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就业

1.1城市网络

雅各布斯认为一个城市要想发展，需要同时与比自己发达的和比自己落后/同级的城市展开贸易，不与发达城市贸易，接收不到创新，而不与同级/落后城市展开贸易，无法为该城市自己的产品找到足够大的市场。后一点尤其要重视。具体可参考孙大伟等（2014）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北海地区区域经济格局的背景下研究北海地区城市化格局及其原因，指出汉萨同盟作为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的重要推动者，促进了伦敦-安特卫普城市间贸易的兴起，促使英 国 和荷 兰 各自的工农业 间建 立 了 紧 密 的联系，形成了欧洲早期高质量的城市化。因此，他们强调城镇化不是牺牲农业，而是根据城市间和城乡间经济互补关系，合理布局产业和转型升级，建立城市间和城乡间协调互补的经济关系。由此，发挥重点城市的辐射作用，增强中小城市的实力是城镇化成败的关键。

ref:简·雅各布斯的《 城市与国家财富： 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 》指出落后城市的发展有2条途径：一是依靠即时创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改进现有技术，包括适用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组织创新，如东京制造自行车创造大量的中小企业协作的柔性生产网络，后来形成著名的日本汽车生产组织模式；因地制宜的原材料创新），二是生产向更落后或彼此相近的城市出口的以前自己进口的产品的能力（打通进口替代品的出口市场）。城市在与比自己发达城市和不及自己城市2类城市间进行贸易时，若过度偏向于比自己发达城市的贸易可能不利于自身发展资本的积累甚至沦落为供应基地，而过度偏向于不及自己的城市贸易则可能无法更新城市产业而被边缘化，因此城市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等级城市间贸易的结构如何演变？

对于进口替代过程，简还强调货币汇率在城市获取反馈中的重要价值，但在统一货币国家，平均汇率会对各城市产生扭曲的反馈，国内发达城市在偏低的汇率上扩大出口，加快进口替代过程，发展迅速，而欠发达城市在偏高的汇率上进出口出现萎缩，从而拉大城市差距。在此关税或出口补贴有校正扭曲汇率的正面作用，加快国内发达城市的进口替代过程，但却牺牲了欠发达地区获取廉价进口品的机会，同样加速了发达与欠发达城市间的分化。可探讨东部沿海城市如何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优势，打开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与简的例子不完全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落后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产品市场，不管这个市场是其它落后城市市场，还是先进城市的市场），进而开启了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西部向东部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当前深圳何以持续吸引大规模人口流入，本质在于其城市创新，以及与珠三角乃至国际其它城市密切的贸易网络，并且进一步，其城市创新可能本身源自北京对深圳的智力支持和东莞对深圳的生产配套支持，也即深圳在城市网络中的独特位置内生了其创新能力(多网络的相关性，参考任义科等,2017)。风格纯粹C提出了一个长三角的星云结构模型，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就是上海，杭州，宁波，苏州。这四个城市构成了真正的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就交通而言，中国沿海高铁的规划和建设，对目前中国城市化的格局影响是有颠覆性的。他改变了长期以来，事实上沿海城市堰塞湖的现象。这个预测是我最早提出来的。目前唯一的悬念是这条通道的建设周期。这条交通动脉的出现，比任何一条都重要！他对人的聚集和城市化的后半程，是革命性的。他直接导致了沿海城市的聚集竞争。这条京沪高铁比目前的线路从距离上缩短近1/3，两条京沪线，南有长三角，北有京津冀，山东很快就被这两个地方抽干了。都市圈的形成需要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溢出。溢出需要一个前提：自由迁徙，市场自由流动，没有行政管制。中国独特的户籍管理制度，行政区隔。虹吸效应将远远大于溢出效应。中国都市圈的形成最多以睡城的模式出现，但这不是真正都市圈。互联网时代，会让城市剧烈分化，同一个城市的空间也会剧烈分化。城市的折叠方式和空间生产方式会剧烈变化。人们追逐财富的脚步不会停息。一如那个教授的回答:千百年来，人性进化的很慢。本质而言，欲望其实是任何时代，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原动力。城市化的聚集规律在每一个区域都有着非常独特的方式，这与产业，文化，交通等等都有关系。我经常看到有人拿着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够高，断言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一直认为这是书斋里想当然的逻辑。中国不能自由迁徙的制度，加上这两年明显的逆城市化政策，政府试图人的就地城镇化。这个过程叠加了人口悬崖，叠加了土地财政，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注定是一个烂尾工程。管制的结果注定让中国的超级城市化成为一个人造丰碑。我甚至怀疑中国的超级城市都市圈的形成都是问题。或者以一种睡城这样的扭曲存在。我们的社保制度如此脆弱，有多少年轻人可以带着掏空财富的父母城市化呢？那些动辄预测中国将会诞生多少目前京沪规模的城市，多少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预测，忽略了重要的假设：自由市场！还是一如我几年前的预测：未来的中国就是一个繁荣的小中国和贫困的大中国并存！血腥而悲壮！权力VS市场，注定沟壑遍地

来源： https://weibo.com/u/5758019556?is_search=0&visible=0&is_all=1&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85#feedtop有人说，沿海省份双城记，譬如深圳---广州，厦门---福州，杭州---宁波，济南---青岛。在2016年除福建外，都体现了一个特性，那就是双城记中省会城市的房价涨幅远远大于沿海城市。尤其是宁波，可谓这些年失落的一个城市。有人说，这是中国经济从制造业转型服务业的标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权力VS市场，市场大幅度被压缩的标志。是投资拉动经济的标志，也是经济结构恶化的标志！
北京跟上海，或者说深圳，那不叫扩散，那叫交易。打个比方，你住在一个村子里，你也懒得跟村子里人说话，总想办法上网跟我聊一下，为啥？不在一个level，有啥好扯的？城市之间也是这样。但不能说扩散！
城市分化的本质就是人群开始分化。加上中国的严厉的户籍政策，再加上限购，限贷，驱赶所谓低端人群，再加上中国的老龄化到来。让这种分化非常陡峭。
中国的城市化，因为错误的城市化战略，尽管我们的户籍人口从数字上来看，似乎还有很多空间。但从人口红利，从国民财富的耗尽，这个角度而言，注定从人的数量上这个角度结束了。注定了是一个烂尾工程。错失了产业全面转型必须依赖于正确的城市化战略。
判断一个城市的通勤半径，需要放在中国整个经济体运转的逻辑这个角度来看。北京注定在城市规模上比上海小。他更加陡峭。或许北京的半径就是30公里。上海大一些。超过一定半径，就需要单独的卫星城市来中转。北京限制的结果就是跑到上海或者深圳，广州。一个城市通勤半径的极限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交易效率，超过一定的半径，交易变的成本高昂。这导致两个问题：1）脱离这个城市，单独成为一个城市。作为卫星城而中转存在。2）人口更加聚集，但是聚集也有成本，譬如高昂的房价。一个城市不可能拥有无限人口的，这就是聚集的成本决定的。城市的本质是因市而城，我们聚集的目的是因高效的交易。一个城市即使多中心，也不会相隔太远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中心之间也是密切交易的。研究一个城市，要研究这个城市交易的特点，譬如京沪就非常不同，北京作为一个因权力而聚集的城市，他服务于全国，这一点他比上海都要陡峭。一个城市是有边界的，约束和形成这个边界的是通勤时间。这也本质上决定了一个城市运行的效率。尤其是中国城市的管理水平，只会更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超级城市是自给自足的，包括水。超级城市繁荣的秘密就是建立在包容之上的发达的交易系统和他的开放性，这是超级城市的灵魂！ 

1.2城市创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城市创新

有效求人倍率(有效职位数量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的统计显示：服务业面对人的工作需求量大，而面向事务的工作需求很少。体力劳动将交给机器人，管理性、事务性工作将交给区块链，人类将以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为中心(野口悠纪雄,2018)。

周其仁(2018)认为人口集聚不一定促进创新，至少要给个体一个宽松的敢想的环境(包括文化和组织制度)，并将想法付诸实践的激励。对于大城市管理他强调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有规矩，这个规矩一定要有严肃性，但是随着技术、生态、观念的变化，规矩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再生能力离不开世界各方的参与，不能因为某个信息来源就把事情定了，一定是多方互动。许小年(2019)认为创新的第一要素是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要素流动自由和进入市场的自由，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市场公平和高效财政。有人进一步指出“一个城市聚集的精英越多，这个城市越有价值，而不仅仅是人多。一个城市繁荣或者衰落，本质上就是对各行各业精英的吸引能力”。这一观点已得到部分研究证实。风格纯粹C也指出一个城市的空间，是政府，企业，居民三个最主要的力量，产生高质量的人的聚集，这个集聚空间的市场价值是房地产的本质。

Pan, Pentland, et al.(2013)从社会物理学角度，沿着社会纽带(两人间产生关系的可能性由中介机会的数量决定，即若你在某群人中有许多“可能认识的人”，那么你与其中某个陌生人建立友谊的可能性就较小)研究知识传播、创造力和城市创新，他们将社会学、地理学和探讨人口密度与创新间关系的经济学的想法集成到单一数学模型中，用稠密、连续的行为数据以及能够获得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数据来阐述社会纽带如何推动城市里的想法流。Krumme, Pentland, et al.(2013)分析信用卡消费数据发现访问地点与次数间关系满足幂律定律，探索率(利用最不常去地方个数与次数比重来测量)较高的城市在后续年份有更高的专利数、研发投资率、GDP，甚至犯罪率等。他们还进一步讨论了想法传播的广度和市民获得新想法的速率对GDP密度的解释。因此就城市创新而言，地理邻近能增进探索，增加社会纽带密度，而社会纽带密度是个体间想法流动的关键决定因素，更高的社会纽带密度产生更大规模的想法流，也更可能提供多样性的想法，进而提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Eagle and Pentland, 2009; Wu et al., 2008;Pentland, 2008)。高密度带来高探索率及其衍生的高创新率，但同时对参与质量提出严峻挑战，这是社会物理学视角下的城市集聚利弊问题。

想法流描述的是行为和信仰通过社会学习和社会压力在社会网络中的传播，受社会网络结构、每一对人之间的社会影响的强度以及个体对新想法的易感性影响。其中社会学习，即新想法如何成为习惯，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压力加速影响学习，包括通过观察他人行为学习新策略以及通过体验或观察学习新信仰。社会学习的过程意味着：若在具有某种行为的个体(榜样)和一个“新人”间有很多互动，且“新人”是易感者，那么这一新想法就有可能生根发芽，并进而改变“新人”的行为。易感性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榜样与新人间充分相似从而使新行为可能对新人有用；两人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新想法与之前学习的行为间的一致性。因此想法流有时相当慢，可靠的加速途径是使用社会网络激励(在社会网络中能够改变人们间的交流模式的激励)，Pentland(2015)使用“探索”指代“使用社会网络获取想法和信息”，认为探索是把新想法带入一个工作团队或社区的想法流的一部分，探索的原则包括：社会学习是关键，多样性是重要的(当社会学习的建议与孤立个体所做的事相同时，或你所在社会网络中每个人都选择相同方向时，此时应警醒自己想法是否不够多样，检验的方法有赌徒方案、贝叶斯真理血清和社会影响的估计)，特立独行者是重要的(关注那些行为与其社会学习无关的特立独行者，并发现他们间的共识，跟随这些共识就是好的决策)。社会压力是一个人能够施加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议定影响力， 受限于两人间的交流价值，社会压力为动员个体进行合作提供了新的方法，即我们应将注意力放在改变人们间的连接，利用交流对参与者的价值来产生个体主动寻求改变的动力，人群产生的社会压力与个体行为间不匹配成本、关系的价值及互动数量有关，这意味着最有效的网络激励应该针对具有最强社会纽带和最多互动的人群。“参与”指代持续的人际交流网络改变人们行为的过程，参与的原则包括：互动(直接互动的数量能很好地衡量采取合作行为的社会压力)；合作(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目标设定、工作活动以及因团队成就而获得的认可中)；信任(指对未来公平、合作的预期，正如社会网络先驱韦尔曼所言，两人通话的数量能很好地衡量他们对两者关系的投资，这种投资往往被称为社会资本)。

Pentland(2015)关于社会学习和社会压力的一系列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西蒙和卡尼曼所肯定的人类两种心智模型：快思考主要使用我们从自身经验和对他人的观察中习得的想法的关联来驱动我们的习惯和直觉；满思考主要使用推理，结合我们的信仰以得到新结论。他们的实验表明：人类连续的探索性行为是一种快速的学习过程，它由同伴间的流行度引导，而习惯和偏好的接受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在同伴社区中反复接触和感知验证。社交世界既包括通过探索收获新想法的紧张与刺激，也包括随后通过与同伴互动来筛选这些想法，从而决定哪些想法应转变为个人习惯和社会规范的更加安静缓慢的过程。他们在组织层面的研究显示企业内部面对面参与和探索模式往往是影响生产率和创意产出的最重要因素(Pentland, 2012b)，团队外部的面对面探索模式+团队内部的参与模式=高创意团队，探索与参与交替的过程能建造一个更多样、堪当示范的经验库，从而增加创意产出。他们还延伸到个体层次，初步探讨了个体在组织中的参与行为增加了社会接触的频率，增强了彼此信任，而增强的社会纽带创造条件让同伴压力成为促进合作(包括探索和参与行为)的最有效机制，最终提升创新效率。

制度对创新的影响，风格纯粹C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几乎全部是赚快钱模式，是有着本质原因的，不是中国人天然喜欢短视。私有财产屡屡遭受公权力的侵犯，得不到有效保护。谁有心思长远经营？今天种下的东西，明天必须收获，因为过几年这地说不定是谁的。这就是中国企业急功近利的本质原因。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谁还会辛辛苦苦搞多年后才见效，到时一群强盗随便偷抢的原创性的科技研发呢？都是拿来主义，快速融资烧钱做大，快速上市套现走人，然后下一个快速项目。这就是我们见到的中国发展模式。一切的根源：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包括知识产权！未来的城市竞争力，首先体现在哪个城市能首先建立规范，法治的环境，首先建立高效，透明的运作制度。一句话：能把权力运转管好的城市才具有竞争力。我从不担心中国的制造业会像别人预测的那样外逃，事实上目前的中国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了。我担心的是中国不能发展高质量的服务业，因为高质量的服务业依赖于两个东西：1）公正的司法制度。2）优秀的信用环境。我认为就中国而言，去工业化不会成为一个趋势，但很多低端产业从中国转移到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是没疑问的。中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产业集群的形成，不是别的国家短期能超越的，这是中国巨大的优势。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在体制上真的能有改革，大幅度降税，中国转型高端制造业是非常可能的。

文化对创新的影响，风格纯粹C对比深圳和上海后，指出：上海这个城市，可能是中国最具小资文化的城市了。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一些家境不好的孩子，往往被繁华迷离夜光下的这种小资文化所吸引，热衷于追逐模仿这种生活方式，哪怕搞的山寨不堪。小资文化是这个城市百年文化和财富的积淀，但对刚毕业试图在这个城市站住脚的年轻人是致命的毒药。你要首先学会积累财富，而不是刻舟求剑刻意模仿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我首推深圳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是最正确的：努力赚钱！

对城市创新格局，可将创新分为适应性与前沿创新，而前沿创新又包括学术理论、新技术工艺和产品、新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和内容创作(音乐、电影和游戏)，分析不同类型创新的分布格局与模式，根据现实观察，一般某领域往往形成1个创新集聚中心，但大国往往可有1-2个创新中心(梁建章等, 2018)。

对影响因素，从微观个体的角度，梁建章等(2018)从年龄与创业间关系角度指出老龄化会阻碍创新创业，且老龄化社会还存在阻挡效应，即老人占据高级职位，会减弱最具创新力年轻人(25-35)的创业动力，此外还可从短期利益激励，以及论资排辈(可根据公司管理层员工平均年龄)和追求稳定的企业文化等角度深化倪鹏途等(2016)关于垄断国企抑制创新的实证研究。在衡量创新力上，他借用了全球创新指数框架(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2)，重点分析了人口因素影响创新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老龄化效应这3个渠道，控制其他因素，包括贸易自由化、反垄断政策、基础研究的投资、军事技术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良好的金融市场和充足的风险资本(可考虑来自美国的风险投资资金这一变量，典型地，美国的风险投资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考虑选题：中国城市创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问题：对城市单元的研究用什么样的实证模型？城市单元的控制因素如何选择(贸易自由化可用城市进出口占GDP比重、反垄断可用城市垄断国企比重、军事技术投资？良好金融市场和风险资本直接用美国风投资金或金融分支数?)？

1.3异质性劳动力与城市就业

城市人口规模随高技能劳动力分布变动，存在所谓的动能函数关系（ｐｏｗ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该函数将集聚经济强度和城市成本之间的权衡紧密联系起来。尤其当这两者差异性很小时，人口选择引起的很小生产率变化会导致很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变动（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ｅｈｒｅｎｓ，２０１４）。吕拉昌等(2018)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全省按现住地、受教育程度、性别分的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人口”统计表(该表统计了现居住在各市 （区、县） 不同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 的外省人口数量)，计算高技能人口迁入规模；利用迁移人口来源省份的多元性表征文化多元性，并使用改进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测度城市文化多元性。基于2010年中国地级市截面数据，他们发现高层次人才流入规模和文化多元性会极大的推动城市创新，支持高技能人才集聚和自由的环境鼓励创新的观点。高技能人口迁移吸引低技能人口跟随迁移的2种途径：一是高技能人口迁移直接为低技能人口提供消费型服务业就业，引发高低技能劳动人口互补性集聚(Ｆ．ＭａｚｚｏｌａｒｉａｎｄＧ．Ｒａｇｕｓａ，２０１３;ＪａｎＥｅｃｋｈｏｕｔ、ＲｏｂｅｒｔｏＰｉｎｈｅｉｒｏ、ＫｕｒｔＳｃｈｍｉｄｈｅｉｎｙ，２０１４)；二是高技能人口迁移集聚带来的创新创造更多中小企业进而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王珍珍等,2017)。除了高技能人口增加就业机会外，赵西亮(2018)利用2005年人口抽查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还发现低技能人口流入能加快低技能密集工业企业数、增加值和就业数的增长，但并未观察到类似Hong and McLaren(2015)发现的低技能人口就业创造出高技能岗位的结果，不同年龄组可能会出现不同结果。

高技能人口与城市间存在双向选择，也可分为迁移选择和竞争选择。对于迁移选择，Venables（2011）认为劳动力会考虑城市劳动力市场质量，在选择就业地时更加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技能相匹配的地区，这一选择机制在高技能劳动力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其更偏好于在发达地区居住和就业（Behrens et al.，2014）。Diamond(2013)构建了一个关于人力资本、劳动工资、住房价格和城镇公共服务的完整理论框架，分析结果凸显了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规模扩大和空间集聚对城镇化的显著影响。陈斌开(2016)等发现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动力是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高等教育人口的数量增长和空间集聚。但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高技能劳动力而言，其迁往发达地区就业的行为往往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户籍制度和发达地区的高房价等（Dohmen，2005；梁琦等，2018）。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高技能劳动力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有所顾虑。大城市的“落户难”问题将导致高技能劳动力不能平等地享受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如子女受教育受限、父母医疗保障不足等（陈钊等，2014；梁文泉，2018）。另外，高房价会成为高技能劳动力亲属进入发达地区的阻碍。对于部分需要兼顾父母与子女照料的高技能劳动力而言，其在选择劳动区位时往往会产生父母与子女因高房价不能同自己一起进入发达地区的顾虑，进而抑制其迁移行为。对于竞争选择，人力资本在发达地区的集聚不仅促进了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也加速了传统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靳卫东，2010）。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了由部分发达地区转移的传统产业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大幅增加。

在中国背景下，城市设定人口流动自由度与流动人口迁移偏好异质性宄竟如何实现城市与转移人口的双边匹配，进而影响企业效率，并决定城市最优规模和生产率？城市与转移人口双边选择情形下，多维统计数据无法观测变量内在选择特征，这样以来，传统回归结果误差项与转移人口偏好特征相关，而且对转移人口特征真实情况估计系数也有偏误的，结果高估集聚效应。例如，对于公共资源集中的城市（统计数据没有观测或者无法使用数字计量）与高技能转移劳动力匹配，那么误差项就一定与高技能劳动力特征正相关；相对于中低等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效应真实估计系数也会偏大，因为城市固有“政策租”优势并非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效应引起了城市生产率提高，仅仅是高技能劳动力的选择效应而已。解决内生性问题的通用做法就是采用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应与城市生产率相互独立，但是跟劳动力特征相关。不幸的是，市场因素和行政因素双重影响中找到这个工具变量是十分困难的。Ｃｉｃｃｏｎｅ（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对引入工具变量分析选择效应所做的工作最为突出，他最开始采用解释变量的初期值，２００２年使用土地面积作为集聚密度工具变量，而近几年采用土壤质量作为经济集聚活动的工具变量。鉴于中国城市与人口之间独特的双边选择，胡尊国(2017)采用双边匹配思想并构架新结构模型计量方法（ｎｅ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ｌ）将选择效应从集聚效应剥离出来，以克服难以找出合理的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困难

来源： https://mail.163.com/js6/read/readhtml.jsp?mid=22:1tbiFglcLlWBfMZg+wAAsY&userType=browser&font=15&color=064977

1.4城市公共服务还是就业概率吸引人口流入？

不同阶段不同城市答案不同。

ref:蔡昉等(2003)分析了3种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一是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 特点是“最低条件, 全面放开”；二是以中等城市及一些大城市为代表 ,特点是“取消限额 ,条件准入” ；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为代表, 特点是“筑高门槛, 开大城门”。与此相对应，改开以来到1998年，城市增长为何主要表现为数量在增加, 县级市的增加占新增城市的绝大部分，大城市发展相对缓慢。综合城市自我融资和再分配,将城市发展模式分为3种类型:(1)既有再分配来源,又有自我融资渠道得以发展的城市 。如北京 、天津、上海等直辖市和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城市 ,特别是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得以吸引大量投资 ,但同时又被赋予计划单列地位的城市(对此，江艇等(2018)认为城市级别比市场因素影响更大);(2)主要依靠自我融资得以发展的城市 。基本上是沿海地区的一些中小城市 ,特别是依靠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得以迅速发展的新兴城市;(3)再分配来源枯竭 ,自我融资能力没有形成从而难以发展的城市，包括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用当期人口增长率对5年前人均GDP和城市支持系数(城市行政区划人口除以城区非农人口)分别表示城市生产率和政府补贴，回归分析，发现东部城市人口增长率显著受到城市生产率的影响，而中西部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周其仁(2015)认为中国城市化的下一程是提升城市密度，并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加密提出了具体建议：大城市，按“立体城市花园”的理念，参照东京“六本木HILLS”(11公顷地面建成76万平米各式建筑，集家居、办公、商业、餐饮、社交、艺术展示、图书馆、学院、酒店、媒体和出行枢纽等几乎所有城市功能于一身)实施都心更新工程；小城镇加密可参照日本富山市的紧凑城市建设策略，沿城市有轨交通线建设环车站500米居住圈；农村加密主要是集中到城市近郊居住。未来生活便利、经济文化活动质量更高的城市将吸引更多的人口。

风格纯粹C: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之类的集中，是大城市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你把京沪的医院开在小城市，瞬间倒闭。我们来到大城市首先是为了获得高收入，这是最重要思考的起点。人首先要在一个城市赚到钱，然后才谈别的，譬如教育，娱乐等等，有钱就好办了，会有无数的商业创新来帮你完成。

2城市成本2.1居住用地、房价与人口迁入

陆铭(2015)则从农民工老龄化事实出发，强调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城市部门是否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岗位(以适应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直至 80%以上的水平。但文贯中(2017)指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例如公交、运输、餐饮、家庭服务、建筑、城市卫生、保安、物业、环保、地勤、物流等，劳动生产率较低，工资较低。除非城市的生活成本不高，不然难以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从事这类工作。党国英(2016)认为工业用地价格低，公共用地自然是免费提供，城市建设的财务平衡压力就要由居住用地高价出让来承担。这是住房价格高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中国未来发展要以提高中国城市居住用地比重，改变居住形态，提升居住品质为突破口，而根本在土地制度改革。那么居住用地比重是否对城市吸引力产生影响了？风格纯粹C指出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和落地应用，对城市的聚集方式，肯定是有颠覆性的改变。聚集的方向不变，但方式一定会变。风格纯粹C指出：就京沪而言，早已进入了二手房的时代，大量二手房闲置，只因很多房东懒得打理。而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需求不被满足。导致资源巨大的浪费。我至今保留着当时跟他就这个问题的邮件往来。他也很赞同我的看法。链家的自如，联合建行的租金贷这个产品，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有人说，链家是在囤房炒高房租，这怎么可能？链家的目的肯定是出租。如果链家在自如这个产品能持续下去，他有可能是一个类似滴滴出行，美团这样的独角兽。远超链家中介功能的价值。未来应该出现一种经营家庭生活的开发商。从家庭社交，到餐饮，甚至子女教育，托管，再到各种家庭各种生活需求的细分。

来源： https://www.weibo.com/u/5758019556?is_search=0&visible=0&is_all=1&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23#feedtop

2.2中西部人口回流格局与机理

ref: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较发达地区产业升级，部分产业、企业和新增投资向内地转移的现象。事实上，由于建设用地指标的严格控制，以及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存在，产业转移中多少是政策干预所致，多少是真正的市场力量所致，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郑褚（2019)指出发达的物流业已经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市场，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落后产能被迅速淘汰，比如，中国越来越不需要内地的服装鞋帽玩具厂了，有长三角珠三角就够了。2017年盖得排行的900多个商品排行榜中，推荐消费者购买的中国品牌有1633个，其中1348个品牌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只有285个品牌属于内地省份。仅广东一省，就有469个被推荐品牌，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消费品类，被推荐品牌最多的内地省份是四川省，只有39个品牌。(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351002584339366804768977&u=1663236061&m=4339388328593789&cu=5945594528)。而元淦恭说(2019)进一步补充，2017年，四川省11.8%的外商投资企业完成了68.1%的贸易总额，四川出口商品中大中小微型计算机、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和有线载波及有线数字通信设备占比接近50%。也就是说，成都出口的商品主要就是英特尔的芯片、苹果iPad以及戴尔、联想等品牌的笔记本电脑。这些商品因为单价极高，运费在生产成本中的比例低，运输时效性和安全性要求高（所以一般不走海运），才选择在内陆生产，只要靠近跨国专列（蓉欧专列）和国际机场，就相当于“临海”了，而在中国GDP总量前十的主要都会中，成都到欧洲的铁路运输距离和航空距离都是最短的，反而具备了“滨海”式的区位优势。因此内陆产业主要有：电子、汽车、快消、地方特色产品、能源资源、军工。另一方面，哪个内陆省份能够在空间上打造出“内陆海港”，哪个省份就能够在内陆省份竞争中占据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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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区分回流指的是返乡非农就业还是返乡务农。任泽平(2019)的数据分析认为2011-2016年四线城市全域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有所回升，但市辖区人口增速未有上升，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主要来自非市辖区的县、县级市，回流并未到四线城市市辖区，这暗示回流民工可能确在当地县城消费并刺激当地非贸易品和服务的增长(胡尊国,2017)，且他们已发现与一般三四线城市市辖区相比，当前发达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集聚程度未有明显差异。这否定了东部产业向大城市(不论东部/中西部)周边中小城市转移的假设。那么仅剩下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大城市和海外转移的假设，而中西部大城市(一二线)常住人口显著增长，为此需要进一步检验中西部大城市的增长是否由东部产业转移还是如元淦恭说(2019)的电子产业发展引起？可计算产值份额。即使中西部产业份额增加，也可能是省际市场分割造成的。不论哪一类，返乡人员主要来源往往是年龄较大、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周飞舟,2016)。为分析影响返乡务农个体经济特征因素，尹虹潘等(2016)把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农村劳动力样本的流动选择归结为 3 个组别：一是始终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简称“留守组”），样本中受访时务农且从未有过非农工作经历的纳入该组别；二是进入城市就业生活的（简称“进城组”），受访时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纳入该组别；三是曾经进城但后来又回到农村务农的（简称“回流组”），以前有过非农工作经历但受访时在农村务农的纳入该组别。假设初始时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在农村就业生活，样本中的 3 个组别是经历2次选择①后逐步形成的：（1）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第一次选择时，部分人选择一直留在农村务农（留守组），另一部分人怀着提高收入的经济动机转移到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包括进城组和回流组）；（2）农民工进城后将面临第二次选择，一些人的预期收入目标得到满足，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务工（进城组），另一些人或许没有获得预期的高收入、或许面临其他问题，选择重新回到农村务农（回流组）。使用一组二元 Logit 模型重点对比第一次选择是否进城时和第二次选择是否回流时，进城组与回流自身经济特征差异的对决定的影响，并用嵌套 Logit 模型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从影响进城选择的自身经济因素看，除了劳动者人力资本，流出地交通和互联网接入水平等降低了流动障碍而对进城有利。而最终回流者多为抚养压力型被动进城，在城市就业受挫，而在城市稳定就业生活者多拥有较高人力资本，能够承受暂时失业风险。文章建议对已进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但现实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歧视和农村土地制度等原因，农民工流动性较强对落户城市期望较低，对自身人口资本积累重视不足，而企业也考虑到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和培训成本，不太可能为农民工提供长远的技能培训，这也解释了为何一方面沿海企业招工难，另一方面农民工回流中西部的现象，具体可参考陆铭(2017)等综述。

中西部人口回流是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两者可能存在关系。贺胜兵等(2012) 利用企业网络招聘工资数据指出地区劳动力成本差异并不能成为中西部吸引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优势,依靠劳动力成本差异驱动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尚难以实现。周天勇(2015)认为计划生育和人口流动限制等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比韩台短了10-14年，相应城市化也尚未完成，出现了人口回流现象。为此，他应创造透明公正的法律制度，稳定江浙私营小企业信心，留住他们的资金，并鼓励创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同时改革农地制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多方增加农民收入基础上，鼓励农民到集镇和县城买房(能在就业地买房最好，不能在家乡集镇和县城买房养老也行，总之农民有选择的自由)。

总体上看中西部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是服务国内市场和不依赖海运的制造业(如芯片等)带来的人口集聚，而非东部转移过来的产业。可以综合乡镇人口分布和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展开分析。由此看来，未来农民工有2个主要就业方向：东部与中西部大城市的生活服务业；东部中小城市制造业。

2.3 出生率与城市成本

风格纯粹C:生育率低与房价高企肯定有关系，尽管说拥有房产的人财富效应会在另一方面刺激消费。但目前的真实状况是人房错配，很多人在工作的城市是没有房产的，这部分人恰恰是生育的主流。第二，教育，户籍问题都限制了人的生育欲望。第三：最可怕的是传统生育观念的瓦解，传统的婚姻制度在瓦解。

城市收缩降低城市生活成本？风格纯粹C认为：中国城市化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房地产的成长速度远远大于人的城市化速度。研究城市化的本质是研究人，研究人的聚集行为。东京都市圈收缩一个重要的家庭行为被很多人忽略了，那就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加上人口严重老龄化，以前女人在家庭不上班，以做家庭主妇为主，这种家庭结构模式，让男人可以忍受较强的通勤半径。经济泡沫破裂后，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日本越来越多的女人加入工作人口，这种夫妻都在职场的家庭架构，对日本都市圈的收缩才是最关键的影响。因为在这个家庭模式下，人们对通勤时间忍受就不像以前了。这才是东京都市圈收缩的本质原因。

3迁移障碍

3.1物流网络/高铁网络缓解了区域市场分割吗？

ref:中国正在经历交通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的阶段，未来，随着区域间交通条件的改善，再加上期望中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将更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这会进一步促进经济活动的集聚还是离散，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傅蔚冈(2018)关于物流网络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构筑了中国的统一大市场——而在此之前则是处于受行政和技术导致的区域分割之中，是否会如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对美国邮购目录公司的评价“...对美国农村而言，这种改变非常重要。如今他们脱离了其所见和所知的狭窄社区，可以持续接触到更大的世界，接触到大量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人物、事件和事务。”陆铭曾指出地方政府分割市场和实施地方保护是中国城市不够大的一个原因，那么物流网络的发展是否缓解了区域分割对城市成长的阻碍，可在陆铭关于省际分割方面研究基础上考虑物流网络发展的影响。

陆铭(2017)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实只是在一个国家人口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通过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借助于城市层面的规模经济，产生了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为此，

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利益集团相互博弈) 机制，再加上移民在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那么这个模型将是一个刘易斯 － 马克思 － 卢卡斯理论。在这个研究方向下，未来的理论研究应该能够同时刻画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以及城乡分割政策的变化(刘晓峰等, 2010)。未来研究的重点如下：增长理论追求在时间维度上将模型动态化，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工作是处理空间问题，两者如何在理论上融合；城市管制政策(人口规模控制)的形成机制及影响(Bunten,2015)；在多大程度上城市的规模不经济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规划技术和管理存在缺陷；城市的产业、居住、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是如何决定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因素在其中产生怎样的影响；城市规模的决定在本质上取决于人们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选址的 “空间均衡”；地方政府分割市场和实施地方保护的手段；导致区域经济走向整合和分割的因素；中央政府或者跨区域的政府组织对于促进市场整合的作用；政府如何发挥协调地区间关系的作用；更强激励的地方官员，他所领导的地方是否就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性，是否意味着官员考核和晋升制度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是仅仅只是“分蛋糕”？若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是短期还是长期增长？在既有的官员激励与考核制度下，有没有可能实施某种调整，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比如财政支出的水平和结构），使得经济增长回到最优的路径上来呢？文化、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对市场整合的影响；基于地区的经济政策真的能够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增长吗；财政转移支付对资源配置效率所带来的影响；２００３年以后，中央大幅加大了对于农村地区和农业的补贴，这是否构成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外流出的阻碍。

4个体特征

4.1不同时空背景下劳动力迁移影响因子及差异

利用人口普查微观抽查数据分析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子，对比分析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迁入地类型和城市规模)影响因子的差异。

刘守英等(2018)总结了80、90 后出生的“农二代”的经济特征，一是更注重工作类型而非单纯现金收入；社会特征上表现很强的入城不回村，举家迁移和城里购房比重更高，且动机都是为了子女教育；迁移模式上更偏好地级及以上城市，且跨省流动群体中比重更高。周飞舟等(2018)指出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并非个人的, 而是家庭的((李代、张春泥, 2016)，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是随年龄和生命历程不断变化的, 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卓玛草, 2016)。结婚前的流动意愿是远程、单向、“一去不复返”的, 而且多从事服务业行业, 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 (李强, 2003)；到婚嫁年龄则进工厂成为产业工人(白南生等,2008)；为人父母则女人返乡，男人成建筑业工人，并频繁返乡(韩俊等, 2009)。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以代际替换的方式分层次、分区域、分类型“落地”。少数较高收入的群体会举家迁移到东部城市“落地”;中等收入的群体则会在家乡城镇、县城买房;低收入群体则会在家乡村庄翻盖新房 (苏祯, 2013)。农民工流动中生命周期和代际特征的影响值得重视，但作者所言“返乡更多地是返回家乡的乡镇、县城”是否可行？家乡地方特色产业和非农产业真能提供大量就业吗？我宁愿相信一些人所预言的绝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会回农村，成为中国第二阶段土地城市化失误后果的承担者，而绝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则不会回家乡乡镇与县城，更不可能回农村，因为家乡没有就业机会，他们会流向提供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大城市和东部制造业中小城市，而如何降低他们的“落地”成本，将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