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案：本文原是为“中国哲学讲座”（十六）“荀子的性恶论”所作“评论”而附于其文末者，但经不断的追加内容，现在可以独立成文，故另加标题发表于此。

 

人性问题是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普遍关注和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传统自然科学领域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传统自然科学如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都只是研究自然现象，且在其研究过程中也鲜有将人的因素掺杂进去的；但是，到了人文科学兴起之后，诸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等，其研究都不能撇开人性问题了，于是，人性就不再仅是为哲学（人生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哲学问题，它也是科学所关注和研究的科学问题了。

 

当人性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时，传统科学的知识观仍支配着研究者的头脑，他们研究人性仍要追求关于人性的客观知识，故不免把人性也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并以传统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开展人性问题的研究。所以，关于人性的科学，最初就是以人类学形态出现的。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采用或引入了传统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开展对于人类的研究，并因而力图将其研究对象置于自然科学视野之中，即把人类当作一种特殊的自然存在物来加以考察和研究，以其如此，最为人类学所关注的，乃是处于原始状态中的人类，因为这样的人类是最接近于自然的。

 

然而，人性岂是与自然物理相同之物哉？！虽然人和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分啊！其特殊性就在于，人不但是一种社会动物，而且人的社会性更使其在社会交往中产生了语言和与语言相应的精神，从而人的世界也就不再仅是一个特殊的自然世界，它同时也是一个语言世界，一个精神世界，是这三重世界的统一体了。

 

既然如此，研究人性，也就不能不研究人的语言世界和精神世界。而语言和精神都是同自然现象有本质区别的人文现象，显然，对于这种非自然的现象，采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是颇显其“张冠李戴”了。所以，我并不认为人类学的那种研究方法是可以达到对人性的真正把握的。

 

要把握人性，必须把人的三重世界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研究，即必须通过对人的自然性、语言性、精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来达成对人性的全面把握。我在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应该把“象”、“言”、“意”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生活论（即我所认为的哲学未来形态）特别是其主体部分文化论的研究对象。现在，我更进一步认为，文化论就是生活论形态的人性论，而所谓“象”、“言”、“意”分别就是人的自然世界（“象”）、语言世界（“言”）和精神世界（“意”）。

 

从文化论角度来看，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其善恶之论皆是就人的精神世界而言——“性善”是对人的精神的理性方面而言，“性恶”是对人的精神的感性方面而言。性善论是对人的理性的肯定，旨在张扬人的理性；性恶论则是对人的感性的否定，旨在贬抑人的感性。在本质上，它们都是把人的理性和感性对立起来，都是贬斥感性和张扬理性，只是在理性是属于“性”范畴还是属于“伪”范畴上各执其见——孟子认为理性属于“性”范畴，荀子认为理性属于“伪”范畴。

 

在我看来，其“性”“伪”之辨，不过是围绕理性问题所展开的“言”“意”之辨——其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的理性到底是属于“言”范畴，还是属于“意”范畴？

 

在孟子看来，人的理性是属于“意”范畴，因为“仁”“义”“礼”“智”这些理性形式的东西不过是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等等“扩而充之”的结果；

 

在荀子看来，人的理性是属于“言”范畴，因为是由于圣人的教化才使人们具有了“礼义”。

 

荀、孟的上述分歧，实际蕴含了他们对“言”“意”关系的不同看法：在孟子看来，“言”是生于“意”，“意”为“言”之本，无“意”则无“言”；反之，按荀子的观点，“意”是生于“言”，“言”是“意”之本，无“言”则无“意”。

 

在儒家哲学中，与“言”相对的一个范畴是“行”，这个“行”相当于我所谓文化论的“象”范畴。

 

关于“言”“行”，孔子曾提倡“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意味着，在“言”“行”关系上问题上，孔子认为“行”是根本，“言”是从属于“行”的。把这种言行观和孟子的言意观联系起来看，可以看出，孔、孟对于“言”的本质，实持有不同看法：

 

孔子把“言”本质地理解为“行”，认为“言”即是言其行，是“言”乃表象之言；

 

孟子则把“言”本质地理解为“意”，认为“言”即是言其意，是“言”乃表意之言。

 

若把这里的“言”当作文字来理解，则可以说，表象之言是象形文字，表意之言则是会意文字。进而未尝不可以说，孔子是从象形文字方面去理解“言”的本质，由此引申出“言以表象”的语言观；孟子则是从会意文字方面去理解“言”的本质，由此引申出“言以表意”的语言观。

 

因其语言观的不同，故主张“言以表象”的孔子乃所以提倡“讷于言而敏于行”也，他甚至认为“天”有“无言”之特点（“天何言哉”），而显示出其有提倡“无言”之思想倾向。诚然，孔子毕竟是主张“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的，未尝认为应该废除“言”，然其“言”其“文”皆从属于“志”，而其“志”乃与“行”相联系，实为“行”之“志”也。这个“志”对于个人自己来说，它是其“行”的要素，决定其“行”的方向和归宿的东西，故它只有待于其“行”却无待于“言”而明之，只是为了“行而远”，即为了使自己的行能被别人发扬光大，这才需要“言”且“文”来让别人明其“行”之“志”；

 

而主张“言以表意”的孟子乃所以认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也，这里与“言”、“行”相对的“义”实指属于“意”范畴的“恻隐之心”等等的“性”及由此“扩而充之”所形成的“仁”“义”“礼”“智”，孟子其语的意思是，“言”与“行”皆以“意”为本，不但“言以表意”，且“行以表意”，故只要“言”与“行”合于“意”，就不必考虑“言”是否与“行”一致（案：“言”与“行”相合、一致为“信”），也不必考虑“行”是否与“言”一致（案：“行”与“言”相合、一致为“果”）。

 

要之，孔、孟对于人的世界的看法之根本差异在于：孔子认为，人的世界归根到底是一个由“象”（“行”）所决定的自然世界，人的语言世界和精神世界则都是从属于其自然世界的；孟子则认为，人的世界归根到底是一个由“意”所决定的精神世界，人的自然世界和人的语言世界则都是从属于其精神世界的。这意味着，孔子是把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性；孟子则把人性归结为人的精神性。因其如此，孔子强调“知命”，这个“命”就是指人的自然世界的本质，即人的自然本性，正是这个“命”决定了人的健行不息；而孟子则强调“思诚”，这个“诚”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即人的精神本性，正是这个“诚”决定了人的真心向善。只是孔、孟皆不知人的本性从何而来，故同归之于“天”也——“命”是“天命”，“诚”是“天诚”（“诚者，天之道”）。

 

相对于孔、孟，荀子则认为，人的世界归根到底是一个由“言”所决定的语言世界，人的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则都是从属于其语言世界的，而这个语言世界的本质就是“礼”与“法”，是为人的语言本性，他并且把这种本性归因于“圣人”，认为是由于“圣人”的发明和教化，才使人的世界成为一个由“礼”“法”支配人的“行”与“意”的有序的语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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