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节选）

史蒂夫·富勒著，姚雅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年2月，第一版

 《社会认识论》（SE）中文版付梓之际，距英文原作首版问世已过去31年，回望富勒一路走来充满才思、硕果累累的文字生涯，这部著作既是他进入学术界的强劲起点，更成为由几十种著述构建的他的思想版图的理论基础。

富勒从事科学历史哲学研究的学缘，根基始于历史学与社会学。与绝大多数理工科或哲学专业背景的科学史家或科学哲学家不同，富勒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历史学与社会学本科教育。无论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还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二者共同的学术气质是基于事实、视野向下、批判意识、关注困境与隐情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素来注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生整全品质培养，鼓励以全球视野关怀社会问题，学须致用；这种批判意识以及对真实历史情境与社会责任的高度自觉，铺就富勒学术气质与研究论述的基调，使他迥异于某些领域习以为常的狡诘设限且自以为是的风格。

在科学历史哲学领域，富勒开拓出基于历史实在的政治性社会认识论道路。他坦言，是博士导师麦克格雷教授引他走上社会认识论奇幻之旅。富勒以一贯疾劲的行事风格，博士毕业次年创办《社会认识论》杂志，1987年与弗雷德里克·施密特主编《综合》杂志专题特刊，1988年出版《社会认识论》，仅用三四年时间，富勒开创的社会认识论已然成型。

富勒对“政治性社会认识论”的拓展之功在于，通过引入来自真实历史与社会学的事实证据，将知识生产拓展到知识源起、传播与影响的全域全程，将知识生产的规范性目标与认识论方案，拓展到对知识全域全程的经验性事实、知识生产者的负面责任、以及对知识及其生产者的政治与伦理考量上来。富勒由拓展对科学观念的认识而走向“综合”型认识论，与其把它视作破坏哲学认识论秩序的另类，不如从观念史角度理解更能切题。

……

译者从历史学背景进入科学哲学专业学习以来，对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看待历史的立场和观念，与日俱增地深感困惑。在尝试求解过程中，2009年读到富勒的文章“反事实理念与科学历史编纂学”（ISIS,2008），着实是一束启蒙之光。2015年11月18日下午，同事冯震宇博士把原版《库恩-波普尔之争》递到我的手上，让我顿时发现自己多年前读过的富勒，激活近年重新认识科史哲的新内存，随即激发盎然译趣，接踵进入这段深度启蒙的思想之旅和译书时光。回首最近四年连续译出的几部著作，现在可以明确：上述困惑的求解，需要回到20世纪科学历史哲学及其所处的西方政治社会----特别是冷战美国----语境中方能揭示答案；围绕这个议题，现已形成冷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研究（STS）领域最具活力与根本挑战的研究方向，并且主要从政治性社会认识论建构（理论）、逻辑经验主义转型探原（史实）、库恩与范式理论成因探原（典型案例）三个维度呈现标志性研究成果。因此，译者是在上述目标与框架下，选择将《社会认识论》翻译成中文。

眼下的中译本，根据《社会认识论》第二版译出。译者坚持忠实原意、充分全译、通畅意译并重的原则，努力做到：语句清朗典雅，结构干练逼真。

富勒以其诚挚与博学，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慨然应我之约，为本书倾情倾智写出“中文版序”，其中所述他的学缘亲历和思想脉络，皆为本书首发。

富勒十分信服他母亲的一句格言：“我现在不是我当初想是的那个人”。带上这句话，或许可以更好地从《社会认识论》入手，开启探究现代科学历史哲学真知真相的思想之旅。                          

                                                                                        姚雅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