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二日回京之后，得知自己写的《纪念束星北教授诞辰100周年》博文引起许多“博客”的评论，有人还希望听到我的看法。

 

对此我完全没有看法。原因十分简单，我虽然相信束星北先生是一位能力非凡的杰出科学家，但我根本没有能力对束先生的科学上，特别是物理上的成就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判断。

 

更重要的，我根本不是因为束先生在科学上的成就而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我纪念他，完全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由此折射出的人性和我们的民族性格，我们从从中看到了或应看到什么，我们从中记住了或该记住什么。

 

当然，纪念束先生，还有个人的原因，因为自己过去的老师和同学的缘故。

 

十二月一日，在硅谷与律师和浙大代表团谈完美国竺可桢教育基金会改组之事后，参加了北加州浙大校友会举行的欢迎晚宴。晚宴上，看到了浙大代表团带来的11月30日出版的《浙大校友》报头版有《浙大代表团赴青岛纪念束星北百年诞辰》；代表团由浙大副书记王玉芝带领，而王老师恰好又是我读书时的力学系的党支部书记，曾多次作过我的思想工作。当晚还遇到几任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遵义毕业的老浙大校友，其中一位老学长还上过束星北和我的导师王仁东先生的课，后来去Stanford大学再上Timoshenko的课，都是在我学术生涯中有过很大影响的学者，真是小小的世界。

 

谨此作为我对热心“网友”们不是回答的回应。

 

祝大家心情自然、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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