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是如何当了老师的    

   如果从1956年8月“误入”教育领城时算起，到1995年11 月退休时止，我的教龄大约近四十年吧。如果还要算上退休以后又上了约十年的课，我的“教龄”也算有五十年吧。

      一个学机械工程的、那是谁也不会想到毕业以后会愿意去当老师的。就在我作教书匠至四十年而年届花甲、被一刀切了下来而进入退休行列之际，我就不禁想起了林语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人永远在朦胧的路上走着“。回首往事，我信然。

     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而天才的时代，我既平常而又非天才，所以只能像江河的流水一样，总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向前方。与相应于伟大而天才时代的那些为国家科学教育事业的繁荣而献身、并以坚韧顽强和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耕耘在自己从事的领地的科学家、教育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的感人事蹟，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道德操守却时刻在影响我“流向前方”，终使我“甘作红烛照人寰”地在教育领地上作一个名符其实的教书匠。

      那是1956年的时候，也正是我离开母校、走向生活的一年。这一年也是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一年。在全国学术风气日益浓郁的感染和激励下，在中国科学院1956年自然科学奖中折射出的党和国家对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的充分估计的影响和启发下，我开始认真考虑着走向生活以后的定位。面对“有违”自己选学机械工程的初衷、而却被分到一个学校教书的现实，我开始有些不安起来。也许是少不更事吧，我不顾是否会干扰钱学森先生的工作，竞耽误他的宝贵时间向他写了一封叙述彷徨心情和求教“工程控制论”内涵问题的信。信发出以后，我怀着后悔自己孟浪的忐忑不安心情期待着。但我怎么也没想到钱学森先生竟会于百忙中给我回了一封近两页的长信。信中除给我讲述了工程控制论的概要外，还针对我的彷徨心情对我作了语重心长的开导（可惜这封夹在《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Математика и Механика》杂志的信于文革中以杂志为修正主义的罪名被抄走而去向不明）。从而使刚离学校的我既对我所谓的”定位”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同时也下定了“甘作红烛照人寰”的决心而安心教学工作,并明白了凡事不可好高骛远、做事应以国家的需要为根据的道理。

     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彷徨的人总是找不到出路的。”一当我从认为“教书”“有违自己选学机械工程的初衷”的心态中走出来而安心教学工作以后，我便分兵两路地沿两个方面“在朦胧的路上走着”：一是把未经“师范”经历的自己变成一个合格的教师；另一是在选定的领域里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在逐渐适应教学工作以后，我便深切感到基础不深所致的后劲不足，以致有时也闹出些捉襟见肘的尴尬。于是在努力学习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的同时，便分出一部分精力研读数理基础理论。然而这在当时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除了日常教学活动中的集中备课、听课可以获得一些别人的教学感受外，教学、学术两方面的理论提升却是要靠自己另外“寻寻觅觅”的，何况这时也没有我可以就我涉足地方的指导者。记得当时茅以升先生的《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载《自然科学》1950年第一期）等常是我反复学习的“教材”。1957年，钱学森先生的《论技术科学》发表（载《科学通报》1957年第四期），这篇文章最终使我“定位”在“力学”这一学科上，而恰好这年上学期我被安排任教数学和理论力学诸课。在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我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发出了对力学人材迫切需要信号（当时这首先表现在北大力学系专业第一届学生中的一批优秀学生尚未毕业即被抽调到了国防科学研究中。紧接着，高校纷纷设立力学系科而形成了一个力学系科建设的高潮）的背景下，在我确实考虑到我没有可能从事工程控制的主客观条件时、便毅然转向“力学”的学习和教学。从此，在力学的领地里，以读书、教书、写书伴此生。如今回忆这些往事，我要感谢启蒙我走向力学的教学与学术领地、但又从未见过面的老师钱学森先生和茅以升先生，他们和许多当时中国科学家、教育家一样，是国家科学、教育精神的承载者，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渊深学问始终被人们所敬仰、并影响着当时我辈千千万万青年踏上人生道路的正途，使他们在健全人格、崇尚科学、崇尚教育、追求科学及真理精神上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