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上海，当时舟山还在国民党手里。所以，“国军”的飞机可以很方便地驾临上海。虽然这些飞机扔炸弹的能力一般，好像只炸过杨树浦发电厂，造成的损失也微不足道，但防空却因此成为了全社会的任务。带领千家万户躲飞机，成为了居委会的起点。建国初的上海家庭甚少有双职工的，一般是男人工作，女人持家。为了全社会的防空，需要有一支能够带动老百姓的骨干队伍。这支队伍的人员只能来自家庭妇女。于是，党组织就物色了那些年轻、热心、进步的家庭妇女，组成了最早的居委会。这批年轻的女性基层干部，又被老百姓称之为“小辫子干部”。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小辫子们成为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栋梁。他们不仅带老百姓躲飞机，事实上，国民党飞机也很快撤走了，原因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新生的共和国很快拥有了自己的空军。小辫子们的使命也就转变为组织和带领群众建设自己的家园。以里弄为单位，居民们一起通阴沟、清除垃圾、平整场地道路、扶贫帮困、扫盲识字。可以说，那些年基层社会的建设成就，是我们城市现代化历程上的丰碑，是怎样评价也不为过的。

1997年，市委办公厅希望我做一点基层干部的调研。在我访问的“大妈干部”中，记得有一位外滩街道的。她是上海最早的那一批小辫子之一。我们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办了退休手续。说起自己的工作，她充满了不舍和自豪。

她神情中最为自豪的，是说这样一段事实之时：这些年我分管的片区有近三百户人家，每一家我都上过门，他们的家人我都熟悉，有事都招呼得动，凡是小夫妻打闹，家里人怄气，邻居间吵架，多数最后总找到我。

我觉得，像她这样的大妈，又像是“干部”，又像是群众。正因为这种特质，使他们能够真正地融合于居民之中，又由于他们的热心，从而能够带着拖着拉着前后左右的居民一起向前走。没有他们，“群众”只能一盘散沙。虽然许多人在自己的单位里都是领导、骨干、甚至有着了不起的身份，但回到家，他们还真的需要“居委会大妈”这样的粘合剂，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坚实基础。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张考卷，既考居民，也考政府。考居民的，是人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考政府的，是基层社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而交出的答卷是否优秀，还有赖于社区是否存在一支足够热心的骨干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