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老虎的千年对决：为何在清代以后最为疯狂？

来源：最爱君 国家人文历史 2019-06-27

当100多只老虎蜂拥围住村庄的时候，1957年9月，位于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县高坪村的村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经历了人类史上最恐怖的三个昼夜。

当年亲历这一恐怖事件的谢耀宗，那时是一个常年在雪峰山一带收山货的货郎，他回忆说，那时他刚走进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疯狂逃了回来，村子里所有的狗全部瑟瑟发抖不敢出声，这时候，村口开始有人拼命敲锣，大声呼叫村民们赶紧进村躲避。

原来，就在整个村子附近，100多只老虎竟然将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此后三天三夜，无论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铜锣，老虎们就是不肯离去，在持续整整三天三夜后，惊恐的村民们才搞清原委，原来是村子里有人在山上捡了几只老虎仔带回了村里，然而，就在将几只小老虎放出去后，围攻的虎群不仅没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顾虑，开始集体疯狂冲进高坪村，在将村子里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后，还叼走了村子里的母女共三个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怀德后来回忆说：“老虎吃人吃得惨啊，连娘一起三个，扛到山上那伢还在哭。”

对于这一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是真实事件的“奇闻异事”，尽管自清朝初期开始，在湖南各地府志、县志中就不断有关于“顺治五年（1648）长沙府虎昼食人”“顺治六年（1658年）益阳虎群行，食人”的记载，人类仍然难以相信，前后距离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经达到如此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仅仅只是湖南乃至中国大地上，曾经虎患横行的一个惊人代表，实际上，从1952年至1962年，整个湖南省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饿虎之灾中，十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内更是有32人相继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确凿，这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按照教科书所说，老虎是一种独行动物，然而史料告诉我们，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早在康熙年间，四川人欧阳直就在《蜀乱》一书中记载四川虎患：“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对于当时四川省内老虎成群结队、横行出没的情境，欧阳直在书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他写道：“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时在经历明末清初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瘟疫和饥荒后，整个四川省人口从明朝末年的6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伤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在大规模的人口灭亡后，四川境内的老虎开始汹涌挺进原来人类的属地，并疯狂啮食四川省内残存的人类，对此欧阳直写道：“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于虎之口。”

康熙时人赵彪诏就在所著《谈虎》一书中指出：顺治年间（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

当时，四川在经历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瘟疫、灾祸后地广人稀，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尝带着7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就任，没想到他们进入县城后却发现，全城死寂空无一人，“蒿草满地”，正当大伙感觉纳闷时，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来，张懋尝主仆八人惊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转眼间，张懋尝的7个随从，就有5人丧生虎口之下。

对此，经历过明末清初四川这段疯狂虎患时期的当时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朝初年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作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1632）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后定”，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1930年，就在重庆主城区金汤街内，当时担任川军32师师长的四川军阀唐式遵有一天夜里在府中大宴宾客，突然一只老虎直接闯进了唐府厅堂之中，众人大惊失色，慌乱之中，唐式遵的卫队急忙将老虎乱枪打死，第二天，唐式遵为了安慰宾客，又招徕客人们前来吃老虎肉，并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将闯入重庆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实际上，在清代、民国以及新中国初期的1950年代，关于老虎闯进城市中的记载一直不绝于书。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闯进了一只大老虎到处游荡，这只老虎当时先是在北京东便门一带出现，后来又窜至京城前门，转入西江米巷原川陕总督年羹尧府中，一直到进入北京城后第二天，这只老虎才被闻讯赶来的京城卫戍部队开枪轰击、然后用长枪扎死。

对于这件猛虎进入京城的奇闻，雍正帝当时就在署直隶总督蔡挺的奏折上，朱批老虎入城事件时说：“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而实际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云十三陵附近，还有关于老虎出没的记载。

据动物学家研究，老虎大约在200万年前起源于中国，然而逐渐向亚洲其他区域扩散，并逐渐演化为9个亚种，这9个亚种分别为华南虎、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印度**虎（东南亚虎）、马来虎、苏门答腊虎、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据推测，在19世纪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约还有10万只，然而，随着人类开发的不断推进，到了20世纪，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个老虎亚种相继灭绝，但此一时期，华南虎与东北虎，却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肆虐。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论衡·遭虎》中提到，当时老虎经常闯进东汉帝国的各座城市中，“虎时入邑，行于民间。”到了唐朝时期，首都长安城周边，仍然虎患不断，对此唐朝诗人张籍（约766—约830）就在自己所写的《猛虎行》中提到长安城周边：“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

到了与南宋同时期的金宣宗时期（1163-1224），曾经作为北宋首都的开封府境内，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记载，对此金宣宗甚至“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

从公元1世纪到13世纪，古代中国即使是在首都周边，也是到处虎患横行，而这种情况，随着中国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将愈演愈烈。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当时中国人口是5648万人，到了明朝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中国人口是6659万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国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亿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着人类对森林荒地的不断开发，老虎的栖息地不断遭到压迫，在此情景下，进入明清时代后，随着原本地广人稀的土地不断开发，人与虎的冲突开始愈演愈烈，并广泛记载于各地地方志、文人日记等各种史料之中。

在经历明末清初长期战乱和虎患后，清朝初年开始，清政府开始不断号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垦，在经历长达两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后，四川和陕西南部原本急剧萎缩的人口开始恢复增长，就在陕南西乡县的开发过程中，康熙年间，西乡县的虎患就让人为之战栗，当时，西乡县内“不特虎迹交于四郊，而且午夜入城伤害人民，殃及牲畜”。

为此，当时陕南西乡县知县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数十人杀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从1713年至1715年，短短两年间，仅仅西乡县由官方组织的打虎队，就射杀老虎达64只，当时陕西虎患由此也可见一斑。 

1957年，湖南益阳县打虎队合影

明清时期虎患横行，除了人口增长、大量老虎栖息地被破坏之外，明清时期的气候因素，也是这一时期虎患严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当时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史称“明清小冰期”，即使是位处长江以南地区的江西地区，也经常出现“大寒”“连日大雪”等异常寒冷天气，据许怀林《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一文统计，明清时期江西发生旱灾64次，是宋元时期的3.2倍，而水灾更是高达151次之多。

由于明清时期水旱灾害频发，导致河流干涸、草丛枯萎、大量食草动物死亡，影响到了老虎的生存环境，加上栖息地日益遭到人类侵蚀破坏，于是，明清时期，中国的虎患逐渐进入了史上最高峰时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为例，当年江西余干县“秋大旱，虎出伤人，连年不息”，咸丰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县“大旱，自夏至冬二百余日不雨，彭泽大有年。七月德化东乡谭家坂虎昼食人，夜群虎过村。”

在人类的侵蚀进犯、以及自然灾害影响下，实际从明末清初开始，关于老虎成群结队、横行出没的记载，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上。

以上海为例，根据历代地方志记载，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没记录（元代1次，明代14次，清代10次），其中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上海宝山吴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没，咬死咬伤多达65人，“有时咆哮啸一声，怒音十里秋风狂”，以致“居民号恸死不辜，哭声夜半于穹苍”。

到了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县城附近的金山卫西关，一只老虎更是直接冲进城中，在城里转了一圈之后，“咆哮而去，不知所之”，当时有4名兵勇试图捉捕这只老虎，竟全部被它咬死。

尽管南方关于虎患横行的记载不绝于书，但是从明清时期开始，北方的老虎已经开始逐渐减少、乃至消失。

以元末明初小说《水浒传》所记载的武松打虎的景阳冈所在地山东聊城为例，在列为正统史料的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的《兖州府志》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有虎”的记载了。而另一个《水浒传》里著名的老虎出没的地方，李逵怒杀大小一窝四虎的沂州（今山东临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后，对于老虎的记载也消失了。

清军入关后，清朝皇家先是将东北作为“龙兴之地进行封禁，这就使得东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时期，清朝皇室经常到东北猎虎，仅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在如此九百余里的距离间，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猎”，“打住的虎有六十多头”。

当时，清朝皇家狩猎队经常将老虎团团围困，然后等待皇帝亲自猎杀，“或皇上亲射，或皇太子射之，亲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围中发一矢。”就是在这种“坐享其成”的猎杀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忆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

而康熙，也可称古今中外的杀虎皇帝第一人。

晚清时期，清廷开始开放东北，以奉天（辽宁）为例，其人口由咸丰元年（1851年）的258万猛增至1908年的1100万。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扩张，辽宁关于东北虎的记载也在不断消失，“旧记呼兰多虎……自放荒后人烟渐密，叶陌互连，村屯相望，俱绝迹于呼兰境内矣”。

而乾隆初年成书的《盛京通志》记载虎在东北“诸山皆有之”，而在民国时期的东北地方志里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见。”即使如此，到了民国时期，东北王张作霖对于吃老虎肉仍然很感兴趣，当时，辽宁境内老虎已经几乎消失，对此，每逢冬令，张作霖就命令从黑龙江、吉林等地打虎送来一些虎肉，以飨帅府。当时的名厨赵连壁精烹的虎馔“虎肉烧鲜笋”、“虎肉丸子烧雪里蕻”“姜丝虎肉炒鲜笋”“虎肉炖萝卜块”等，更是张作霖的最爱。

到了清末民初，就在东北虎节节退缩之时，在新疆，新疆虎（里海虎）也逐渐走入了灭绝边缘。

1876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新疆塔里木河尾闾的罗布泊探险，就在罗布泊宿营的第一夜，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人全部被长长的虎啸声惊醒，马圈里的马惊恐地嘶鸣着，后来普尔热瓦尔斯基回忆说，这时期新疆的老虎仍然“像（俄罗斯）伏尔加的狼一样多”。

到了1899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抵达了罗布泊，这时期罗布泊由于水流来源日渐枯竭，已经成为了人类难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来的第一夜，还是受到了虎的惊吓，就在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里，留下了一张虎落陷阱的速写：一只虎困在罗布人的陷阱里，前左爪被一个圆形的夹子夹住，那只老虎蹲着身子仰天长啸，似乎想一跃而起冲出陷阱。

斯文·赫定关于一只新疆虎陷入陷阱的速写

新疆虎逐渐陷入灭绝边缘，到了1927年底，德国探险家艾米尔·特林克勒报告说，罗布人告诉他已经有近二、三十年没有怎么见过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猎人则告诉他，叶尔羌河河畔的最后一只老虎死于1916年。

新疆虎的历史记录分布点

随着东北虎的大规模退缩和新疆虎的灭绝，华南虎，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并开始向人类发出最后的怒吼。

在广东徐闻，在1949年以前，该县一度仍然残存有多达1000多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而清代大儒屈大均就在《广东新语》中记载：广东“高（州）、雷（州）、廉（江）三郡多虎。”

然而随着徐闻县境内热带雨林的不断消失，老虎与人类的接触也不断密集，根据广东徐闻商会统计，1916-1933年间，当时徐闻县内平均每年都有300多人死于虎口。不仅如此，当时广东徐闻老虎甚至直接闯进县城为害，1930年代，当时广东徐闻县长陈桐有一次傍晚办事回来，有一只老虎竟然就趴在徐闻县政府门口伸懒腰，由于夜色朦胧，陈桐刚开始还以为是一只牛，一直到走近发现是老虎后，陈桐被吓得急忙从县政府偏门逃入院内躲避。

就在这种疯狂的虎患之中，1930年代，广东徐闻宿虎村，就曾经有几名村童误会将一只老虎崽当作野猫崽抱了回来喂养，由此导致一大群老虎围攻村庄，村民们回忆说，当时村庄周围全是猛虎此起彼伏的狂啸，具体多少数量村民们也不敢外出清点，后来，村民们将老虎崽放出，群虎才逐渐离去。由于这次遭遇，广东徐闻宿虎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地方。

而广东徐闻宿虎村在1930年代的遭遇，正是1957年湖南通道百虎围村的先兆。就在1957年湖南通道县高坪村遭遇百虎围村事件时期，从1952年至1962年十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

实际上，湖南虎患横行，与湖南人口的大爆炸也有着密切关系。清朝初期，在经历长期战乱后，湖南人口一度跌至仅有91万人，然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在大规模的人口扩张和林地开垦背景下，湖南关于“虎群行，食人”的记载开始络绎不绝出现。 

湖南地区老虎出没分布图

到了1950年代，鉴于湖南地区虎患横行，官方开始组织打虎队进行打虎。当时，湖南耒阳地区的虎患最为严重，其中仅仅1952年，整个耒阳县就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其中最高峰时期，更是曾经发生过在一天之内，有32人被老虎所食的恐怖记录。

也就是在这时候，1952年11月，湖南耒阳县长杨泽芝开始在耒阳各地到处组织打虎队为民除害，此后，从1952年到1959年七年间，耒阳共打到猛虎168只，而其中由“打虎王”陈耆芳率领的打虎队，更是打到猛虎138只。

此前，就在湖南耒阳虎患最为严重的1952年，陈耆芳年仅14岁的孙子陈青乃被老虎咬杀后吃得仅剩下一只人腿，从此后，陈耆芳为了报仇，一直带着两个儿子、父子三人一起到处打虎报仇，在最高峰时期，陈耆芳父子三人带着打虎队员，一年猎虎就达到了40多只。

到1957年底，由于打虎数量惊人，陈耆芳被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当之无愧的“打虎王”。 

打虎王陈耆芳

曾经虎患横行的广东徐闻，在1960年打死最后一只老虎后，此后再也未见老虎出没的记载。 

根据重庆自然博物馆动物学专家胥执清的统计，在1950年代，当时全国大概约有4000多只华南虎，根据公开数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0年，全国各地至少猎杀了3000多只老虎，其中绝大多数为华南虎。

到了1986年11月，湖南安仁县一只华南虎幼虎在被夹子捕获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而这，也是国家林业局最后一次接到野生华南虎的报告，此后，国内再也未见野生华南虎出没的官方记录。

至此，自有人类记录以来，一直在中国大地上驰骋纵横的老虎，随着新疆虎的灭绝和东北虎的败退，以及野生华南虎的消失，逐渐走入了灭绝的道路。

而1957年发生在湖南的百虎围村事件，仅仅才过去60多年，这一切听起来，真真恍如昨日一梦。

参考资料：

曹志红：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南香红等：“失乐园”：中国虎的最后100年，看历史，2010年7月刊

何强：《七十年前 徐闻的老虎比猫多》，徐闻视窗，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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