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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待疾病的角度来说,中医的“辨证(症)论治”是着眼人体疾病症状之消除,而非病名之精确认定[1];但西医却着重于对病名的统一与精确定义,“一病有一病之原”,是不能随意解释的。[2]然而,从前文对热病阐述的背后意义可知,民国以前的中西医在疾病论述上,有着意想不到的不谋而合。即使西方在1880年有了显微镜而证实“病原体”的存在,也无法完全化解在疫病解释上面,所谓“瘴气学派”与“接触传染学派”之争执。[3]合信等人仍习用气、季节、风土、秽毒、天行、热感等术语来解释热病,其实与中医论病有异曲同工之妙。中西医此时相遇,恰如似曾相识。
所以,即使清末《儒门医学》(1876)载:“西国病名甚多,不能悉与中土相符。”[4]但以热病而论,中西医对其种种症状的描述还是很类似的。比如在疾病知识的归纳上,西医在《内科阐微》中也是以“症状”来命名,而不是用病名来统括外在症状;此外如论述疾病的纲目——“论咳症”、“论喷嚏”、“论痛”、“论谵语”,都是指症状而言[5],又好比“伤风”就被归在“喷嚏”条下,等等[6]。这些例子都显示西医在近代中国的疾病分类知识上也有“以症统病”的旨趣,不若病原体一一发现后的精准。故有时即使中西病名不同,尚不会造成很大的隔阂,至少中医在阅读这些翻译著作时,能找到共通语言与熟悉的“气论”知识系统。况且西医在抗生素发明前,治疗热病的水平并不比中医高明许多。民国初期,陈存仁(1899—1976)在《银元时代生活史》回忆了他由学习西医转而学习中医的切身经历:
在南洋医科大学,苦读一年,对医学基础渐有认识。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就请大学中一位教师治疗,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只是要我静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维他命C而已。不料病势越来越严重,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只连服了五天中药,热度竟然退清了。四伯父就对我说:你学西医,而西医不能治愈你的病,现在中医把你的病医好了,你不如改学中医。[7]
从此就可以看出,单就治疗的功效而言,中医对热病治疗仍有一定的历史经验和效用作为后盾,所以晚清中医不会特别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和西医争论,这是一个心态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时序推移,西医在认识疾病上有若干变化,而洁净、卫生与自身健康的论述,随着病原体被发现更受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是融合、贴近、顺应自然环境,而西医则是透过一套学说与机制去控制、改善环境,至此,除了药物之外,西医的健康与洁净观念被塑造成对抗传染病的妙方。中医讲究的“上工治未病”的最高思想,通过西医与国家的力量,以公共卫生的模式落到实处。从这个时间点起始,正是中西医势力消长的关键时刻。
近代西医传入之时,在治疗方式、脏腑生理和致病因素认知上,并没有对传统中医学造成过大的冲击。就本章所论,甚至连西医的公共卫生思想也没有摧枯拉朽般地击倒中医的论述。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时序的推移,“细菌说征服了人类卫生”[8]。民国建立之后,上层重新面对国家塑造的问题,全面地采用了西方的卫生管理制度。在此影响下,西医由细菌病理学支撑起来的传染病论述,及其背后所附带的身体观、疾病定义、防病观念等一系列的知识,渐渐被国人接受,并成为管理健康知识的标准与常识。中医的挑战,才正式来临。西医建立专业与制度化的防疫体系后,中医的防疫功夫因不具现代意义的专业研究,遂被打入“偏方”之流。知名医史家陈邦贤(1889—1976)称误信偏方者为“缺乏常识”之人[9],真是近代中医难以承受之重。那么,中医有没有想要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传染病专科论述呢?后文还会探讨这个问题。
随之而来的,是中医面对新理论的挑战,即使许多中医秉持“汇通”的理念,但中西医之间毕竟只是貌合神离而已,一旦具有过渡意义的“蜜月期”一过,中西医观念的差距就会逐渐扩大,渐渐水火难容,而出现相互论争的历史格局,这大概已是民初后的历史大势了。
[1] Volker Scheid,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plurality and synthe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0 237.
[2] 余云岫:《传染病》,序,第1页。
[3] 麦克尼尔(Willim H.Mcneill)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311—308、334页。
[4] 海得兰撰,傅兰雅口译,(清)赵元益笔述:《儒门医学》(清光绪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刊本),凡例,第1A页。
[5] 嘉约翰撰:《内科阐微》(同治十二年羊城博济医局原刻本),目录,第1A—3A页。
[6] 嘉约翰撰:《内科阐微》,第16A页。
[7]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8] Edward S.Golub,The limits of medicine:how science shapes our hope for the cure.New York:Times Books,c1994,pp.85 108.
[9] 陈邦贤:《缺乏常识的危险》,《自勉斋随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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