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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讲座(七)
一、生平简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享年73岁。
孔子先祖为宋国贵族,宋、鲁毗邻,孔子五世祖木金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由宋避祸奔鲁。
孔子父亲叫孔纥,字叔梁,人称“叔梁纥”。他终身未做过大官,只是一个小小的陬邑大夫(一说邑宰)。他娶施氏为妻,生九女,无子。后娶妾,得一子,名伯尼,又名孟皮。可惜孟皮是个有足病的跛子。叔梁纥对跛子儿子不满意,希望有个像样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产业。因于66岁上求婚于颜氏,娶年仅20的颜家小女颜征在为妻。婚后不久,颜氏竟怀孕了。据说,颜氏怀孕后,夫妇因盼子心切,按当时迷信习惯,去曲阜城东南尼山“祈祷山神”。事毕,乃到附近一山洞中休息,不料颜氏竟在山洞中分娩,产下一子,即为孔子。孔子所以名丘字仲尼,大概就是因为祷于尼丘而生的缘故。
孔子三岁丧父。颜氏遂携子迁居于曲阜城内的阙里。孔子幼年是在贫贱中长大的。他自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史记》本传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按:古代礼器。),设礼容。”这除了社会耳濡目染的影响外,与颜氏的家庭教育也是分不开的。颜氏希望儿子能知礼,以为将来回到贵族行列作准备。由于孔子自幼受到严格的母教,因而“十五有志于学”。
大约孔子十六七岁时,颜氏去世。从此,孔子全靠自己独立某生。他19娶于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以示祝贺,因以鲤为名,而字伯鱼也。
孔子一生以搞学问为主,同时也参与政事。20余岁曾为委吏(仓库管理员)。又为乘田(畜牧管理员),都是低级管理人员,不算做官。50余岁时,孔子才真正做官,先为中都宰(县长),继而升为司空、司寇。他一生仕鲁仅四年左右,而任司寇时间最长,约三年左右。其间做过三个月代理宰相。代理宰相期间,和鲁国“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裔----鲁司空孟孙氏、司马叔孙氏、司徒孟孙氏)发生了矛盾,结果孔子被迫辞官去鲁,从此开始“周游列国”,达13年。68岁时返回鲁国。晚年全力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
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史料,主要是《论语》。此书是孔门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现代学者杨伯峻撰有《论语译注》,其中有注有译有考证,颇适初学者使用。
二、重人轻神的态度
春秋时期的无神论思想为儒、道哲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中,重视人的作用的思想,为孔子所吸收和改造,建立起了以“仁”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思想体系;关于天道自然的思想,则为老子所吸收和改造,建立起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思想体系。老子和孔子对于天人关系的哲学探讨,实际上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展开的:老子的探讨是在无神论意义上进行的,孔子的探讨则是在有神论意义上进行的。
但孔子深受当时无神论思潮的影响,对鬼神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他平时从不主动谈论鬼神之事。《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即使被人问及,他也总是以转换话题的方式避开。有一次,学生季路问鬼神之事,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死的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由此可见,孔子所关心的是人事,是现实的人事。
孔子重人轻神,还体现在:他一方面颇“畏天命”,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另一方面又极重人为,以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因其重视人为,所以十分强调主体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并一再强调要“敏于事”(《学而》)、“敏于行”(《里仁》);还说:“力行近乎仁。”(《中庸》引)显而易见,孔子所信奉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哲学,所以,他一方面“知其不可而为之”地积极“弘道”,另一方面却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三、“仁”
孔子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比较关心人的问题,并且从理论上对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建立起了以“仁”为核心范畴的人生哲学。
(一)“仁”的含义
《说文解字》释“仁”曰:“仁,亲也。从人二。”这就是说,二人相亲便是仁了。二人相亲相爱,当然就能结合到一块。“仁”这个字的字面意义正是在于表明二人的结合。故“仁”的本义就是讲人与人的统一。那末,怎样才能实现这种统一呢?或者说,使人与人统一起来的纽带是什么呢?照孔子看法,这纽带便是“爱”。故曰:“仁者爱人。”(参见《颜渊》)人与人之间互爱才能达到统一。只有实现了人与人的统一,才有人的存在和发展。故曰:“仁者,人也。”(《中庸》引孔子语)
综上所述,“仁”包含有三层意思:(1)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孔子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仁;(2)仁是人与人的统一关系。孔子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和谐的社会关系;(3)仁即是爱人。孔子把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基础归结为人们的彼此相爱。这三层意义可以概括为:“仁生”(人人共生)、“仁和”(人际和谐)、“仁爱”(人人互爱)。其中,“仁爱”是“仁”的基本意义。
(二)“仁”和“礼”的关系
孔子提出“仁”,原本是要维护“礼”,为“礼”服务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表明“仁”是手段,“礼”是目的。
“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代表了社会一方;它对于个人而言,是外在的,所以个人很容易触犯“礼”,即与社会发生冲突。因此,要使个人和社会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就必须使外在于个人的“礼”,变成其内在的东西。所谓“仁”,其实就是内在于个人的“礼”。由“礼”转化为“仁”,即是由他律性的社会规范变成自律性的道德意识。孔子提出“仁”的目的,就是力图使社会的要求变成每个个人的内在要求,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可见,“仁”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使个人服从社会。当时的社会,从政治关系上讲,是“国”;从伦理关系上讲,则是“家”。国之主为君,家之主是父。所谓服从社会,从政治意义上说,就是服
臣服
足见,孔子所谓“爱人”,本质上是爱君父,也就是服
(三)“为仁”之道
孔子所谓“为仁”,有双重意义:就其政治意义而言,“为仁”也就是“为政”,即以仁治国;就其伦理意义而言,“为仁”则就是“为人”,即以仁修身。在孔子看来,二者是统一的:前者是外王功夫,后者是内圣功夫。内圣才能外王,仁人才能实行仁政。孔子讲“为仁”,是立足于以仁修身的。
孔子所提倡的以仁修身的根本方法,是在于“克己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克己复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克己”,一是“复礼”。“克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至于达到“不欲”,即无私欲;“复礼”,是归依礼,做到一切依礼行事,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是也。
(四)学知方法
“克己”是为了“复礼”,是“复礼”的必要条件。不能“克己”,有私欲,就不能做到一切都依“礼”行事,因此,“克己”是从属于“复礼”的。
怎样“复礼”?
孔子主张“学礼”。他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立”是“立于礼”(《泰伯》),就是依礼而立。这说明,“立”的实质是归依礼,也就是“复礼”。孔子认为,不学礼,则无以复礼。“学礼”是“复礼”的必要前提。
怎样“学礼”?
“学”是孔子认识论的核心范畴。孔子认识论的一个理论前提在于:一方面肯定“圣人”是“生而知之”者,另一方面又认为一般人(包括孔子自己在内)都是“学而知之”的。(参见《季氏》)这反映了孔子在知识来源问题上的矛盾思想。但从其思想总倾向来看,他是强调“学而知之”的。
孔子所谓“学”,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学礼”。由“学礼”而达到“知礼”,便是他所谓“学而知之”的实质。孔子之“学”,就其形式来说,具有如下特点:
(1)提倡“博学”。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可以看出,他所谓“博学”,是以“文”为其范围的。这个“文”是与“礼”密切相关的礼仪节文。
(2)主张“学”“思”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但他更重视“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3)强调“学”“习”统一。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这里“学”属于“知”的范畴,“习”则属于“行”的范畴。“学而时习之”,就是主张知与行的统一。但孔子更强调行,因为在他看来,“性相近,习相远。”(《阳货》)“习”,即人们后天的习行,乃是造成其巨大差别的根本原因,当然亦是造成人们仁与不仁之差别的根本原因。所以,习行是为仁的关键,故曰“力行近乎仁”(《中庸》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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