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和政治是分离的。科学是乌托邦，是追求知识的一种“高尚”方式，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而政治则是由科学共同体以外的人来完成，制定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等，都与科学完全分离。

从二战期间开始，工业生产和战争的需求开始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科学促进了国防和经济的发展，科学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受到政治的重视，科学所具有的政治价值开始得到社会政治体系的认同。因此二战之后，一方面，政治家开始更加关注科学研究，如罗斯福总统决定进行全民总动员研究原子弹，杜鲁门为了在政治上握有王牌而敦促奥本海默加快原子弹的研究；另一方面，科学也越来越依赖政府的支持与扶助，很多科学家在参与政府发起的大科学项目中，也抱有一种科学家对国家和人民的崇高责任感。如奥本海默领导的“曼哈顿计划”，其2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政府支持。科学与政治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依赖和契约关系。

同时，科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也慢慢显现出来。一方面，政府基于人类长久生存等社会发展的角度，会对某些科学研究加以制止和规范，如克隆技术在全世界就是一个受限发展的研究领域，其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是禁止克隆人，机器人的研究也要遵守机器人三法则。各国都有很多行业内的伦理协会，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等，他们会对相关科学研究的伦理进行探讨，并制定相关准则。当然更多科学伦理准则是由政府或国立研究机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制定的，如关于禁止克隆人，美国众议院通过《禁止人类克隆法案》，英国在《人类受精与胚胎法》中规定禁止克隆人类胚胎，法国修订《生命伦理法》，规定禁止改变人的遗传性状等。另一方面，科学家从科学研究与发展的角度对政府的经济社会活动提出了各种依据和限制，最突出的就是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的研究警示，这些科学研究的结论迫使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制定各项决策中的必须要同时兼顾环境保护，比如为了让公众节约用电，很多国家都制定了阶梯用水用电的政策，给购买节能电器的公民给予一定补贴，为了防止臭氧层被破坏，各国也对含氟制冷系统进行了逐步的淘汰，为了防止空气污染，各国政府要求汽车出厂时一定要安装尾气催化处理系统，同时还针对不同排气量的汽车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这些政策在实施初期都是以损失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为代价的，但从长久的发展来看，的确是利国利民的事情。

 但事情不仅仅如此，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寂静的春天》等的影响，对科学发展的质疑声越来越多，科学本身的舆论地位开始动摇。随后科学传播工作大力开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公众参与科学决策越来越多，科学与政治之间发生了看似复杂的微妙变化。当公众的话语权增强，政府在考虑科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时候，不得不尊重公众的意见，且要把公众的支持和接受度作为发起大科学项目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关于大科学项目的科学传播和公众对话至关重要，如ITER计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进行，这项科学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受控核聚变为中心科学内容的科学传播和项目介绍，ITER的网站上有大量科学传播内容供公众浏览，其项目进展是完全在网站上公开向公众展示的，同时ITER可以接受公众的预约参观。这些科学传播工作都是在项目开始时就被参与项目的各国政府要求一定要开展的，为的就是让这项科学项目顺利开展，好在未来给政府带来价值，而同时科学家们也依靠政府的投资完成他们的科研梦想。科学和政治二者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似乎没有变，但是增加了公众这个对科学有话语权的“第三者”。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至今，可以说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寻求真理的手段，也是国家机器用以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这就好比，A雇佣了B给A铸造了一把剑，用以维护国家和平安定，而C也知道这件事，于是A、B、C三者达成了一个前提协议，这把剑的铸造和威力不可违反伦理（比如生化武器），也不可拿这把剑去做危害社会安全的事情。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事实上常常不如意，且不说科学本身也有错的时候，有的时候A和B为了国家利益等理由会走上极端，导致国际争端，阻碍经济发展，比如朝鲜核武器，美国声称的叙利亚用的生化武器。而在人权社会，更多时候常常发生的是C不相信A和B，或者错误理解了那把剑的内涵，过分害怕那把剑会伤到自己，而坚决不同意铸造这把剑，从而制约发展。我国很多公共事件就是如此，如PX、核电站、转基因等。

   如何防止这些制约因素呢？似乎对于后者，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就能够解决，甚至对前者也能产生一定的正面效果。但这也是完美的情况，而事实上世界是多元的，知识是多元的，人也是多元的。科学只是决策的依据之一，利益纠纷才是本质，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利益纠纷。事实上，科学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面对利益纠纷却是十分无助的。所以，很多的矛盾，科学最多只能调和，不可能彻底解决。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毕竟每三百年一场战争，比每三年一场战争，要美好得多。当然还是很奢望永远不要有战争，虽然只能是奢望。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