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伊梅瓦尔博士：科学史中一颗延迟闪亮的星

Dr. Clara Immerwahr: A Postponing Supernova in History of Science

傅梦媛/FU Mengyuan 田松/TIAN Song[1]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北京 100875）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摘要：克拉拉·伊梅瓦尔是普鲁士布雷斯劳大学的第一位女博士（1900年，化学），在以往的科学史中，她至多是作为其丈夫诺奖得主弗里茨·哈伯的注脚而被提及。一战期间，哈伯是德军化学武器的主要研制者，曾亲往前线指导士兵释放毒气。1915年，克拉拉在哈伯的庆功宴后开枪自杀。此事在当时知者寥寥，自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引起关注和讨论。她的自杀大多被解读为对哈伯的抗议和对科学伦理的捍卫；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其主因是婚姻不睦和抑郁症。进入本世纪，克拉拉已经成为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和科学伦理的象征，成为人物传记和影视作品的主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克拉拉今天的声望不是来自她在科学上的成就，而是来自她对科学的态度和她的行为。克拉拉之被重新发现和她的公众形象建构，经过了漫长的时光，体现了时代思想的变迁，体现了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变迁。

关键词：克拉拉·伊梅瓦尔、弗里兹·哈伯、科学伦理、女性主义科学史

Abstract: Clara Immerwahr was the first woman who earned a doctorate of chemist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reslau in 1900.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science, she used to be seen only as a “footnote” to her husband, Nobel Laureate Fritz Haber. Clara killed herself after the reception dinner for Haber’s “success” in the research and release of poison gas during the WWI. This event was not noticed by contemporary public and media. It was only after 1990s, that her suicide began to attract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Her suicide was generally regarded as protest against Haber and the defense for the ethics of science, while few researchers believed it to be attributed to her unhappy marriage and depression. Starting from this century, Clara has become the symbol of feminism, pacifism and ethics of science, as well as the protagonist of biographies and movie, receiving an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What brought her fame and reputation was not her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but her altitude to science and her acts.

Key Words: Clara Immerwahr; Fritz Haber; Scientific Ethics; Feminist History of Science

克拉拉·伊梅瓦尔（Clara Immerwahr，1870-1915）是普鲁士布雷斯劳（Breslau）大学的第一位女博士（1900年），专业是化学。如果运气好，她有可能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不过，她实际从事科学活动的时间很短，刚露头角便无奈退场。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二年，她与当时德国的科学新星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结婚，成为家庭妇女。作为知名的德国犹太科学家，哈伯一家与爱因斯坦、奥托·哈恩等人有很多私人交往。在以往的科学史中，克拉拉会作为哈伯的妻子被提及，有时有名字，有时没名字。哈伯在1918年因为发明了合成氨法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而克拉拉在三年前就已经自杀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伯积极以科学参战，为德军发明毒气，并亲自去前线指导士兵释放毒气，获得了军方嘉奖。1915年5月1日，哈伯在家中举办了庆功宴。客人散去后，克拉拉与哈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哈伯服安眠药睡去，克拉拉来到花园，用哈伯的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心脏。

此事在当时如同一枚小石子扔进大海，只有几丝涟漪。到了1990年代，涟漪变成巨浪。克拉拉·伊梅瓦尔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德文和英文出版物中，屡屡被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科学史家重新提起；她不再作为注脚，而是成为主角，甚至成为电影和戏剧中的角色。克拉拉主要在四个角度下被重新讲述：科学伦理、和平主义；女性科学家、犹太科学家。前两者是特殊视角，后两者是特殊身份。

现在，克拉拉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形象，被视为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和科学伦理的象征。本文首先简要叙述克拉拉的一生；然后，叙述她被重新发现、被建构成公众形象的过程。

一、早年求学（1870-1898）

1870年6月21日，克拉拉·伊梅瓦尔出生于布雷斯劳的一个中产犹太家庭。她的祖父母经营了一家与皇室有贸易关系的商铺，并在附近的波肯多夫（Polkendorff） 拥有农场，家境优渥。19世纪后半叶，布雷斯劳已经从歌德笔下的脏乱差小镇变成一座商业兴盛、工业繁荣的大城市，成为当时的文化和科学中心，聚集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中产家族。^［1］家族之间有着复杂重叠的人际关系网。比如，哈伯曾在化学家乔治·朗格（Georg Lunge, 1839-1923）门下求学，而朗格正是克拉拉的父亲菲利普·伊梅瓦尔（Philipp Immerwahr）的表兄弟。 ^[2]菲利普还曾师从本生灯的发明者、犹太化学家罗伯特·威廉·本生（Robert Wilhelm Bunsen）。在父亲的引导下，克拉拉的兄长保罗（Paul Immerwahr）进入化学领域，获得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在19世纪末的普鲁士，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非常困难，从事科学活动更为稀少，其中很多都像克拉拉一样受到了父兄的影响。^[3]1890年代起，普鲁士才开始设立能够提供中等教育的女子学院；1895年，普鲁士教育部门开始允许大学接受女性作为旁听生进入课堂；1900年，巴登地区的教育机构首次允许女性作为正式学生进入大学。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认为，女性天生就是非理性的、无竞争力的，并且是与繁衍相关的（procreative）；而科学则被看作是理性的、有竞争力的以及创造性的（creative），这些特征都被认为是男性专有的。因此，即使有少数女性突破阻碍进入大学，也会被认为是违反了女性的“自然天性”。^［4］ 为数不多的提供中等教育的女子学校也是为了培育女性的“自然天性”——使其能够成为的中产阶级男性的合格伴侣和孩子的合格母亲。^［5］1897年，在一份关于如何看待女性从事科学的调查中，四位化学家中有两位表达了委婉的否定意见，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则强烈认为，一位女性不可能兼具天生的母性与反本性的科学探索潜质（［4］，p.3）。在1900年之前，普鲁士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每年不过几百人，又只有百分之二进入化学领域（［4］，p.2），克拉拉正是这少数中的少数。

克拉拉与波兰的玛丽·居里（Marie Skłodowska Curie，1867-1934）是同时代人，有相似的求学坎坷。克拉拉童年生活的波肯多夫没有接受女生的学校，她和姐妹只能受教于私人教师。克拉拉早年在家学习时，就表现出了对学习的热情，她“事事好奇，求知若渴，想要成为像她的哥哥保罗那样的人（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6］1892年，克拉拉从女子学院毕业。这所学校只为年轻女性提供基本知识，帮助她们实现未来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天生职能”。（［1］，p.47）克拉拉不甘于此，继续参加教师研修班，并获得了教学资格。但这仍不能满足大学的入学条件。克拉拉又参加了高强度的私人授课班，努力争取布雷斯劳大学的入学资格。（［1］，p.47）1896年复活节，克拉拉通过了一个由特殊委员会组织的考试，获得了相当于文理高中毕业的文凭，作为旁听生在布雷斯劳大学又学习了两年。（［1］，p.38）1898年，克拉拉最终取得了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的机会，成为德国第一个通过此项艰难考试的女性，并成为化学家理查德·阿贝格（Richard Abegg，1869-1910）教授的客座学生。（［3］，p.604）而布雷斯劳大学直到1908年才开始接收女性作为正式学生。（［1］，p.38）

1900年，克拉拉与阿贝格合作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随后，她在弗里德里希·库斯特（Friedrich W. Kuster）教授的实验室中，独立发表了关于铜的电极电势的学术论文，她的实验结果验证了化学界巨头瓦尔特·能斯特（Walther Nernst）、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和弗里德里希·库斯特等人的预测。（［5］，p.441）文献显示，她利用电动势法检测了汞、铜、铅、镉、锌盐的溶解度，她认为溶解性下降可能是由于电子亲和势的变化，这与阿贝格和波特兰德( Guido Bodländer , 1855-1904)的合作研究结论一致。（［3］，p.606）在阿贝格的指导下，克拉拉提交了关于金属盐对溶解度影响的博士论文，参加了包含物理、化学、矿物学和哲学的最终考试，并于1900年12月22日在布雷斯劳大学的主会堂通过了博士答辩，获得优等生荣誉。

克拉拉成为布雷斯劳大学史上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当地报纸报道了克拉拉的誓言：“绝不在演讲或写作中传授任何有违我信念之事，追求真理并增进科学的荣光至其应得的高处”，在她的诸多传记作者看来，克拉拉终身坚守了这一誓言。（［3］，p.608）

二、婚姻生活（1901-1915）

1990年年底，克拉拉博士毕业，进入导师阿贝格的实验室担任助手，虽然没有正式身份，但对当时的女性科学家而言，已经是最好的职位了。居里夫人和稍晚一些的玛丽亚·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Mayer，1906-1972，196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都有过类似的经历。（［3］，p.605）

1901年3月14日，弗里兹·哈伯写信给好友阿贝格，希望他和助手克拉拉来参加德国电化学学会在Freiburg的会议。二人如期到会，克拉拉与哈伯再次相遇。早在1891年，还是学生的哈伯曾在一个舞会遇到克拉拉，并在不久之后向她求婚，当时克拉拉希望追求学业，拒绝了他。哈伯坦言，在这十年里他想要忘记克拉拉，但却失败了。同年8月3日，两人结婚，克拉拉·伊梅瓦尔变成了克拉拉·哈伯（Clara Haber），她的有记载的科学生涯很快结束。克拉拉在1909年写给阿贝格的信中说：“我总是认为，只有体验了人类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这种人生才是值得过的。正是这个动机而非其他原因，使我那时决定结婚，若不这样，我的人生之书的新篇章以及我灵魂的合唱都将瓦解与荒芜”。（［2］，p.46）

一开始，两人的婚姻十分幸福，哈伯曾在信中说他们就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沉湎于梦境中”^［7］。然而，在1902年6月1日他们的儿子赫尔曼（Hermann Haber, 1902 – 1946）出生之后，两人很快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3］，p.606）体弱多病的儿子占用了克拉拉大量的时间，哈伯则沉浸于科学研究和社交活动中。在赫尔曼只有几周大的时候，哈伯就为了科学仪器前往美国三个月。克拉拉抱怨：“弗里兹太忙了，要不是我每次把儿子带过去一会儿，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父亲”。（［2］，p.52）

哈伯在科学事业上顺风顺水，克拉拉则逐渐成为纯粹的“家庭主妇和母亲”。哈伯家的朋友说，“每当他（哈伯）非常疲惫地回到家时，他的妻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他说家务事上的问题以及对儿子的担心，他有时会非常不耐烦”。（［7］，p.174）作为家庭主妇，克拉拉也为经济负担而烦恼。哈伯需要与上流社会开展社交活动，然而他们负担不起这样的开销。她在1901年写给阿贝格的信中提到，她继续科学事业的梦想，只有等到他们成为百万富翁、身边都是仆人时才能实现。（［2］，p.52）哈伯家后来确实富裕了起来，但克拉拉却再没能回到实验室。

婚后，克拉拉没有再发表任何学术论文，只参与了少量的学术活动。在结婚初期，她参加了当地化学协会举办的活动，给妇女组织作了关于“家庭中的化学和物理”的讲座；她翻译了几篇学术论文，是英文到德文，一篇是利物浦大学巴利（Bally）教授的关于几何和立体异构体的理论，另一篇是利物浦马斯普拉特实验室的斯莱德（Slade）的关于铝酸钠是一种单基酸盐和发现溶度积的论文。（［3］，p.606）此外，她还将哈伯的教科书译成英文，在这部《气体反应热力学》（Thermodynamics of Gas Reactions）的扉页，哈伯将这本书 “献给挚爱的妻子，克拉拉·哈伯博士，感谢她无声的合作”。哈伯的传记作家莫里斯·戈兰（Morris Goran, 1916-1987）认为，克拉拉不只做了翻译的工作，她还帮助计算与验证数据。^[8]

1907年，克拉拉本想参加在英国的学术会议，却由于患白喉无法成行。她在给阿贝格的信中说：“我宁可写十篇毕业论文也不愿忍受这个痛苦”。（［3］，p.607）让她痛苦的不仅是与科学事业的分离，还有婚姻的苦涩。她在1909年的信中表达了对哈伯的不满：

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但并没有权利在培养怪癖的同时还高高在上，蔑视所有人，在正常生活中，我认为即使是一个天才也不应有这样的行为，除非他独自一人在一个废弃的小岛上；

弗里兹在这八年来得到的，我已经失去了，甚至那些留给我的，全是最强烈的不满；

婚姻给我的鼓舞只是维持了短暂的一点时间，主要原因就是弗里兹压迫式地将他自己放置在家庭和婚姻的首位，这样一个不那么无情的、自主的个性就这样被摧毁了。（［7］，p.175）

然而，对于哈伯而言，他只想要一个传统的、能全心全意投入家庭的普鲁士妇女，而非一个女化学家，因此他对克拉拉的不满感到困惑。哈伯的友人Max Mayer回忆到，他曾和哈伯边走边聊，哈伯说到：“女人对我而言就像可爱的蝴蝶，我欣赏她们的颜色与光泽，这就够了”。（［2］，p.43）两人的分歧使他们最终没有成为像居里夫妇那样的模范科学夫妻。

三、终结生命（1915）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哈伯和他的实验室转而为战争服务。怎么样把化学变成武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发明毒气。哈伯参与了能斯特与军方的合作实验。最初他们设想在普通子弹或炮弹中装入刺激性物质，并在当年秋天投入了实验。能斯特提出的联茴香胺氯磺和二甲苯基溴效果俱不佳，哈伯则提出使用二甲苯和溶剂油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接替了能斯特的位置。（［8］，p.66）哈伯提出一个设想，在普通子弹或炮弹中装入刺激性物质，（［8］，p.67）并建议使用氯气。氯气是一种黄绿色气体，比空气重，会使人失明，会导致剧烈的咳嗽，会腐蚀眼、鼻、口、舌和肺；最后使吸入这种气体的人窒息而死。哈伯提议，如果顺风将它吹到敌人防线，它们就能沉入敌方壕沟之中，使士兵逃离壕沟跑到开阔地带，就能轻而易举地消灭他们。^[9]

1915年1月底，在哈伯的领导下，相关的初步实验完成。

当时，德国已经加入禁止毒气弹的国际公约。德军总参谋长找到了公约中的一个小漏洞，公约禁止的是发射出去的装着毒气的炮弹，于是德军使用不用发射的远距离释放毒气的钢筒。（［9］，pp.9-10）

1915年4月11日，哈伯的特种部队在距离比利时海岸32千米的伊普尔前线安装了5730枚毒气筒，它们能沿6.5千米长的战线释放150吨氯气。（［9］，p.11）4月14日，统帅部第一次下达了使用毒气的指令，但随后连续取消了3次命令，最后在4月22日，毒气战正式打响。氯气在几分钟内就吞没了处在前线和补给线上的法国－阿尔及利亚士兵，士兵狂咳不已。没有窒息的士兵则四处逃窜，但毒气仍紧跟着他们。战线崩溃了。毒气使协约国军队伤亡人数达到1.5万人，其中5000人丧生。（［9］，pp.12-13） 德国新闻报纸大为称赞。依照惯例，犹太人不能作军官，但哈伯被德皇破格授予陆军上尉军衔。（［3］，p.608）

克拉拉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她激烈地反对将科学用于大规模杀戮。她指责哈伯的工作是“野蛮的象征，败坏了本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境界的（科学的）根本原则”，并斥责化学战是“对科学理想的扭曲”。她以人类的同情心与良知之名请求她的丈夫哈伯放弃毒气开发，然而哈伯态度坚定，即使他本人对毒气的用途抱有反感。（［8］，p.71）在开发化学武器的实验中，实验动物必须快速地暴露在路易斯毒气、芥子气、二氧化碳酰和氯气下。克拉拉目睹了实验动物的惨状。根据她的表弟保罗·克拉萨（Paul Krassa）的回忆，在克拉拉自杀的前几天，她曾来拜访过他的妻子，克拉拉“因为毒气战争的可怕结果而感到深深绝望，因为她已经看到了准备工作中对那些动物的实验了”。（［2］，p.166）一位哈伯的毒气研发组的成员曾形容克拉拉是“一个神经质的妇人，激烈地反对哈伯跟着新的毒气部队去往前沿阵地。”（［2］，p.157）

为了庆祝化学武器的成功，1915年5月1日，弗里茨·哈伯在家中举行了晚宴，克拉拉的生命到了终点。

关于克拉拉的最后时刻，目前普遍接受的说法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宴会结束后，克拉拉与哈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哈伯坚定认为他的爱国责任在战时应优先于一切反对意见。后来，哈伯服用了一些安眠药就寝，克拉拉则来到桌前写下了诀别书。她拿出哈伯的手枪，来到花园，第一枪射向空中，第二枪打中了自己的胸口。（［5］，p.215）他们13岁的儿子赫尔曼闻声赶来时，克拉拉尚有一丝气息。最终，她死在儿子的臂膀里。（［3］，p.608）次日，哈伯依旧前往前线督战，留下年幼的儿子处理后事。1915年5月8日，当地报纸报道刊登了克拉拉的讣告，报道称“这位不快的女人自杀的原因未知”。1930年代，赫尔曼移居美国，也以自杀了结生命，按照苏珊·梅切尔的说法，他无法承受父亲当年的行为。（［3］，p.606）

四、克拉克的新生与形象建构

克拉拉的自杀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战争依然进行，哈伯在第二天就前往东部前线。两年后的1917年，哈伯与夏洛特·内森（Charlotte Nathan）结婚，育有一子一女，这场婚姻延续了十年。1919年，一战结束，哈伯与能斯特曾被协约国列为战犯，哈伯逃到瑞士，获得瑞士国籍。几个月后，协约国撤销了对他的引渡要求，哈伯回到德国，违背《凡尔赛公约》，继续秘密研制毒气。1933年，纳粹上台，尽管哈伯努力向纳粹示好，但作为犹太后裔，仍然不能为纳粹所容。哈伯逃到英国，受到了剑桥化学家威廉·波普（William Pope）的善待。1934年1月，哈伯在瑞士旅行期间心脏病发作而死。按照他的遗嘱，他与克拉拉合葬在瑞士巴塞尔（Basel）。（［5］，p.443） 九年后，1943年，纳粹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使用一种名为Zyklon B的毒气屠杀犹太人，这种毒气是哈伯在1919年发明的，其最初的目的是作为杀虫剂。（［9］，pp.12-20）

二战后，虽然哈伯受到很多争议，但是作为优秀的科学家，他在德国仍然有很高的声望。他曾经任职首任所长的威廉皇帝物理化学—电化学研究所改名为弗里茨·哈伯研究所，后并入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Society，简称马普学会）。而克拉拉则被世人暂时遗忘。

关于克拉拉的资料都是零散的，破碎的，克拉拉今天的形象是由后人逐渐拼凑起来，建构起来的。

1967年，莫里斯·戈兰（Morris Goran）出版了哈伯传记《哈伯的故事》（The Story of Haber），其中有大量关于克拉拉的内容，并首次提到她的自杀。虽然只有寥寥一句，但第一次建立起了克拉拉与反对化学武器的联系。

1985年，克拉拉的角色出现在话剧《爱因斯坦计划》（The Einstein Project）中，作为哈伯研发化学武器的反对者与爱因斯坦反思科学的象征，出现在最后一幕。

1992年，英国著名诗人戏剧家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 1937- ）所写戏剧《方的圆》（Square Rounds）在英国国家剧院最大的舞台奥利维尔舞台（Olivier stage）上演，克拉拉是主要的女性角色之一。

在这两部戏剧中，克拉拉都具有科学伦理、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形象。克拉拉开始成为公众人物。

1990年代初期，马普学会保留的哈伯档案开放，克拉拉的书信也在其中。

1993年，格瑞特·冯·莱特纳（Gerit von Leitner）女士出版了《克拉拉·伊梅瓦尔，为了人性科学的一生》（Der Fall Clara Immerwahr. Leben für eine humane Wissenschaft）。这是克拉拉的第一部传记。克拉拉成为主角，不再是哈伯的注脚。冯·莱特纳利用了马普学会的档案，采访了知情人及他们的后代，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克拉拉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丰满的克拉拉的形象，为此后通俗文章和影视作品提供了的细节。冯·莱特纳是著名德国作家、广播电视制作人。该书由德国贝克出版社（C.H. Beck Verlag）出版，立即产生极大反响，获得了1994年的杰出图书奖。

此后，介绍克拉拉和研究克拉拉的文章逐渐增多。

1996年，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的杰弗里·艾伦·约翰逊（Jeffrey Allan Johnson）在《人文》（Humanities）上发表《毒气背后的科学家：哈伯家的悲剧》（The Scientists Behind Poison Gas: The Tragedy of the Habers），提出克拉拉的两大悲剧：1，女性角色对科学事业的阻碍；2，目睹丈夫从造福人类转向服务战争。

1998年，英国化学家、196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撰写长文讨论哈伯的一生功过，其中关于克拉拉及其自杀的部分，主要文献依据是冯·莱特纳的传记。

在2011年国际化学年和2014年一战百年纪念中，克拉拉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2012年，美国化学学会会员、芝加哥大学的苏珊·梅切尔（Susan V. Meschel）博士在德国《无机与普通化学杂志》发表文章，称克拉拉的悲剧来自作为化学家与公民的两难。值得一提的是，百年前克拉拉也曾在这一杂志上发表她的学术成果。

2014年的戏剧《禁区》（Forbidden Zone）和《佐默14:死亡之舞》（Sommer 14: A Dance of Death）都有克拉拉的角色出场；同年，德国全国性公共电视台一台播出了关于克拉拉的电视电影。

2015年，德国化学学会理事沃尔夫勒姆·库奇（Wolfram Koch）撰写文章，以克拉拉为案例，讨论化学与伦理。印度国家科学博物馆教育官员恰托帕德耶（Dhrubajyoti Chattopadhyay）在一个大众读物上介绍克拉拉，称她为“科学中未被赞扬的女英雄”。

2016年，《无机与普通化学杂志》再一次发表关于克拉拉的研究文章，作者是马普学会弗里茨·哈伯研究所分子物理系的布拉迪斯拉夫·弗里德里希（Bretislav Friedrich）和科学史研究所的迪特·奥夫曼（Dieter Hoffmann），专业科学史家出场。这篇文章对克拉拉的自杀动机提出了异议。2017年和2019年，两人又合作发表文章，讨论了克拉拉的科学贡献和和她的形象建构起源。

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已经永远沉没在历史的深海中了。克拉拉没有留下遗嘱，阐述自杀动机。冯·莱特纳说，宴会当晚克拉拉花费了数小时写信，但后人并没有发现任何一封，冯·莱特纳认为是被哈伯销毁了。（［6］，p.215）现在克拉拉的公众形象主要是根据戈兰的哈伯传记和冯·莱特纳的克拉拉传记建构起来的。他们的依据是克拉拉留下来的书信、哈伯家亲友的回忆以及熟人之间议论此事的书信。与哈伯一家相熟的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就说：“克拉拉是一个想要改变世界的好人。她的丈夫牵涉进毒气战争的事实确实影响导致了她的自杀”，弗兰克还认为，哈伯实验室中的大部分科学家都有类似的看法。（［2］，p.166）

近年来，对此再次提出异议的是马普学会的布拉迪斯拉夫·弗里德里希和迪特·奥夫曼。他们的文章《克拉拉·哈伯-伊梅瓦尔：生活、工作与传奇》（Clara Haber, nee Immerwahr (1870–1915): Life, Work and Legacy）介绍了克拉拉的生平，并着重讨论了克拉拉的自杀原因。他们做了如下归纳：支持克拉拉是因为反对哈伯开发化学武器而自杀的观点和证据有四个：克拉拉的表弟保罗·克拉萨（1957）、哈伯家的朋友詹姆斯·弗兰克（1958）、哈伯的传记作者莫里斯·戈兰（1967）以及克拉拉的传记作者格瑞特·冯·莱特纳（1993）；暗示克拉拉是由于个人因素或抑郁症而自杀的证据和观点有十个：克拉拉写给阿贝格的信（1909）、克拉拉写给田丸节郎（Setsuro Tamaru）的信（1915）、伊迪丝·哈恩（Edith Hahn）写给奥托·哈恩（Otto Hahn）的信（1915）、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写给奥托·哈恩的信（1915）、以及奥托·卢米茨希（Otto Lummitzsch）（1955）、阿德尔海德·诺亚克（Adelheid Noack）（1959）、莫里斯·戈兰（1967）、赫曼·卢奇（Hermann Lütge）（1958）、哈伯的第二任妻子夏洛特·哈伯（Charlotte Haber）（1970）以及安热利卡·艾宾浩斯（Angelika Ebbinghaus）（1993）的观点。最后，他们认为，克拉拉的自杀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而并不是如广泛流传的说法，只是为了反对哈伯研发化学武器。

弗里德里希与奥夫曼还对前者进行了批评，比如，莫里斯·戈兰在哈伯传记中说，克拉拉指责哈伯是“科学的扭曲”与“野蛮的象征”，但是没有出处，所以这不能视为克拉拉的原话，而更可能是戈兰本人的话，但是又被冯·莱特纳夸大渲染了。他们还认为冯·莱特纳对证据有断章取义之嫌。例如，关于保罗·克拉萨对克拉拉指责动物实验的回忆，他们发现实际上克拉萨对此还有所补充，认为其他因素也导致了克拉拉的自杀，而冯·莱特纳并未引用。同样，对詹姆斯·弗兰克的话，冯·莱特纳选择性地忽略了弗兰克的补充： “（哈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调和他和克拉拉之间关于政治和人类的观点”。（［5］，p.444）

二人还列举了一些其它证据，证明克拉拉的自杀有可能是出于她的情感生活或是抑郁症。（［5］，p.444）据克拉拉的外甥女阿德尔海德·诺亚克回忆，克拉拉害怕任何与性有关的事，在1902年（即结婚一年）就与哈伯分房而眠，这个说法在哈伯的第二任妻子夏洛特·哈伯的回忆中得到支持。而1998年的哈伯传记作者Margit Szöllösi‐Janze倾向认为，克拉拉自杀的真正动机在于她发现了哈伯出轨夏洛特，这一观点在伊迪丝·哈恩写给她丈夫奥托·哈恩和莉泽·迈特纳写给奥托·哈恩的信中得到了间接支持。他们还认为，阿贝格和奥托·萨克尔（Otto Sackur）的意外身亡也是导致她抑郁的可能原因。1910年，克拉拉的博士导师、挚友，也是她一直以来与科学的联系媒介阿贝格，在一场热气球空难中意外丧生。1914年，克拉拉亲眼目睹她的博士答辩助手、好友奥托·萨克尔，在哈伯开发化学武器的试验中死于试验爆炸。并且，他们认为，克拉拉在回复哈伯的前合作者田丸节郎的信中体现的都是对个人生活而非世界秩序或其它更大事物的关心，这与她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形象有所出入。

当然，这个异议不能消解克拉拉的公众形象。两位马普作者虽然做了很多历史梳理，但其结论并非不可商榷。自杀是一个激烈的事件，或由于长期积郁，或由于一时激愤，或兼具两者。如果是一时激愤，则以克拉拉自杀的时间点，兼之平时的某些言论和行为，将其阐释为抗议哈伯以化学为杀人武器，并无不妥；如果是前者，长期抑郁直至自杀，有多重因素，两位作者所提出的各种可能性，诸如婚姻不幸、丈夫出轨、友人去世等，都可能是多重因素之一，它们与抗议化学武器这重因素，并不是相互冲突、非此即彼的关系。两位作者的贡献在于对史料进行了梳理，但是他们的解释方案并不可取。

冯·莱特纳在传记出版之后也收到了类似的反馈意见。（［1］，p.62）本文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辗转与冯·莱特纳女士取得了联络。她表示，她在为克拉拉写传记的过程中，很多哈伯的故人和学生并不愿意提供帮助。他们站在哈伯的立场上，不愿提及克拉拉。而马普学会的两位作者之中，恰恰有一位就工作在哈伯所。这个身份是否会对他们的学术结论产生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

五、结语

克拉拉尚未引起国内同行的重视，迄今为止，中文世界对于克拉拉的描述是可数的，可穷尽的。根据本文作者的检索，仅有如下几项：

最早一篇是生物学家马克斯·佩鲁茨的《真该早些惹怒你》的中译本，该书第一章主要讲述的是哈伯的工作，但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克拉拉及其自杀。该书由上海科技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名列当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科技图书。不过，在各种对此书的介绍中，无人提到克拉拉。此书初印数仅3100册，未见再版。本文作者直到撰写本文时，才发现已有中译本。佩鲁兹也采纳了主流观点。

本文作者之一曾在2008年的一篇学术随笔中附带讲述了克拉拉的故事，并附照片。^［10］其线索有二，一为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1954-）的环境史名著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2001），一为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 1955-）的食品人类学著作The Omnivore’s Dilemma（2006），两部著作都用一两行字说到了哈伯妻子的自杀，并且都没有提到这位妻子的名字。他们共同的信息来源是地质学家Vaclav Smil描写哈伯化肥发现的著作Enriching the Earth。

2007年，台北医科大学林佳谷与陈叡瑜在《善待氮气：哈伯氮肥，氮循环与氮反扑》中曾提及此事，但是在克拉拉的自杀时间上的采用了不同的说法，“（毒气）释放的前一个晚上，哈伯的妻子依茉娃自杀了。”^［11］ 2009年，西华师范大学张清建在文章《弗里兹·哈伯：一代物理化学巨匠》中有此一句：“克拉娜一心支持丈夫的科学事业。对哈伯卷入毒气战，竭力劝阻和反对，但毫无效果。1915年5月2日晚，克拉娜用哈伯的手枪，自杀身亡。”^［12］ 但未标注文献，所据不详。

尽管存在异议，克拉拉在今天的形象已经被充分地建构起来了：一位意志决绝、勇于突破性别不公的女性；一位被家庭与大男子主义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女性；一位为了科学理想与和平正义牺牲生命的女性。这样一位人物的前世今生是表达女性主义诉求的极佳案例。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对女性平等的诉求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而克拉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过的前世，与她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重现的今生，一面是她所处时代的女性的困顿，一面是后世女性为求认可而付出的努力，如同桥梁的倒影，展现了跨越百年的女性奋斗图景。

二战之后，科学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各种理论对科学的价值进行了反思。她的悲剧性自杀使其成为反战主义、和平主义的形象代表，成为“好科学”的象征。哈伯的毒气研发是科学伦理的典型案例，也被认为是比曼哈顿计划更早的“大科学”活动。

随着科学观的变化，科学史也出现了新的写法。历史学家-科学史家的目光从哈伯这样的大人物，转向了克拉拉这样的小人物，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

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设立了克拉拉·伊梅瓦尔奖； 2000年，杜特蒙德大学以克拉拉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专门为女性学术开设的辅导工程；2006年，并入马普学会的哈伯研究所在其机构内为克拉拉建造了一个纪念性建筑；2011年，跨学科研究网络组织UniCat为鼓励年轻女化学家，设立了奖金为15000欧元的克拉拉·伊梅瓦尔奖。

克拉拉从科学史的深海中逐渐升起，从默默无闻，从哈伯的注脚，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克拉拉的声望不是来自她的科学成就，而是来自她对科学的态度和她决绝的行动。她的科学成就在今天已经不足一提，她对她的科学观也未有过系统的正式的著述，这使得克拉拉更具有象征意味。克拉拉的故事成为战后多种社会思潮的载体，被一再讲述。克拉拉·伊梅瓦尔的思想是后人梳理出来的，她的形象是后人建构出来的。这个建构反映了女性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科学主义的时代思潮，同时也是这些思潮的一部分。

六、参考文献

［1］        Friedrich B, Hoffmann D. Clara Immerwahr: A Life in the Shadow of Fritz Haber[M]//One Hundred Years of Chemical Warfare: Research, Deployment, Consequence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45-67.

［2］        Charles D. Master mi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ritz Haber, the Nobel laureate who launched the age of chemical warfare[M]. New York: Ecco, 2005, 43-52, 157-166.

［3］        Meschel S V. “A modern dilemma for chemistry and civic responsibility: the tragic life of Clara Immerwahr”[J]. Zeitschrift für anorganische und allgemeine Chemie, 2012, 638(3-4): 603-609.

［4］        Johnson J A. “German women in chemistry, 1895–1925 1 (part I)”[J]. NT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 Ethics of Natural Sciences, Technology & Medicine, 1998, 6(1): 1-21.

［5］        Friedrich B, Hoffmann D. “Clara Haber, nee Immerwahr (1870–1915): Life, Work and Legacy”[J]. Zeitschrift für anorganische und allgemeine Chemie, 2016, 642(6): 437-448.

［6］        Von Leitner G. Der Fall Clara Immerwahr: Leben für eine humane Wissenschaft[M]. Munich: C.H.Beck Verlag, 1993, 5, 215.

［7］        Stoltzenberg D. Fritz Haber: Chemist, Nobel Laureate, German, Jew[M].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2004, 46, 174-175.

［8］        Goran M. The story of Fritz Haber[M].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7, p37，66-67.

［9］        马克斯·F·佩鲁茨. 真该早些惹怒你:关于科学、科学家和和人性的随笔[M].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9-20.

［10］     田松. 我们是行走着的塑料[J]. 博览群书, 2008(6):30-33.

［11］     林佳谷, 陳叡瑜. 善待氮氣: 哈伯氮肥, 氮循環與氮反撲[J]. 工業安全衛生, 2007 (221): 47-56.

［12］     张清建. 弗里兹·哈伯:一代物理化学巨匠[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9, 31(2): 81-88

[1] 收稿日期：2019年4月27日

 作者简介：傅梦媛（1994— ）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

            Email: mengyuanfu@mail.bnu.edu.cn

田松（1965-），吉林四平人，哲学博士，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科学伦理、环境哲学、科学传播等。Email: tiansong@bnu.edu.cn（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