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3日，我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德国哥廷根大学Andreas Schuldt教授研究组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合作的课题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鳞翅目幼虫的多样性与树种多样性梯度的关系，二是鳞翅目幼虫与树的网络互作。该课题的数据全部基于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树种多样性实验—BEF-China项目。项目始于2008年，最初由中德瑞三国科学家设计并由德方主导，但是主导权已经于2016年移交给中方，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团队进行协调和组织该项目继续运行。

由于我在2017年和2018年已经在实验样地开展了大量的野外工作，完成了我博士课题中所有的野外采集。与此同时，实验室的工作也已经在赴德国之前做完。所以，这次留德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数据分析和文章撰写上。我于当地时间12月3日晚上抵达哥廷根，12月4日清晨在Schuldt教授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Schuldt教授很年轻，我平时都叫他Andreas，他30岁出头却已是哥廷大学的教授，他这些年基于BEF-China平台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发表了很多出色的论文。我们聊完后我就准备拿出电脑和他讨论一下数据和对文章构思的想法，但是他认为我刚刚到，一定非常累，同时也需要适应时差，所以建议我们第二天再讨论。不过说完带我参观了哥廷根北校区的校园，并给我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建筑和设施设备以及他研究组现有的成员。经过他的介绍，我对即将在这里进行一年的学术访问和生活充满了期待。

很快，第二天在和Andreas讨论后，我们认为基于目前的数据，可以从两个方向写两篇文章，一篇关于鳞翅目幼虫的系统发育多样性，另一篇则是关于植物和鳞翅目幼虫的种间网络关系。他告诉我有一些概念需要我去了解，毕竟以我目前的生态学背景还不足以去做一些相应的分析，同时这也会在即将撰写的文章中用于部分统计分析，他然后给我发了几篇关于Hill numbers的文献。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那就是在Andreas给我推荐文献的时候，我看到他电脑装有文献的文件夹里有大概100多个子文件夹。这些文件夹其中一个是“BEF”，我看到里面居然有1389篇文献，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然而，更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在这里面如数家珍，随意的选取文献。他有如此大的文献积累量，也难怪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德国的生态学教授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则是不断重复地分析数据，发现问题，得到最终的结果。在这期间每周至少要和Andreas讨论三次，每次讨论都让自己受益匪浅。与此同时，我也定期的向我的导师朱朝东研究员汇报我的学习进展，让他知悉我在德国的学习情况。因为Andreas是生态学家，每次与他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生态学范畴。然而，我的课题中也有大量分子分类和系统发育构建的问题，所以同时还与研究组Douglas Chesters博士用邮件讨论相关的工作。每天沉浸在这样的学习当中，使我感到非常快乐！

两个月过后，我取得了第一篇文章的基本结果，并也完成了相关图表的制作。接下来所面临的就是文章的撰写。因为此前在野外采集和期间，我已经完成了文章的方法和研究材料部分，接下来的就是结果、讨论和背景等方面了。说实话，这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写科技论文，因为此前从事分类工作，论文都以描述新物种为主。因此，每篇文章几乎都是依葫芦画瓢，没有太多深入的去写研究的内在背景。于是这期间，我反复的斟酌，翻阅相关的生态学论文，希望能在自己的写作中找到一丝帮助，不过还好，我很快的完成了结果部分的写作。完成后便发给Andreas和朱老师请求指导，Andreas在我的基础上修改了部分表达不当的部分和一些语法错误，同时也增添了一些植物方面数据的计算方法，这样一来，论文基本就只剩下介绍背景和讨论部分了，这在目前对我来说恰恰是比较难的部分。不过，在这之前，Andreas告诉了我大概的方向，应该从哪几点去考虑，并告诉了我几篇可能会引用到的文献。这样一来，写作工作就变得容易了一些，不过过程依然是艰难的，好在最终也完成了稿件，经过Andreas和朱老师以及各位共同作者的修改，我们便把文章投稿至Journal of Ecology。一个多月后，收到了编辑的邮件被告知要大修，经过了一个月艰难的修改，文章终于在8月14号那天被接受了。这一过程还是不容易的，知道被接受那一刻我也是感慨良多，心里面的压力顿时感觉减轻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不能放松，便紧接着进行第二篇文章的整理，大致过程和上述的过程相差无几。

在这一年中，我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Schuldt教授研究组中加强了生态学方面知识的学习，学会初步的学会了如何站在生态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能更为熟练的使用相应的分析软件去处理数据，也能简单的在R里面写一写小循环，自己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了自信，能够把问题看得更深远。在分子系统学方面，也加强了自己的技能，能熟练地运用分子数据进行物种界定，并且能够较为熟悉的使用Linux系统分析数据。不过，至少现在我能够做了，而且自认为还能做的也还算好。通过第一篇文章的结果，我熟知了看待生物多样性的问题应该从多方面考虑，而不能片面的看待问题。与此同时，我也加深了自己的思考，应该将更多的类群考虑涉及进来，这样能更好的解释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

比如说，植物多样性能通过种间相互作用对更高营养级的种群结构产生效应，从而影响生态系统功能，这些非随机的效应可能不紧急局限于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也可能被其他的多样性指数解释，比如系统发育多样性，因为它包含了物种协同进化的特性。然而，由于对高营养级的系统发育多样性仍然缺乏足够的研究，所以限制了我们对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关系的内在机制的理解。所以我的实验以鳞翅目幼虫为研究对象，采集了超过8000头鳞翅目幼虫并测定了其条形码，通过分子手段界定了鳞翅目幼虫的种类，同时计算了鳞翅目幼虫的系统发育多样性指数（PD, MPD, MNTD）, 并结合了鳞翅目幼虫的物种丰富度分析了其是否受到树种的不同的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功能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影响。在我意料之中的是：鳞翅目幼虫多度、有效物种数、PD和MPD均与树种多样性呈正相关（鳞翅目幼虫MNTD除外）。但鳞翅目幼虫MNTD随着树MNTD的增加而显著降低，这是我意料之外的结果。为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不同植物多样性指数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机制，我又以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了树的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能够部分解释树种多样性对鳞翅目幼虫多样性的效应。重要的是，树种多样性能够很大程度上通过鳞翅目幼虫的多度间接地影响其多样性指数。综上，研究结果表明了系统发育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寄主植物群落的改变对植食者群落产生的影响。因此，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营养级中纳入更广泛的多样性指标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由不同营养级的生物多样性变化而产生一系列生态学效应。与此同时，营养级关系对植食者丰富度的依赖表明了我们应该关注昆虫数量下降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而另一方面，进一步应该考虑的是：植物多样性的丧失可能也会导致生态网络关系的变化，例如植物-植食者关系，但是目前对引发这种关系发生改变的机制人们又知之甚少，特别是寄主植物的何种组分在这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所以紧接着我又验证了寄主植物的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多样性，并同时包含了植食者群落的系统发育和物种组成成分。发现寄主植物的系统发育组分及相关的适口性和防御特性能够显著的影响植食者的群落和两者在物种水平和群落水平的网络关系的结构，然而植物多样性在这其中并没有明显的作用。研究结果又证实了在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中，寄主植物的系统发育和功能性状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更高营养级的组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网络关系。最终结果强调了物种功能的丧失能够通能营养级互作显著作用于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而单凭简单的物种多样性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

以上均是我在这一年中学术上所取得的成果和一些体会。一年的访学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我个人感觉德国人民还是非常友好的，德国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留学的地方，治安比较好，学术氛围也很好。此外德国人做事十分严谨，对任何事都要尽力去做到精益求精，这是在学术上必不可少的品质，非常值得我学习。总之，这一年的留学生涯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并将使我终身受益。

我在哥廷根大学

我与Andreas Schuldt教授（右三）研究组部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