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不能是“照本宣科”的和尚念经

   年复一年，使用一本固定的教材，还是人家编写的...，这个样子做老师，真的就像和尚念经...加上教师还要有德行，寡欲望...这就更像出家的和尚念经了...这个样子做老师，无趣也！

更不要念别人的经文（教材）

  过去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教育部有指定的教材，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师资力量很差，教育部为了保底，不得不组织有关学科的少数算得上专家的编写全国“统编教材”。

这个样子的话，全国上下的大学还能有什么差别？更不用说特色了！

你想，都是使用同样的教科书，读北大和读“X大”还能有什么大的不同吗？最多只是你用的那本教材有可能是出自给你讲课教师之手，加上被强制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等，那个时候的教师绝难自主发挥，只好“照本宣科”。所以，过去的“重点”和“非重点”大学都应该在水平上差不多（只是隶属关系不同，学生的荣誉感不同）。即使如此，过去很多的统编教材也大部分属于“译著”。比如过去北大教师编写的《生物化学》上下册大部分就是转译自伦宁格的《生物化学原理》..这种情况放在当下是要被追究版权的...这种情况很普遍，也延续了很久很久，以至于现在在某些高校依然这样做...

   为什么？一是因为国内的绝大多数高等学校到现在也没意识到这样有什么不合适（延续惯例），一是因为国内的绝大多数高等院校一直难以实现“专家”授课（尽管这个国际惯例，所以联想到双一流建设，这个应该注意）。

  我自己的看法：如果能够在国外站住脚的，一般就都不回来了，除非家庭原因或特别特别的爱国，象钱学森等人那样。现在回来的人，呵呵...

 问题被发现于上个世纪90年代

   我的研究生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院遗传所进行的，那个时候，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需要在玉泉路19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一年的“基础课”，那里所系结合，专家授课，很多教材都是油印本，没有最终正式出版过（遗传所童克中研究员的课件最终还是出版了，这我比较清楚，我也很清楚老童的课件是骑着自行车跑到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读杂志的笔记整理而成...因为我和老童是同一个研究室的）

   后来我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这个地方的生物学在世界上排前20名以内（具体多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很牛很牛是真的。注：剑桥牛在结构，爱丁堡牛在遗传，牛津这方面差太远，他们文科好...），他们都是“专家”授课，一个学科负责人，组织几位专家讲授，每个人都讲授自己最熟悉的...而且不以学科定名，以内容定名，彼此衔接为一个网格...

我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不是概念的灌输，而在于帮助他们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一旦有了这个体系，学生的好奇心等可以自动驱使他们自主地学习，去“结网”，这是显而易见的心理学规律在起作用

突飞猛进的国际高等教育和锣鼓喧天的中国高等教育

  这种情况在英语系的大学应该是普遍的（我不大了解美国的本科教育），因为家庭和工作关系，我很了解澳大利亚的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这个大学非常年轻，我们去的时候刚起步，充其量相当于“廊坊师范学院”的家底儿，但到现在1000个“廊坊师范学院”也比不上它了...因为他们也是采用的类似爱丁堡大学等老牌英国高校相近的教学模式...

我的教学实践

  很多人讲课是”照本宣科“，我从来不用别人写的教材，最多只是指定国际上常见的教材做参考，我只用我自己写的教材，一直是这样，本来年复一年地讲大同小异的东西就很木纳，何况是讲其他人的教材，我就是用自己的教材也是每年更新一次，很多学生感觉很吃力，也有人去告我，但我有十足的自信...在这方面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呵呵...这样子才有点意思...

我自己的看法：能够在体面的出版社出版“专著”代表了一位学者在某个特定的领域的“成熟”度，而能出版一本“教材”则代表了一位“教师”的成熟度。很荣幸的是，我既有多本专著出版，也有教材出版，而且都是独自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