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的父亲李健吾的戏剧翻译

    上海译文社出版的《李健吾译文集》精装十四卷终于在国内疫病爆发的初期，在2020年一开年就正式出版面市了。这应该是翻译界的一件大事，遗憾的是全国都被疫病卷入了，可是疫情要求我这个老人宅在家里，给了我安静地读书和思考的机会。

    在百度上查李健吾，会给出这样的头衔：作家，戏剧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他在世的时候，也听到一些这样的头衔，他会冲着我的女儿乐：他们这样称呼我。他是满不在乎的。他不在乎任何名利，不在乎任何职权，他只是干他认准的和喜爱的的工作。今天我就专门谈谈我对他在热爱戏剧，莫里哀全集的翻译和最后他牵头完成的《十七世纪法兰西古典文艺理论》一书的之间相互关系方面自己的一点体会。

    我父亲在13岁的时候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没有人管束，他一个人在放学之后，就在所住的解梁宾馆附近，在老北京的热闹的天桥这个场所，挤在新开的大世界剧院的门口（不买票）观赏《文明戏》，他喜欢上了胡恨生的男扮女装的哭戏。那个年代，戏子中还没有女演员。1919年9月以后，正好这是五四运动之后，由国外带进来的话剧开始在国内，主要是学校，由学生组织演出。他是学校的活跃分子，读小学五年级，老师一号召，学生就行动，他总是男扮女装，演哭戏，在北京就这样出了名，14岁，小学六年级，熊佛西组织演出他写的话剧《这是谁之罪》，六年级，毕业年啊！他的数理成绩又不好，哪有那么多时间参加排演啊？结果是，没有参加排演，演出时他的哭戏却是最精彩的，让熊佛西对他致谢恩，说是救了他的戏。15岁，陈大悲从上海到北京组织实验戏剧社，他居然就被认可，还成了发起人之一，接着，就又受到封至模的注意，参加他组织的《幽兰女士》的演出，扮演剧里的丫鬟，轰动了北京。就这样，1925年，考入清华学校时，当时学校的戏剧社的社长何一功居然就候在校门口迎接他：可把你盼来了。何一功有病了，就盼着我爸来接班。遗憾的是，第二年，穷困的爸爸因为去了天津向我爷爷的老相识借钱，为了交50元的学费，一宿没睡，大清早站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车厢门口，回到北京就发高烧，得了肺炎，转肺结核，休学一年，在这一年里，他翻译，写作，其中就有话剧剧本。看着他的情况，他的系主任朱自清先生根据他的爱好，劝他转学王文显先生担任系主任的西方文学系。这个转系影响了他一生，就不说教法语的温德老师对他选定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爱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事，单说王文显先生这个系主任，是一位戏剧爱好者，本身是一位剧作家，先讲《戏剧理论》，后讲《欧美戏剧史》，最后一年单讲莎士比亚，他自己写剧，但是用的是英文。1929年，我爸的身体基本复原，曾组织由教授们演出了王文显先生写的两部剧，这也是第一次开始了男女同台演出。之后，我爸又把王先生的《委曲求全》翻译成了中文。王先生的戏中的台词充满了俏皮、幽默，以及矫情的议论，但是我爸传神的译笔把这些特色都给保存了下来。这是当年代替我爸出任王文显先生助教5年的张骏祥先生表述的。1935年春，在当年的青年会的一些人的要求下，在协和礼堂，上演了中文版的《委曲求全》，我爸担任导演，还亲自担任剧中的老色鬼张董事，演的夸张，拥抱戏里的王女士，而那一位女演员又机灵地从口袋里掏出唇膏，在张懂事的脸上留下了大大的红唇，观众哄堂大笑。这出戏后来在清华，在上海都再此演出过，我爸还是出任那个可笑的张董事。

    我叙述这些，是想说明他对欧洲戏剧的翻译，不是光在文字上，还有亲生的演出经验，理解舞台语言的需要。这一点最突出的是当年，在上海，由于玲前头的上海剧艺社演出的《爱与死的搏斗》，剧社就要求我爸重译已经有人翻译过的这部罗曼•罗兰的话剧。原文中的法文Jeu中文意思可以是游戏，早先徐培仁的翻译，用的是“角逐”，可是为了演出，还为了显示当时抗日的情绪，于玲要求戏名采用“搏斗”，剧社则专门让我爸翻译这部剧作，因为需要适合演出的需要，所以这部剧的翻译是先演出，几年之后才有翻译文本的出版。他不仅提供剧本，还亲自参加演出。演出极为成功。所以，读我爸的戏剧翻译，和别人的不同，就是他是真正考虑了演员的语言，演出的需要，这是他亲力亲为的舞台经验。

   下面来说说他终生为之奋斗和完成的莫里哀喜剧全部作品。

   1935年，他开始想翻译莫里哀戏剧，因为莫里哀是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戏剧家，在民间活动的时间很长，直接反映宫廷的腐败，甚至针对当年处于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天主教和宫廷贵族对他很不满，但是法国人喜欢看他的戏。他的戏是法国文学中的骄傲，在巴黎的法国喜剧院的门口就有着大大的莫里哀的头像。但是我爸当年有点没有把握，莫里哀是法国十七世纪的人物，用的法语和当下的是有不同的，就像我们读论语，孟子，当然那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别，可是法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有了许多变化，这是我的一位法国朋友，一位电器工程师对我表示的惊讶：我们都不容易读莫里哀的作品。其次，莫里哀的戏剧有的是诗剧，受到原来希腊戏剧的影响，有的是散文剧，有的是歌舞剧，要能把他的戏剧传神地翻译过来，还能被中国的舞台演员和观众所接受，必须有许多创造，又不能失去原汁原味，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在他犹豫的时刻，曹禺对他表示了的支持，他们都曾是是王先生的学生，曹禺了解我爸的文字和舞台工夫，说：你行。就这样，他开始了莫里哀喜剧的翻译。默默地，抽出自己忙碌的工作之余的时间，在1949年5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莫里哀喜剧集•八种》，其中就有著名的《吝啬鬼》。他在《总序》中写道：“莫里哀在中国始终没有一部比较完全的译本，可惜我这里译了长短十七出他的喜剧杰作，仍然算不得全集。他写了约模(摸)三十来出戏，可以确定是他的有三十一出，另外传到后世的还有一些短诗，但是我仅仅选出十七出戏介绍给我的同代的中国读者。……我分成上下两辑，并不是依照年月的先后，而是依照工具的运用，散文语言的归在一起，诗语言的又归在一起。”

    他深深地被莫里哀的人生，对戏剧事业的忠诚所折服，他在《喜剧八种》这册书的前面还附上了莫里哀的年表。这在当时，在中国是唯一个研究莫里哀的人。1954年，7月，他从上海转到北京，成为附在北京大学的文学所的一员。但是，人刚到北京就接到上海戏剧学院的要求，要他回上海给全国导演研修班讲莫里哀。因为当时来中国的苏联戏剧专家曾表示：你们中国没有人了解莫里哀。欧阳予倩回答，我们有，李健吾。他赶回了上海，讲课的题目是《莫里哀和他的三部喜剧》（见《李健吾文集•文论卷3》），讲课时的神采飞扬，内容的丰富有趣，使人折服。

    进了文学所，他继续莫里哀喜剧的翻译。并且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写过多篇有关莫里哀的评论文，最后，终于，在他离世之前，看到了《莫里哀喜剧全集》第一部的出版，一共是四卷。莫里哀写成的共有三十三部，我爸放弃了五个小剧：一个歌舞剧，两个小型宫廷喜剧，一个是神话剧，再有一个很早年的，不知是不是他写的小剧，也就是说，他完成了莫里哀的二十七部剧作的翻译，可以说是全部。读他的翻译，就像是中国人在舞台上对话，真正的舞台语言，雅和俗，都根据人物表述出来，正宗的北京腔，只是人物名字是原来的法国人。

   第一集的前面是对莫里哀的全面介绍和评价，同时还收录了十七世纪法国作家们对莫里哀的评价，这里，就连上了他的最后一项任务。在外文所，他接受的主编《十七世纪法兰西古典文艺理论》的任务。

   十七世纪的法兰西的作者主要是写戏剧和研究戏剧理论，古典主义这个名词也是十九世纪以后给加上去的，他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个人觉得，所里真是选了最合适的人，对欧洲戏剧理论的了解，对坚持古希腊“三一律”和跳出“三一律” 的束缚的争论，就是当时著名作家们研讨戏剧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还认为法国当年的文艺离不开十五、十六世纪法国作家，离不开法国周边作家的影响，所以，他还收集了一些英国，西班牙，早年法国作家的材料，对他们进行介绍、评价，节译他们的作品，参加翻译的有所里的许多人，包括钱钟书夫妇和其他人；对于十七世纪法国作家，他对所选定的作家一个个地进行介绍，这是所里交付的工作，他担起来了，就要完成，费了老劲儿，几百万字啊！就像在他最后交付给上海译文社时写的序里写的，总算完成了，就像真是舒了一口气的架势。也确实是筋疲力尽了，他在交付稿子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离开了人世，这个大部头的外文所的集体作品，没有得以出版，如今，只能是收录了凡是没有明确有原译者落款名字的译文，也许其中有的还是所里其他人的翻译，我们真是抱歉，年代久远了，无法识别，无人求教。不过，肯定的是，起码他都是材料的选定者，译文的校对者。

    这就是他一辈子中的一项大工作：研究和翻译优秀的戏剧作品，在研究和翻译的过程中融合了他自己的舞台经验，能真正满足在中国舞台上演出时的需要。同时，他对法国戏剧理论的深刻了解，和古希腊戏剧的渊源，使他最后完成了外文所交付给他的任务。他工作的涉及面很广，我今天只说一个方面，与戏剧有关。李健吾，作为一个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他勤奋了一辈子，广泛地阅读，自由的思考，加上他的才分，我作为他的女儿，为他感到骄傲。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可以到手的材料会齐，在出版社的努力下，献给中国广大的读者，供大家研究。这也是他的学友，他的同乡，原山西大学老校长徐士瑚先生在谈到《对健吾的纪念》时给出的最后的话。我们实现了已经过世的徐叔叔的建议。《李健吾译文集》出版了，汇齐了他的所有的从1925年到1981年的翻译作品。希望疫情过去，大家有机会读到这套由出版社精心编制的译文集。

    我这个跨了大行的人，写这样的文字，会有很多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发表这样与疫情无关的文字，也算是给大家放松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