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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谤之风，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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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谤之风，古已有之
2007.12.07
毁谤之风，古已有之。一千多年前韩愈在他的《原毁》中对此就有深切的描述。
以前读《原毁》的时候，没什么感觉。最近偶然翻到，才觉得深刻和有趣，而且越读越乐。这篇《原毁》和欧阳修的《朋党论》一起读，更有意思。
现在把网上搜到的《原毁》和《朋党论》的原文和今译贴在这里，与网友共勉。
以下韩愈《原毁》原文和译文及题解均转载自：http://www.zjdart.com/html/2007-04/959p70.html
原毁（原文）
［唐］韩愈
【题解】本文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不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不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不应者”的比较，等等。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划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1］，其待人也轻以约［2］。重以周，故不怠［3］；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4］；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5］！”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6］；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7］。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8］！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9］，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10］！
——选自《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原毁（今译）
古时候的君子，他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他对待别人宽容又简约。严格而全面，所以不怠惰；宽容又简约，所以人家都乐意做好事。听说古代的圣人舜，他的做人，是个仁义的人。探究舜所以成为圣人的道理，就责备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早晚都在思考，改掉那不如舜的行为，去做那符合舜的。听说古代的圣人周公，他的做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探究他所以成为圣人的道理，就责备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早晚都在思考，改掉那不如周公的，去做那符合周公的。舜，是大圣人，后代没有能及得上他的，周公，是大圣人，后代没有能及得上他的；这些人却说：“及不上舜，及不上周公，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要求自身严格而且全面吗？他对待别人，说道：“那个人啊，能有这点，这就够得上是良善的人了；能擅长这个，就算得上是有才能的人了。”肯定他一个方面，而不苛求他别的方面，论他的今天的表现，而不计较他的过去，小心谨慎地只恐怕别人得不到做好事应得的表扬。一件好事是容易做到的，一种技能是容易学得的，他对待别人，却说：“能有这样，这就够了。”又说：“能擅长这个，这就够了。”岂不是要求别人宽容又简少吗？
现在的君子可不同，他责备别人周详，他要求自己简少。周详，所以人家难以做好事；简少，所以自己进步就少。自己没有什么优点，说：“我有这优点，这够就了。”自己没有什么才能，说：“我有这本领，这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己欺骗良心，还没有多少收获就止步不前，岂不是要求自身太少了吗？他们要求别人，说：“他虽然能做这个，但他的人品不值得赞美，他虽然擅长这个，但他的才用不值得称道。”举出他一方面的欠缺不考虑他多方面的长处，只追究他的既往，不考虑他的今天，心中惶惶不安只怕别人有好的名声。岂不是责求别人太周全了吗？这就叫不用常人的标准要求自身，却用圣人的标准希望别人，我看不出他是尊重自己的啊！
尽管如此，这样做是有他的根源的，就是所谓怠惰和忌妒啊。怠惰的人不能自我修养，而忌妒的人害怕别人修身。我不止一次地试验过，曾经对大家说：“某人是贤良的人，某人是贤良的人。”那随声附和的，一定是他的同伙；否则，就是和他疏远没有相同利害的人；否则，就是怕他的人。不然的话，强横的定会厉声反对，软弱的定会满脸不高兴。我又曾经试着对大家说：“某人不是贤良的人，某人不是贤良的人。”那不随声附和的人，一定是他的同伙；否则，就是和他疏远没有相同利害的人；否则，就是怕他的人。不这样的话，强横的定会连声赞同，软弱的定会喜形于色。因此，事业成功诽谤便随之产生；德望高了恶言就接踵而来。唉！读书人生活在当今世界上，而希求名誉的光大、德行的推广、难极了！
在位的人想有所作为，听取我的说法记在心中，那国家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蒋哲伦）
【注释】
［1］重：严格。周：周密、全面。
［2］轻：宽容。约：简少。以上二句出自《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3］不怠：指不懈怠地进行道德修养。
［4］舜：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君王。仁义人：符合儒家仁义道德规范的人。句出《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5］句出《孟子·滕文公上》：“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6］周公：周文王子，周武王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继位，由周公摄政。多才与艺人：多才多艺的人。句出《尚书·金縢》：周公有言：“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事神。”
［7］廉：少。
［8］已：太、甚。
［9］说：同“悦”。
［10］几：庶几、差不多。
以下欧阳修《朋党论》原文和译文转载自：http://www.paiai.com/Article/oyx/wz/200702/3413.html
朋党论（原文）
作者：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土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今译）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
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和八恺共十六人为一朋党。舜辅佐尧，废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彼此递相称美，互相推举谦让，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舜一一任用他们，天下也得以大治。《尚书》上说：“纣有臣亿万，便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是一条心。”纣的时候，亿万人心各不相同，可说是不成其为朋党了，然而纣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却因此而振兴。东汉献帝时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党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黄巾军起来，汉室大乱，这才悔悟，把党人都予释放，可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说法，到昭宗时，把在朝名土都杀了，有的还被投到黄河里，说是“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去（让他们变成浊流）”。然而唐朝也即随之灭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于纣；能禁止、断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然而都因此致乱而使他们亡国。而彼此称道赞美、推举谦让而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舜的二十二臣，舜也并不怀疑他们且都予以任用。然而后代的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倒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辨识君子和小人呵。周武王时代，推举他的国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从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都莫过于周，可是周却因此而振兴，那是好人即使很多他们也总觉得不够的缘故呵。
唉，这些治乱兴亡的史迹，做君王的很可以引为鉴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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