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是我的博士导师童秉纲院士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去年先生离去时，众多弟子因疫情原因未能来京送行。今年弟子们相约7月9日齐聚一堂，召开了一个追思会，回忆往事，研讨童先生在教书、育人和科研方面的思想和贡献。延续先生生前的低调风格，追思会的事严格保密，只限于在弟子们之间传达，到日子临近时才告诉了童先生几个生前的好友和长期的合作伙伴。考虑到他许多好友甚至早期弟子也都是年事已高，未敢惊动。当天下午，在国内的弟子们基本如数到场，国外的弟子代表也准备了发言录像。中科大陆夕云院士介绍了童先生生平，身处国外的童先生儿子做了录像发言，国科大常务副校长王艳芬教授代表学校发言，航天一院朱广生院士也发言回顾了与童先生交往的故事。接下来是童先生生前好友和弟子们的自由发言。下午时间有限，发言的人很多，且往往情不自禁，说起来难以收住。最后到了将近6点，会议结束之时，仍有不少人没得到发言机会。我也有准备发言，但最后也没轮到机会。现在把当时所想所思整理出来，作为一个侧面记录。）

我2006年从中科大本科毕业后，到国科大师从童先生硕博连读，2011年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算起来有14年时间是在童先生身边度过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童先生教书、育人和科研方面的往事，其他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也从自己的视角讲几个故事。我入门较晚，已经无缘聆听童先生专业课的教学，但从其他人那里听了很多传说，特别是他受钱学森委托为中科大力学专业首届本科生补课的故事。我主要说说育人和科研方面的事。

首先是真诚待人。这应该是与童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共同的感觉，不论是在生活细节还是学术讨论方面，在童先生身边的十几年中，我时刻感受着他的真诚。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我读书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家庭比较困难，童先生几次找我谈起这件事，还问我老家当地的消费水平，计算每月花费，关心我每月补助能否养家等等。他会想办法解决研究生的后顾之忧，让大家能够安心学习和科研活动。类似的事，刚才其他师兄弟也有提及。

在日常的学术科研交流中，童先生也是毫无院士和导师的架子，把学生当成朋友和合作伙伴。早些年，他几乎每天都来实验室上班。我如果有几天没找他讨论汇报问题，再去他办公室见他时，他都会起身与我握手表示欢迎。他会平等地与学生交流问题，讲逻辑讲道理，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他往往会说双方都回去再思考一下，而不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我还记得，在他八十三岁高龄那年，给我修改英文文章时，曾经翻阅大部头的英文词典，与我推敲某一个介词的用法。

童先生追求小而精的研究队伍，所带研究生很少。当时课题组有三位老师，每年总共只招生1或2名研究生。他在科研方面是抓大放小，充分相信每个学生，但也会经常在心里“盘算”各位学生当前的科研状态、未来的科研计划、甚至长远的工作规划。师母晋老师也多次说起童先生在家里时，也在为某些遇到困难的学生发愁，替他们想办法。他会分析每个学生的优缺点，从科研方法、写作水平、表达能力等多方面给出锻炼和改进的建议。总之，从种种细节来看，童先生是在真诚地育人，践行着他的理念：育人是第一位的，科研成果是副产品。他另一个（常引用的）说法是：我们培养的是人，不是科研的机器。

接下来，我说一下自己对童先生学术科研思想的理解。当前媒体上，有许多对科研评价体系的争论，核心问题是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科研。童先生曾经多次表达过一个观点，做研究要追求两个目标：其一是能写进教科书，其二是有用。我不知道前人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我认为，这两句极其凝练的话，抓住了科研评价的核心。可以说前一句适用于基础研究，后一句适用于应用研究。也可以说两句合在一起，适用于工程科学问题的研究，这反映了童先生践行的工程科学思想。

先解释第一句。童先生有几次谈到，某一个研究领域（如可压缩旋涡流动），大部分问题能计算解决了，近一二十年来都说不断取得大的进展和成绩，但是我们看看最新的教科书，上面的内容还是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就成熟的理论，原来悬而未解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最近的所谓进展和成绩根本就没法改动或增补教科书。那么，我们还能说自己取得多大的成绩吗？还有某些重大的课题项目，可能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可能连具体问题也没有解决，只是把老问题又翻腾了一次，最终都结题了。这么多人的精力的投入，经费的投入，最后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呢？如果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理论结果，物理机制的理解没有得到更新，教科书内容上没有任何体现，只得到一堆数据曲线，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情况或参数稍有变化，还需要重新再来一次大规模的研究投入吗？所以，我理解童先生这一句话，是说我们应该有高远的目标，追求自己的研究结果在未来能改写或增补教科书内容。况且，童先生还说过，“取法乎上”，往往“仅得其中”。

再解释第二句。“有用”是应用或应用基础研究要追求的最终目标。某些研究从纯学术方面评价可能是价值不高的，但是如果能解决切实的难题，那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一句与第一句并不矛盾。童先生说这句话，主要是针对某些大而无当、空而无用的研究。目前环境下，那些过于追求文章数量和影响因子的研究还很常见，甚至“生意红火”，因为它们会给当事人带来切身的利益，但这些研究是无用的、浪费人才和钱财的。我了解、参与和见证了童先生在航天器气动加热方面的工程科学研究过程。他30多年前就与航天十一院姜贵庆研究员开展合作研究，我认为这是“科学思维”与“工程眼光”的战略结合。他们从航天工程实际中找问题，把工程难题抽象为科学模型来研究，真正解决气动加热中的某些“硬骨头”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侧重于模型理论研究，通过物理建模和近似数学分析，再经过工程计算和实验检验，最后形成某一特定问题的工程理论体系。他们还合作培养了多名博士，本人也忝列其中。这一研究模式不需要很多的经费和人力，却能够给出一些有用的结论或结果，得到了航天工程单位的认可。后来，我们实验室除了与航天十一院继续开展合作之外，也与一院、三院以及29基地等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我本人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也得到在座的不少专家和师兄们的帮助和支持。其实，当初我也是有一个思辨过程的。一开始看到当前这个领域的计算和实验技术发展很快，做偏理论研究极其非主流，会面对一些特别的困难和孤立感，特别是在与别人交流或发文章、申请基金之时。后来逐渐明白，这种研究方法是合适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它适合小而精的研究团队，也延续了童先生前期的研究风格，我们有基础和经验。另一方面，理论、计算和实验，科学研究的三驾马车，难道现在就不要理论这驾马车了？我们知道，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实验测试技术的进步，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时，计算或实验手段唱主角是必须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随着极端条件的出现和预测精度要求的提高，计算和实验手段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特别是在出现新物理的时候，传统计算程序中还没有发展相应模型，测试技术也存在短板，或者代价极大。这些情况下，需要先把物理机制搞清楚，给出影响因素和影响大小的定性或定量的估计，那么模型理论分析就体现出其特有的价值，理论分析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目前，我已经听说，有几个高超飞行器模型气动热预测时，飞行实验、地面风洞实验和工程计算数据三者之间互不相符，没法判断谁对谁错，哪个更接近真值。这不正说明，需要有独立于实验和计算的第三条途径，来对这些问题提供辅助分析吗？并且，对物理机制的分析还有助于发展更先进、更强大的计算方法和实验技术。大家也都知道，从经费上说，理论研究（当然要配套一些验证性计算）的花费，相对于大型实验和大规模计算，可以说是九牛一毛。所以，我认为童先生这个方向、这条路选对了，我们也要延续走下去，做“有用”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如果能得到在座的姜老师、朱院士、罗总和艾院长等航天专家的认可和赞赏，那我们就认为这些研究是值得的、是必须的。

最后，我也想说一下，做什么样的研究，选择并不轻松，不可避免要面临很多利益的诱惑和现实的羁绊，这和人生追求也是类似的。你可以说放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评价（这似乎也是童先生说过的），但并非每人都能做到。那回到现实，对“要能写进教科书，要有用”这样的理念，也可解读为：追求要高远，工作要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