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2日，是父亲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写下这些文字，纪念我亲爱的父亲。

早年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博学多才、乐观、严格的人，而老年的父亲则是一个乐观、坚强、慈祥而又有点儿像孩子的老头儿。

小时候，记得父亲喜欢下围棋、打桥牌、唱歌（尽管嗓子没有母亲好）、弹钢琴（水平不论），早晨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父母在长春物理所工作的时候，一次，父亲和我作为家属跟母亲所在的科技情报室去春游。在净月潭的山水之间，父亲和大家一起打羽毛球（还打得不错），往啤酒瓶中扔筷子（一种游艺活动），父亲扔得很准，几乎百发百中，大家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个技术问题。这使一起去的认识父亲的人都很惊奇，在父亲的同事和学生的眼里，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父亲的学生悄悄地跟我说，没想到许先生这么会玩儿啊！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他身体不好，有多种疾病，他六十年代初时连续经历了第一次胃穿孔和大面积心肌梗死，十年动乱时期又经历了第二次胃穿孔和肺结核。第二次胃穿孔时，由于正在十年动乱的期间，长春各派组织正在武斗，医院几乎连医生都找不到，手术切除了父亲绝大部分的胃，术后父亲有多种并发症，差点儿就完了，那时我还小，十岁，只记得在北京的姑姑叔叔全部都赶来了，每天姑姑叔叔轮流去医院探望，自行车后面带着我或者姐姐。医生只允许病危中的父亲喝汤，而且警告说汤里不能有任何渣滓，一粒渣滓都会要了父亲的命。但无论是三四岁的我跟着母亲去看心肌梗死刚恢复的父亲时，还是六十年代跟着姑姑叔叔去看二次胃穿孔手术后父亲时，都从未感到死亡的阴影正笼罩在父亲周围，父亲总是那样镇定，直面病魔的攻击。在我眼里，父亲还是原来的父亲，并不知道他刚去摸过阎王的鼻子。

生活中的父亲真实，从不虚伪，阿谀奉承。他不喜欢涤纶花，哪怕花做得能以假乱真，他喜欢真花，就像父亲从来都只说真话那样。家里养了三盆仙客来（俗名兔子花），父亲每天会站在阳台上赏花，和花说话，三盆仙客来也真好像能听懂，一般这花冬天过了就死了，但家里这几盆一直在开着满满的花，我们常开玩笑说像进大观园的刘姥姥。更奇的是，这花好像就是为父亲而开，父亲去世以后，三盆中的两盆跟着去了，留下一盆活着。我和母亲都想着，那两盆代表我和母亲去陪父亲了，而留下的一盆是父亲在陪着我们。

父亲2009年8月因发现血液中钠含量太低而住院，两天后又因在他后面住进来的病人发高烧，医生调低了病房的室温，导致父亲受凉肺部感染，两者夹击，他知道自己很难逃过这一关了，就开始安排他的后事。父亲让我拿来他的通讯录，亲自指定了他去世后要发讣告和病情简报的人员名单，自己拟好了病情简报内容，并指定我来完成这个工作，听着他镇静自若，仿佛是交代一篇投给新民晚报生活版的小文一样地组织自己的病情简报内容，我禁不住跑出去哭了，而我回来的时候，他轻声地说，我的小女儿，还不够坚强，这有什么好哭的呢？在2009年圣诞节前夕，他的各项指标居然正常了，医生允许他出院，再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他很高兴能够重新回到熟悉的家中，可以吃到我们为他做的刚出锅的饭菜，我的丈夫为了庆祝父亲出院，也知道他喜欢吃蛋糕，去给他买了一个“七星伴月”的蛋糕，一个大约四寸的蛋糕周围分布着七个不同口味的小蛋糕，父亲很开心地一个个吃着，这个蛋糕也是他生命中吃的最后一个蛋糕。回家以后十天，在家里又出现心力衰竭，我们慌了手脚，看他那么费力地喘息，我真想帮他做人工呼吸，多给他一些氧气，父亲仍然微笑地对我说，没有用的，这根本不是你能帮忙的事情，当我们收拾好，准备叫救护车送他去医院时，他的状态缓解了，我问他是否觉得好些了？他说，这次死不了了。神情看上去那么自若，仿佛刚刚的危险只是一个小事情。但终究，父亲这次那么幸运，两星期后，他因为心力衰竭，永远离开了我们，这天离他89周岁生日只还有不到两星期。

父亲喜欢过生日，也许因为他好几次跟死神擦肩而过吧，他觉得每一年都是上天的恩赐。不仅是他的生日，家里人的生日他也都记着庆祝，只要有条件，他都会张罗着买生日蛋糕。记得父亲在长春工作时，他和我一起去为自己挑六十岁生日蛋糕，父亲指着旁边一个大蛋糕说，如果我活到70岁，我们就买一个那么大的。在父亲70岁的时候，记起他六十岁时的愿望，我们就为他订了一个至少十寸的巧克力涂层的蛋糕，并特别请蛋糕裱花师傅在蛋糕面上画了松鹤延年的图案。有说法说男人生日过9不过10，而父亲喜欢过生日，又不迷信，所以9也过，10也过，这样他每年可以过两个生日，逢大生日还可以过四次。他70周岁那年赶上发光学会开全国会尽管他的生日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参会的同行和朋友还是又为他过了一次生日。我记得照片中的蛋糕是矩形的，双层，非常漂亮，父亲和母亲一起切了蛋糕，周围是开开心心的发光界的同行和朋友们。每年过生日，父亲都开心得像小孩子一样，他享受他的蛋糕，享受家里人围坐在一起给他过生日的氛围，享受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带来的，来自各地的生日祝福，更享受着老天又给了他一年的生命。

父亲是严格的，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他自己首先做到。他做发光材料，从最基本的实验、材料配置到高层的研究都很精通，母亲说，十年动乱，他们被关在“牛棚”里时，听到一些造反派在坏心地算计，让被关的高级知识分子做一些底层实验工作，想看笑话，说到父亲时，他们说，许少鸿就算了吧，他什么都会，难不倒他的。小时候父亲对我们各方面的学习都抓得很紧，我在理工科上比较笨，做数学、物理方面的题目总觉得比较困难。而数学和物理恰恰是父亲的强项，他会用不同的讲法一遍遍给我讲那些我不懂的概念，有时候我都觉得他很累，不好意思让他再讲了，就说我明白了，但从我的反应，父亲会敏锐地发现我是否真懂了，不允许我“蒙混过关”。小学三年级，十年动乱开始，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了，父母仍然从各种角度引导我们学习知识，教我们做矿石收音机、橡皮筋驱动的小船（实际上就是一块船底形的木板）、汽水、冰激凌。在跟我们一起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甚至在教我学灌暖水瓶、打鸡蛋这些家务时，都会教相关的知识。家里书很多，有些算是那些年的“禁书”，父母会口头“禁止”我们看，但书仍然放在敞开的书架上，我常趁父母不在家时偷偷地读，听到他们回来赶紧放回原处“销赃灭迹”，从不见父母说什么，我怀疑他们对“偷看禁书”这事根本就是睁一眼闭一眼。这使我们即使在不能正常读书的年代，也学到了很多知识。中学毕业（说是毕业，其实只在“回潮”时念了一点儿书），因为姐姐下乡了，我按“身边留一个”的政策留在父母身边，有两年时间，没有分配工作，父母觉得不能荒废这段时间，开始教我英语，我小学五年级起学的是俄语，这在东北很普遍，但用处不太多。英语900句是我的启蒙教材，母亲给我讲解，纠正我的读音，父亲负责检查“作业”，所谓作业，就是背诵每课的10句常用句和后面的替换练习，还有每课后面的短文，父亲对我背诵短文要求很严，他说必须流畅地背出来，中间不能犹豫（这说明我在脑子里做翻译），如果背诵中有停顿，父亲就要求我再去背，背熟了再来交作业。他说这样才能把英语的用法自然地记住，当需要用的时候，语句自然就出现了，不需要“中翻英”，确实，在我后面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确中，写英文稿件和信件时，很多语句直觉就知道该怎么写了，拿给母亲检查（母亲是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修过三年英文，后来转为学前教育，英文基础非常好），修改得很少，这和父亲当年对我做的流利背诵训练有很大关系。这些业余的学习对我这小学只上了两年，中学基本没学到东西的孩子，在恢复高考后能够幸运地挤上七七级那出奇窄的独木桥也起了很大作用。从本科到博士，阴差阳错，我走了我并不擅长的工科路，一路磕磕绊绊，但一直都有父亲在背后强有力的支持，遇到学业上的问题，第一想到的就是找父亲咨询。父亲晚年，仍然保持着探索精神，我从硕士开始，与图像检测、机器人智能控制打了几十年交道，前者搞到高层后，需要很多数学知识，有些课题组会专门请数学系的人参与建模；后者则包含我几乎没有接触过的机械知识，机械结构运动方程推导等。虽然这对父亲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总会和我一起讨论我遇到的数理方面的问题，想办法解决，顺便也讨论一些更深或更广的问题，有时候一个问题解决了，父亲还会继续想，过几天会对我说，你那天那个问题，我想还可以这样解决……。

除了学校里的学习，在做人做事方面，父亲对我们要求也是严格的，家里的各种小家务活都是“承包”的，小时候分配给我的家务事扫地、擦灰，姐姐也有她的任务，随着年龄增长，承担的家务活也逐渐复杂，包括家里的财务支出掌控。每天父亲回来都要检查我们是否完成了该做的事情。这是为了训练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感，锻炼我们的自理能力，也无形中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精神灌输给我们。父亲喜欢听我们弹琴，十年动乱，家里三间房间只剩下了两间，外间作为饭厅、会客室和我们姐妹的卧室等各种功能，里间是父母的卧室、书房兼我们的琴房。钢琴放在父母的卧室里，周末练琴的时间经常会是父亲的午休时间，父亲可以在我们的琴声中入睡，有时候我们怕打扰他休息，把琴声放小了，父亲马上就会醒，对我们叫着，怎么琴声变小了？在我们正常的琴声中，他倒可以睡得很香。父亲的最后几年中，眼睛不好，看不清琴谱，自己不能弹琴了，他经常坐在沙发上听我弹琴，因为上学、工作等条件限制，我已经多年没好好练琴了，技艺退步很多，尽管弹得很差，但父亲仍然要求我要弹得流畅，这是首要的要求，其次才是情感。一旦出现中断，父亲一定会要求我中断弹奏，反复练习不熟练的地方，宁可听我一遍遍枯燥的练习，或者弹得慢一些，像多年前对我的数学和英语一样，不允许我“蒙混过关”。直到现在，父母都已离去多年，当我在练琴的时候，看到钢琴上他们的金婚合影，仍然觉得他们在微笑着听我弹琴，督促着我认真练好每一首曲子。

我们家里孩子没有特权，不像现在许多家庭，孩子是第一位的，什么好东西都先给孩子，大人就看着孩子吃，还乐乐呵呵。孩子养成了遇事先想自己的习惯，父母又感叹长大后的孩子不孝，却没想到这习惯是他们自己给培养出来的。而在我的记忆中，家里所有的吃的基本分配原则都是每人有份，孩子和大人各有自己的，一个苹果要切成四份，吃了自己的，不能算计把别人的也拿来给自己吃，在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尤其如此，难得吃到的食物也不例外。即使是姑姑叔叔的孩子到家里来短期住的时候也一视同仁，没有特殊。尽管有这样的规定，但对孩子，父亲会用不着痕迹的方式，让小孩多吃一点儿，而不让孩子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多吃。有些东西无法均分的，会半开玩笑地采用“抽签”的方式，用“左手还是右手”？让你自己选择。我现在觉得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决定事情的一种无形的训练：做出决定前要想好，决定了就不要后悔——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父母亲不主张打孩子，父亲没有动过我们一个手指头，但是当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惩罚方式，就是把犯错误的孩子单独放在一间屋里“反省”，谁也不准进去，哭闹耍赖在我们家里是行不通的。父亲要求我们言必信，行必果，答应的事情就必须做到。姐姐出国前，两个同学来看她，但是姐姐那天下午有事出去了，没有及时回来，同学等了她很长时间，一直没等到就走了，父亲以为姐姐违约，很生气，姐姐回来以后，被父亲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命令她分别到两个同学家里去陪礼道歉，后来知道不是约好的才算了。

父亲的一生，都在关心着别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就先后为了照顾两个患结核病的同学，耽误了自己的学习和公费出国学习的机会，这在他留下的很少的回忆文字中有记载，但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也是他的选择。最小的姑姑清楚地记得，他会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让姑姑悄悄送给所里那些生活困难的同事们，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在他自己时时面临着受“审查”、关“牛棚”的危险的时候也没有间断。这些我当时都一点儿不知道，只是动乱过去后，记得连续几年，每年家里都会收到一只金华火腿，还有人会每年给父亲寄来黄山的茶叶，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些年受过父亲帮助的同事，他们一直记得父亲雪中送炭的情谊，在自己经济情况好转后，寄来这些家乡的特产，感谢父亲。而对这些礼物，父亲能婉拒的就婉拒（比如火腿这种贵重的礼物），无法婉拒的就寄钱给他们，父亲说虽然他们现在日子比较好过了，但还是不容易，就当他们帮我买的吧。汶川地震时，学校发起为灾区捐款活动，父亲没有去学校实名捐款，而是在母亲的扶持下，到楼下的建设银行，为灾区汇去了5000块钱，那是当时父亲大约一个月的工资。而我们，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才从母亲那里得知此事的。说到这事，母亲也只是简单地说，当时如果父亲去学校捐那一大笔钱，学校一定会大大宣扬，父亲不喜欢这样张扬，他只做他自己觉得该做的实事。

父亲去世前一两年，他的几个学生相约一起来上海探望父亲，这些学生中，有些是从国外回来的，有些来自香港，有的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城市，父亲和他们一起去喝咖啡聊天，回来的时候很高兴，一方面感动于学生毕业那么多年还记得他，会万里迢迢回来看他，一方面也为学生们的事业成功而欣慰，也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才会很高兴地收下他们带来一瓶葡萄酒，一盒巧克力之类的小礼物。记得那天父亲半开玩笑地说，这几个学生现在个个都比我有钱！有的都是千万富翁了。我知道，其实父亲在意的并不是学生挣钱多少，而是他们都坚守在固体发光的学科上，做出了令父亲骄傲的成就。

父亲将他一生教授固体发光的教学资料整理汇集成了一本讲义，但学校的出版社因为书籍销路太窄而不愿意为他出，他有一天突然问我，你会开博客吗？我说会啊，他就说，你给我找个合适的网站，我要开博客，把这个讲义挂到博客上去。我询问了在北京物理所工作的朋友，他推荐了科学网。于是，在父亲87岁的时候，他成了科学网的一名博主，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看到他用一生心血写就的发光讲义，讲义挂到网上后，常有学生留下问题，我看到后，会跟父亲说，父亲就靠在计算机边上的沙发上，告诉我该怎么回复。我开玩笑说，瞧，这才是真正的博主，只要动动嘴，有秘书帮着回复问题。其实那时候父亲由于心力衰竭、眼睛黄斑病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看计算机了，我这样说，也是为了逗他开心一下。那两年，每到考研季，父亲这个纯学术的博客访问量就会大幅上升，我会告诉父亲又有多少人（估计多半是要考研的学生）访问了他的博客，看到自己的讲义能够帮助那么多学生，父亲很高兴。幸运的是，在父亲去世一年以后，我联系上了清华大学出版社，他们同意出版父亲的这份讲义，书名为《固体发光》，虽然书的销路窄，需要我们自己出钱出版，但是后续的事情都不需要我们自己处理了。这本书的出版，实现了父亲生前的最大愿望，而且清华大学是当年他就读的母校西南联大的组成学校之一，母亲说这是我为父亲做得最好的一件事。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欣慰吧。

父亲是家里的大哥，爷爷去世得早，一直以来，他都是弟弟妹妹心目中像父亲那样的哥哥，有什么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事、姐妹之间闹矛盾了、儿女教育有什么困难了都会打电话来告诉哥哥，哥哥会跟他们一起高兴、帮他们解决难题、调解矛盾。晚年的父亲，喜欢家人都守在他的身边，姑姑叔叔及他们的后辈们从北京、福建来探望他是他最高兴的事。我回娘家当然他更高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有时候我发现他会坐在那里，静静地、深深地看着我，仿佛要把女儿的形象更深地留在记忆中。公公去世时，婆婆家的乡下保姆劝我最好暂时不要回娘家，说这是风俗。我想着父亲身体不太好，要是对父亲没坏处，迷信就迷信吧，就妥协答应一星期不回娘家（按风俗要一个月）。父亲敏锐地感觉我没回去不太正常，知道原因后，生气地在电话里对我说，你这个博士怎么还迷信，我撤了你这个博士！对父亲来说，女儿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父亲病危的时候，姑姑叔叔们都从外地赶来看他，在医院的走廊里，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从外地来探望哥哥显得格外惹眼，医生和护士都为兄妹如此情深而感动。

父亲谦虚、待人宽容，他很少谈起自己的成就，直到最近几年，我才一点点儿了解了他曾经有过的“辉煌”年代，从何兆武先生写的《上学记》中知道，他在考西南联大时是西南考区的第一名，在西南联大，数学成绩数一数二（这点怎么没有遗传给我呢？），毕业时是当年的优秀毕业生。他在美国哈佛的导师是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他为了要为建设新中国出一份力量，中断学业回国了。我相信如果父亲没有中断学业回国，会作出了不起的成就。1950年回国后，他和西南联大的同学黄有莘伯伯一起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固体发光研究小组，后来又成立了发光研究室，在中科大物理系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固体发光专业，培养了大批固体发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对荣誉和地位，他从来都是淡然处之，对许多该得而没有得到的荣誉和待遇，他往往是一笑了之。这是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的，对工作中受到的一些刁难和不公，也从来不说，很多都是他逝世后，我们从他的学生、同事的回忆文章中才看到。他逝世后，在科学网父亲的博客上，我登了一个关于他逝世的讣告，几天之内，访问的人数激增到了数万人，并被近百人推到科学网的首页，在那一周的访问排名上名列第一。从全国各地，以至于世界各地来的信函、电子邮件、电话是那么多，从信函、邮件里，我深深地感到父亲被那么多人从心里尊敬和热爱，读着他们的信，我经常泪如泉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许多人争权夺利，即使科学界也无法免俗，多少人为了争取院士的头衔而费尽心机，甚至为此郁郁而终。不少人以为父亲是院士，有人曾来找父亲，希望父亲推荐他当院士，但父亲并不是院士，也从未见父亲为此而不快。他一生勤奋工作，全身心扑在固体发光事业上，不追逐名利地位。在他身后，来自同学、朋友、同事、学生的真诚的哀悼和充满敬重的回忆，为他树立了一座高大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