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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特》：生命的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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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莱人的宗教热忱和希腊人的理性及人文精神——这一融合形成了后世欧洲文化和基督教的基础。
希腊文明开始于约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阶段，延伸到约公元前2800年的青铜时代，随即大为兴盛，经历着一些极其辉煌的阶段与一些相对停滞的阶段的更替，直至约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被来自海上的突袭所劫掠和毁灭。
希腊民族的两大支——伊奥尼亚人和多里安人。
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习惯于将人类大家庭区分为希腊人（Hellenes）和蛮族(barbarians)。
一个希腊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不同于蛮族？他可能会说，而且事实上也的确这样说了：
“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的人。”
希腊人在灵魂深处觉得专断的政府对他是一种冒犯。
希腊人发展出了一种政体形式——城邦。
对希腊文化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城邦都有狭长的肥沃平原，高地的牧场，覆盖着森林的山坡，光秃的山顶，许多城邦还有出海口。
荷马是公元前九世纪的人，是希腊头一位诗人，他是伊奥尼亚人。
在荷马之前必定有许多史诗作者。一千年间希腊人以荷马作为青年的教育和成年的爱好和指导。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曾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在数百年间，这两部诗歌是希腊教育的基础，无论是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是普通公民的文化生活。
《奥德赛》的开头，宙斯说：
“人类是多么愚蠢！他们归罪于诸神是多么不公正！他们注定要遭受苦难，但由于他们的愚蠢，他们给自己带来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命运所赋予他们的，于是他们归罪于诸神。”
——这就是说，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艰难的，而它自身的罪错，使得它更加艰难。
《伊利亚特》的主旨是一部史诗，有着史诗所具有的闲适和直率，然而它是高度悲剧性的。
希腊式的悲剧性格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希腊人将生活视为乏味之物，那种认为生活是泪谷，万事皆空的观念，不大为希腊人所持有。
悲剧的潜流绝不是感觉生活不值得过，是对悲剧的感觉，而不是对悲伤的感觉。
在希腊思想中常常出现的悲剧性格与忧伤毫不相干。希腊人爱笑，这是理智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产物。
对希腊人而言，诸神并不一定是仁慈的，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打击冒犯他们的人。
我们在《伊利亚特》和绝大部分希腊文学中所听到的悲剧音调，生产于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张力：对生活的热烈喜好和对不可变框架的明确认识。生命的悖谬在于：
最宝贵的生命，常常就是处于危急之中的生命本身。
美的邻居，是危险和死亡。
美，就像荣耀，必须去追求，虽然其代价是眼泪和毁灭。
——这就是有关特洛伊战争的整部传奇的中心思想。
它所表达的，不仅是希腊思想，而且也是希腊历史的本质。
——详见[英]基托（H.D.F.Kitto）：《希腊人》(The Greeks)，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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