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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的政治经济学(连载之十一):新政权与上海粮商的斗争
蒋高明
平抑米价
能否解决当时的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就要看共产党掌握“两白一黑”的情况。这三种物资中,关键是大米和棉纱。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资本家手中的主要物资除黄金白银外,也就是大米和纱布。
陈云亲自指挥了这场平抑米价的战争。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同时,陈云还指示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粮食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一齐抛售。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20多天的口粮,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粮食交易市场历来在春节休市,正月初五开盘后会有一波行情,俗称“红盘看涨”。上海的粮商们都把眼睛盯在那个开盘日,在整个12月,他们大量囤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资本家们准备与共产党进行一场最后的豪赌。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在上个月,陈云已经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1000万斤,此次更是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据陈云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上海等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经过这场粮食战争,资本家再也不敢与共产党叫板了。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农村。农村包围城市,人民子弟兵大部分来自善良的农民。当听说大上海在挨饿,解放区的老百姓也是坐不住的。与其让粮贩子控制粮食,不如卖给自己人,巩固自己的政权。《难忘的战斗》介绍的乡下征集队,在化解了群众的不理解后,得到大量的粮食,支援城市,这就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才是革命的根本保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
打赢了粮食战争,困扰了中国经济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同时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毛主席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不亚于淮河战役”的粮食战争是惊心动魄的,是你死我活的,这就不难理解,当在中南海看到《难忘的战斗》电影时,老人家激动地昏过去的原因所在。只有心系人民,才会有那样的“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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