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太初改历”，其中《汉书》更详细一些，它还记载了汉昭帝时期守旧太史官对“太初历”攻击，及最终通过观测比对将该历法确立的经过，这个应该是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太初改历”正在发生，而到了班固写《汉书》时，这件事已经尘埃落定。不过在这两本书中，有两点非常明显的差异：

其一是汉朝所尊奉的“德行”。我们国家在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就建立起 “五行”理论，到了战国时期，邹衍将其推广到朝代的更替，就是“五德说”。邹衍认为王朝的更替是“五德相克”，夏商周分别占了木金火三德，秦采用该学说，所以自认占“水德”。刘邦不承认秦的正统性，所以认为汉才是“水德”。后来不断有人上书，说“搞错了”，并且根据《史记》记载，“其后黄龙见成纪”，“祥瑞”也指向“土德”，所以到了“太初改历”时，汉朝改为了“土德”。这是《史记》的观点。到了王莽篡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修改了“五德说”，王朝更替由五行相克改为五行相生，而刘秀接受了这个观点。在不承认秦朝、王莽政权的正统性前提下，因为周朝成了“木德”，所以汉朝成为“火德”。《汉书》上有“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并且《汉书》把刘邦斩蛇起义说成“赤帝的儿子杀了白帝的儿子”也是一种附会（五色配五行时，火为赤）。

其二是关于历法的介绍和推算，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仅仅介绍了落下闳，而他的推算是将1年为365(1/4)日和19年7个闰月结合的四分法，而《汉书》中介绍，“太初历”的推算是由落下闳和邓平完成的，对“月”和“日”的关系采用81分法。这部分内容的孰是孰非，到现在还有争论。因为司马迁虽然成书较早，但他的改历的提议者和参与者，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而班固对此不太了解，细节可能不清楚。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太初改历”是两步完成的，司马迁成书《史记》时，只经历到第一步，邓平是后来参与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司马迁的“太初改历”的失败者，于是他在《史记》偏要记录自己的历法。我觉得前者更可信一些。

“太初历”从公元前105年开始实施，其中经历了西汉末刘歆的《三统历》改革，到东汉章帝时期（公元85年）改为“后汉四分历”。虽然它的使用时间只有近200年，但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将二十四节气引入历法，确定现在的“正月”、“闰月”，引入了“浑仪”、进一步确立了“五德说”、……。“改历”本身也成为后世的一种规范，有“三百年斗历改宪”之谓，“改历”时，一般要建造精密天文观测仪器、进行长期测量、推算历法并进行验证等。另外，“太初改历”被司马迁这个亲历者和史学大家记录了下来，成为后世史籍的规范。“太初改历”以前的天文历法，基本都是记述不详，而“太初改历”虽然在《史记》和《汉书》上有记述不一致的地方，但内容是清楚而详尽的。司马迁的示范作用，使得此后的历法记述完备，使我们能够了解历法演化的种种细节，并由此推算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

我们国家古代阴阳结合的历法无疑是复杂的。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这种复杂性不是由于天文观测不准造成的，比如我们国家广泛采用一年为365(1/4)日的时间起码比儒略历发布早100年，而四分历和19年7闰的规则，可以计算“朔望月”周期为29(444/940)日（19*365.25/(19*12+7)=29.5308），精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之所以需要不断进行“改历”，是因为在计时的时候，引入真正的“朔望月”，特别容易产生时间的余数，累积起来就会有偏差。而“阳历”只是借鉴了“月”的概念，“月”的周期与月亮的运行周期没有关系。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球上的日月星辰与人世间的体系对应，需要将大量的天体考虑进来，才能对应人世间的复杂性。所以历法中包含了对日、月、五大行星、及其它星宿的观察；其次，月相的变化是最容易、最方便的计日方法，非常便于民众使用，而“历法”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把困难和权威留给皇权，保持民众使用的便利性，这也是我们国家治理的传统；第三，“五德说”和“三百年斗历改宪”思想中包含了皇权更替和“改历”的必然性，提供了修正“历法”累积误差的方法，使得误差不会太大；第四，这样的体系，对于农耕社会是够用的，西方计时的更高要求，很大程度是航海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