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环境

创新空间理论的理论基础是理性直觉论, 在这一理论中, 将直觉作为隐性知识中重要的组成要素。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由感知、构想和实际空间耦合建构。感知空间是城市自然与人造环境的物质空间，构想空间是城市中具有话语权的群体通过抽象化、结构化和符号化描绘的空间，实际空间是人实际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空间。3层次空间间关系是：感知空间的结构和形态影响社会群体的实际使用和生活，是构想空间的物质基础；构想空间一定程度规训实际空间社会群体行为，并引导感知空间变化；实际空间一方面是构想空间的精神基础，同时对构想空间发起反抗，另一方面随着实际生产和生活变化改造感知空间使之更适应实际需求(Lefebvre H,1976)。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总是由政府和企业群体的构想先行，在无社会活动空间新建或更新原有空间改变感知空间，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全体在感知空间从事创新，形成实际社会关系和网络，完成实际空间的生产。

ref:(龚嘉佳,2020)

哈维的三次资本循环论认为资本通过国家机构的干预投入技术科研与社会公共事业创造新空间实现资本第3次循环，使得资本过度积累产生的风险的时间延后(Harvey D,2002)，创新刺激了新空间的生产，而新空间的发展为创新提供资本与环境。人本质上是空间性的存在，人的自我建构与行为方式包含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通过自身行为生产空间(Soja E W,2000)。因此城市中与创新相关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生产出了城市创新空间。

行动者网络理论一方面将社会网络纳入空间建构，另一方面将行动者及其带有地方属性的关系纳入空间建构，最终形成一种异质的行动者网络空间(艾少伟等,2010)。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一个行动者由其他行动者及其关系界定，故城市创新空间由进入、占据或离开空间的人群及其行为界定。

城市创新空间的本质是“物质-精神-社会”统一体，演化理论和复杂性理论的耦合解释了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具备系统性特征，认为城市创新空间是创新知识、创新要素和创新空间外在形式等子系统相互嵌套的系统。复杂性理论和空间理论的耦合解释了城市创新空间空间性的本质。在创新空间系统性和空间性基础上，通过隐喻将生物演化中的竞争、适应、群体遗传和协同演化等机制引入城市创新空间演化中，以创新群体为研究单元，空间竞争为群体变化的动力，群体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空间化是城市创新空间被生产出来的标志，知识的流动和创新的实际生产是创新空间识别的基础，通过研究群体的变化、相互关系和行动有望揭示创新空间演化的机制(龚嘉佳,2020)。

Ref：龚嘉佳,2020

城市创新空间是聚集创新活动的物质空间形式，是以创新、研发、学习、交流等知识经济主导的产业活动为核心内容的城市空间系统(李健,2016)，其中创新要素集聚通过隐形知识转移这一最重要的路径实现创新(Feldman M P, Florida R, 1994;Pavitt K,2002)。王兴平, 朱凯(2015)将创新空间分为研发、服务、设施、生态和配套居住等其它等类型。

从企业不同生命阶段角度看创新空间需求。对于互联网平台服务类企业，初创期常紧密围绕核心大企业形成集聚区，空间需求多为面积较小、成本较低、空间形式自由、紧凑的联合办公空间或独栋低层建筑单体。成长期，企业偏好地块相对独立的近郊科技总部基地，对多元的服务设施(风投、政策资金、产品推广、专利服务和法律咨询等)、开放的交流空间需求意愿强烈，因此围绕科技总部地区往往会进一步产生大量创新种子和中型生产服务类企业。

对技术研发转化类企业，初创期常围绕高校、科研机构等周边地区，空间需求为低成本创业空间，如创业社区、众创空间等。投产阶段，由于需要更大空间进行中试，但又要依托城市公共服务，故空间主要选择城市或近郊地区科技园区，空间载体常为大中型孵化器和加速器。大型企业阶段，制造业与总部分离，选择规模化产业园，总部与研发选择城市近郊总部基地。

从主体需求看创新空间演化，人才社区服务需求包括：生活便利(超市、便利店)、交通生活高便利性(公交与停车场)、便于交流的消费娱乐和康体场所(咖啡厅、酒吧和健身馆)、源于高流动性的对公寓和配套住房(人才公寓)。企业家创业初需要邻近风投资本(如纽约风投即产生于2000初面向大众服务的应用程序开发者的资金需求，而风投资本最早源于20世纪40年代波士顿经济转型期成立的公共投资公司，风投资金一直主要来自大学等公共部门)，但一旦公司建立，其成长需要本行业有经验的经理，而能提供风投资本的地区可能缺乏这类人才，而能提供这类人才的地区往往是本行业大公司所在地，若大公司实施多样化战略则会压缩企业家创业空间。地方政府(政府聘请投资机构经理人主办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对加速器的资助最终希望新企业带来就业，投资者希望分散研发与生产到成本最低地区以尽快盈利，而企业家可能想在建立更长久而获利更丰厚的公司前暂缓IPO或卖给大公司，这些目标分歧会影响新企业和加速器的成长，进而影响创新空间的演化(Sharon Zukin,2020)。

空间尺度，近来一些学者研究了企业直接邻里和本地位置对企业知识交流和创新的影响(Catalini, 2016; Kabo et al., 2014)，其分析的尺度达到米级。另一支研究了微地理环境(configuration)的作用(Andersson et al., 2016, 2017)。第3支研究以创新区(district)为基础，强调城市区域内微地理对创新的影响(Katz and Bradley, 2013; Katz and Wagner, 2014)，所谓创新区是由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集群、 初创企业、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在内的诸多创新 机构组成的，创新机构之间的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和互动是创新区充满创新活力的根源(Katz B． ＆ Wagner J． ，2014)。高水平本地大学联合国外创业教育实施好的大学(尤以以色列大学最为突出)利用董事会和杰出校友资助和人际网络连接到实业界，并直接聘用技术大公司高管成立创业中心执教并指导学生(很多来自合作的国外大学的优秀学生)创业，促进2008年后纽约硅巷兴起(Sharon Zukin,2020)。

ref:Sharon Zukin,2020

其中在众创空间(coworking space)、孵化器和加速器等空间，为新企业与风投或天使投资搭建平台，而旧城改造区则为新企业产品原型试验提供场所，以吸引投机资本(speculative investment)。创新区经济行为的2类主体：第一类是众 创空间和在孵的创业企业;第二类则是加速成长 的创新型企业，其中独角兽公司是创新型企业的 代表。在更精细尺度，Kabo et al.(2014)使用研究大楼内路径叠置程度测量邻近性，发现当两研究者出行路径有更多重叠时，更可能形成新合作关系，在联合申请基金中更可能成功。Andersson et al.(2017)发现企业可从多样化城市内社区尺度的产业集群获得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这类研究聚焦于个体表现，认为差异化个体密切互动的合作网络对突破性 创 新 的 实 现 尤 为 重 要(María Jesús Nieto and Lluis Santamaría,2007;章丹，胡祖光,2013)。Carbonara，N and Tavassoli，S(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差异化知识是区域 创新能力的基础。根本性创新的实现 离不开异质企业的差异化视野和技术解决方法差 异化试错。突 破性创新需要嵌入区域创新网络的异质创新企业 集群整合利用区域内、外知识基础和资源的分散 试错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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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创新街区的创新集聚模式研究

创新城区的机制、模式与空间组织研究[D]. 任俊宇.清华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