛因斯坦這樣的，愛因斯坦當年對美國研制原子彈，他怕德國先弄出來對吧，給总统提建議。但是后來看到日本爆炸了之后，他在良心上有個反思，所以他就提出來說，為了良心躲避服兵役。他們本來服兵役是有義務，該你服兵役不服兵役是要判刑的，他說，我們可以為了良心去躲避服兵役，我可以愿意去服其它的役，我不愿意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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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員也可以為了良心不去從事一些研究。像美國物理學家費因曼，就是按照愛因斯坦那種思想，他一生中，軍事科研從來不參加。美國國防部資助的項目，錢給的再多，也是跟物理學相關的，他不沾邊。但是也有另一類的科學家，號稱氫彈之父的愛德華. 泰勒，他是匈牙利血統的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他的立場就是：我能研究的我就要研究。所以對于這種類型的人，如果沒有外部約束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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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有很多不同的情況，因為有些科學家，他自我就能約束，我不參與這種殺人武器的研制，但是有人不想參加，別人還想謀生呢，你不想研究，有些科學家還愿意去做呢，所以這是很不同的事情。最終由誰來決定，就需要公眾參與的一個討論，在一個民主的國家需要公眾討論，因為你從事科學研究你花的是誰的錢，歸根到底是納稅人的錢，那么納稅人在這個問題上，就有表決權，他要知道你的研究潛在的影響是什么，我值不值得下一步還支持你，缴纳的錢還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
記者：據說在北歐的一些國家，關系到社會，關系到國家大的科研項目，科學家、政府都要和公眾進行討論。
武：特別典型的是丹麥，丹麥跟荷蘭他們有一種組織叫公民理事會，就是重大的一些可以說是政治問題，但是政治是很廣義的，包括一些科技政策問題，都要和公眾一塊兒討論的，而且它們的這個機制就是公民和科學家的對話，其實這種做法非常好。一方面這個過程是一個很好的科普過程，因為科學家來解釋，你說轉基因作物安全，你為什么說安全，這時候公眾對你很關心，這是一種很有效的科普，他不關心的時候，你說什么他也不聽，一方面是个科普的過程，另外一個過程是通過討論逐漸取得共識的過程，最終可能沒有完全取得共识，但是雙方的差距縮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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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本就是不讓公眾討論，認為你們什么都不懂，這里我們說了算，造成的結果是什么呢。比如在某些國家转基因作物，公眾反對，科學家認為安全，公眾反對，結果产生把轉基因作物大田作物都給燒了一些過激的行為。這種討論、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劉：約束是實際存在的，如果科學家意識不到這一點，認為我從事科學研究，你們老百姓不懂，或者外行、人文學者不懂，你不要參與，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現在給科學家提出一個很高的要求，你既要從事科技創新，同時要從事這個向公眾解說，使公眾理解你所研究的這個東西有沒有什么危險。轉基因作物的普及，像克隆，克隆動物，現在涉及到克隆人等等一系列問題，你必須跟公眾進行廣泛的討論，達成某種妥協，某種共識，才能夠去運作它。
記者：科學家我覺得經常把我們弄得很糊涂，比如說以前我看一個報告說吃土豆對身體很有好處，應該多吃，過段時間看的話，多吃土豆對健康不利，增加膽固醇之類的，經常被專家本身的觀點搞得很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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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不能單純說專家，媒體、專家，有些跟商業利益搞到一塊兒了，所以我們作為聽眾，一定要有清醒的頭腦，很多人說吃這個好，吃什么藥好，補這個好，這個說補那個好，也有人做廣告，為什么沒有人說吃米吃面好，吃米吃面當然好，但是吃米吃面沒有一個公司在宣传，沒有廣告商支持它，米面是農民種的，那些藥品是有那些廣告商在背后支持的。
記者：有些人懷疑公眾的判斷力，尤其是在科學事件當中，他們覺得普通的公眾對一個科學事件能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嗎？
武：這是一個變化的過程，一方面公眾如果什么科學知識都不懂的話，他確實是很難說上話。但是由于關系到公眾的利益，你不能說他不懂的東西就不跟你說。其實就跟醫學研究一样，你拿他做實驗，你要讓他知道，我要拿你做實驗，這要知情同意。他沒有文化，文盲，也要告訴他，另外有些公眾文化科學素養還不夠，你在解釋的過程中怎么采用其它方法。另外一方面，也不是說公眾的一切思路都是不合适的，他們的思路跟科研人員不一致，也不能說他們都是無知，都是錯誤。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按照有些科研人員，一些風險評估人員的算法，他們認為空運是很安全的，他們的算法是，空运运载人數乘以里程數，以這個為分母，以死亡人数為分子，來這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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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一算，他覺得公路更不安全。但是百姓的心理，我開車我有控制，我在天上沒有控制，所以他就擔心，他心理上就覺得航空就不怎么安全，不能說有這種心理就完全是無知的表現，對吧，這是很復雜的。
記者：我知道荷蘭的球星伯格坎普，就是一直一生都是拒絕坐飛機。
劉：公眾的心理必須要考慮的，公眾有這種懷疑的權力，尤其涉及到一個民主的問題，因為現在科學的運作是在一種民主越來越廣泛的社會體制下運行的。那么公眾不了解，不了解有公眾自身的原因，但是也有你科學界的原因。所以像在一些發達國家，從事科學研究的這種部門，都有一個公關部門，处理公眾事務，要向他解釋。如果從事這個基因研究，他要拼命証明這個作物是安全的，沒有什么問題的，讓公眾相信。（他們）參與一些公益活動，社區的一些講座等等。相當于拉選票一樣，讓公眾支持他。如果公眾不支持他，下面在這個州或者在從事這方面研究，你是拿不到錢的，這是很簡單的一個約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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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另外，與公眾的交流確實非常重要。像法國核電是很多的，但是法國公眾對核電的恐懼感比別的國家要弱，因為他們有很好的做法，歡迎到核電站參觀，距離感拉近了，陌生感消除了，恐懼感也消除了很多，我們在這方面確實還是比較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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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今天跟兩位老師，通過聊科學游戲規則，我們知道科學不僅有一套自己內部的運作機制，同時還要受到很多外部條件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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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給我們介紹一下什么叫同行評議？
武：在科學共同體有這么一個特點，就是說，科學同行就是行業內部的專家是權威，而不是長官是權威。所以涉及科學重大的決策都是由同行評議來做出這樣的決定。比如說一個期刊收到了投稿，要不要录用？要經過同行評議，一個基金會收到了一個科研項目的申請，批准不批准，也由同行評議。最后這個項目做完了結題，通不通過，做得好不好，也要同行評議，一個國家要進行一些優先學科的選擇，你不可能什么事都做了，有所為有所不為，做哪些學科，放棄哪些學科，哪個多投錢。哪個少投錢，還是由同行評議。
劉：不能由少數領導人說了算，領導不懂這個事，所以要同行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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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這個同行一般是不是都是針對某一個論文，都是這個領域的？
武：必須是懂行的人，像英國物理學家能夠審稿的，專門有一個網，就是比如你要審某一個粒子物理學的稿子，找谁审？他們知道，比如，我們一個中國的期刊想找一個國外的人來審稿，你可能還不知道找誰合適。它那個網本身是具有商業價值的，它那個數據庫很值錢的。
記者：如果有這種違規的行為，有沒有什么懲罰？
武：在發達國家還是有一些比較嚴厲的懲罰的。比如說在美國国立衛生研究院，專門成立了一個叫科研廉正辦公室，這個“廉正”是廉潔、正直的廉正，就是正確的正，英文是“Integrity”，為什么要這么做呢？為什么在国立衛生研究院首先成立這個單位，就是在生命科學，在生物醫學領域違規現象更多一些，因為制藥都牽扯到巨大的經濟利益，好像這方面違規現象多，他們就成立這個辦公室。任何科研人員拿的是聯邦政府的資助，如果你違規了，有什么偽造証據，跟某些公司有什么不正當交易，種種任何違規行為，一經發現查實了，美國政府有一個出版物叫聯邦文告，查實了以后把這個科研人員名字要公布出來。他哪件事情違規了就要公布，這樣他們這樣的人就威風掃地，等于是他的科研生涯以后基本上沒戲了。
記者：這是屬于我拿到了聯邦政府的錢當然要受到聯邦政府的約束，有些科學家拿的是私人的錢，這種情況有沒有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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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也是一樣的，科學共同體內部也是有行規的，比如期刊方面偽造了數據或者剽竊別人的東西，經發現查實，他們把這個稿子就要撤回。有時無心造成的錯誤要更正。這個稿子根本數據是偽造的，他要處理，要撤回，也是在期刊上予以公布，基本上這個人以后想干科學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是很嚴厲的惩罚。
劉：咱們國家管它叫學朮腐敗。在英文叫不軌行為。對這個不軌行為，一般有人舉報了，就是在哪個大學、研究所，這個大學或研究所的主管人員具有責任，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有３到５人去調查。調查了一个階段要寫出評估報告，就不軌行為的嚴重程度進行明確的說明，然后委員會進行討論，將采取什么樣的處分。
記者：除了政府的規范以外可能還有行業內部的一些規范，包括前段時間出了一個教授剽竊論文。
武：抄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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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當然我們的規則還沒有建立起來，清華大學正在制定科學自律規則，一旦出現這種事情有人舉報了，開始怎么操作，怎么運作，在程序上現在要定下來。
武：我們現在規則還不夠細致，還不夠完善，但是正在往正確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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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們今天就聊到這兒，今天我們也談到了科學的游戲規則，包括科學的大系統內部機制，還有外部的約束，包括社會對于科學的約束，那么下期節目我們要聊聊科學和社會的關系，科學對社會的影響。
好，感謝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收看本期的《科學歷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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