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故事喜欢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这里要说的从前，就是没有“帽子”的年代，其实也算不上很久之前。1980年我读大学时，还有1984年我留校当教师时，除了学部委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帽子。

什么时候开始有帽子，我不太清楚，毕竟那些离当年本科留校的青椒过于遥远。现在高校入职的青椒都有博士学位，职业规划清晰，知道各种“帽子”。非我们当时可比。

教书十来年后，我自己有两次被学校推荐去学校所属的冶金工业部争取当时的“帽子”。1993年申报“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1995年申报“冶金工业部跨世纪人才(第三类)”，都没有成功。但总算见过猪跑，虽然并没有吃到猪肉。

现在人们对“帽子”有许多诟病，自然不无道理。但若以为，取消了“帽子”，学界就人人平等，可以对所有学者实事求是地评价。那未免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 naïve。通过“标签”快速识别，几乎是任何行业所必须的甄别机制。“帽子”只是“标签”需求的结果，而非原因。

如前所述，我自己经历过似乎没有“帽子”的年代。当时的学界也有“标签”，几乎是隐形的“帽子”。一种标签是年资职称，特别是开始时高级职称很稀缺。我本科就读的学校五十年代建校，在所属的冶金工业部是仅次于两所重点的第二档次的几所学校之一。我刚入学时，学校还没有正教授，全校只有9位副教授。估计那时候的一个正教授，起码相当于现在地方山河湖海级“帽子”。

如果说职称具有属地特性，全国性的“标签”就是学校名气。北大、清华的资深教授地位不亚于现在的院士，不管他们是不是当时的学部委员。交大、复旦的壮年教授博导，影响力也不亚于现在的杰青和长江。我的导师当年在上海交大当教授博导时不到五十岁，在学界影响力超过现在多数杰青和长江。

职称标签的问题是属地性，而学校名气的标签是有某种不确定性。名校和弱校都没有问题，但中间的学校比较模糊。还有种补充的标签是行政职务和学术兼职。行政职务指校长、副校长、处长、系主任等，开始还没有学院一级建制。学术兼职包括官方的专家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课程指导委员会成员等，也有民间性质的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学报主编副主编等。

官方专家基本上反映了职称、学校名气和行政职务等因素，而且具有跨学科的可比较性，慢慢地成为最主要的“标签”。俨然是隐形的“帽子”。这些专家有现在某些人所期待的“帽子”改进方向，数量有限(开始时地方不设学科评议组和课指委，只有国家层面上有)，而且至少在早期基本上是被动“遴选”。

对甄别需求的这种解决方案，当然也有问题。论资排辈现象比较严重，年轻人话语权很小。只有“遴选”没有培养。最主要的是，不能有效调动大多数教师的积极性。也就是激励的作用不够。有些像古代的“九品中正制”，不如“科举制”广开才路。人数太少也有其他问题，具体到高校某系，可能是行政领导、资深教授和官方专家集于一身，权力高度集中，诱发学霸出现。

或许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了后来的人才计划，现在所谓“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