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要办一流的西湖大学，虽不至举世瞩目，也是个不小的新闻。其实恢复高考四十年，也是不断探索创建新大学的四十年。民办大学方兴未艾之际，有一位极具规模的举办者誓言要将自己的“大学”建成东方的哈佛，如今安在哉？这很好解释，完全依靠学生缴费，维持尚且不易，办成“哈佛”？当时就有人视为笑谈。不缺资金，就能建成理想中的大学吗？好像也不行。改革开放以来，不（那么）缺钱，有理念，甚至还有政策的扶持，力图在众多不断为人诟病的传统大学身外脱颖而出的举办者与办学者也有，但实现“后来居上”者鲜矣。不是说这些高校建成后没有新气象与新发展，但比较诸多“老”大学的气象与发展，似乎也没有占得多少先机与优势，在得天下“英才”与留四海“俊杰”此大学之“命门”上，终究不能“稍胜风骚”。好比某特区比起不是“特区”的相邻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指标反倒今不如昔，以至有“恶搞”与调侃的段子流传，“经典”莫如“一流的校舍，二流的XX，三流的XX，四流的XX”（‘XX’的排序因言者角色而变化，指代的不外乎师资、生源、管理、实验室等）一说。

原因复杂且各校不尽相同，但不能有效、持之以恒地培养起大学的气质与大学的内涵，可能是一个深层次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培养大学气质与大学内涵？由教育家不受干扰或不受太大压力来办学是不二法门！清华、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的“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自己（校长）是“给教授搬凳子的”名言轶事，人们永远会津津乐道。还有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时一则轶闻让人忍俊不禁又感慨系之：一位教授英国文学的女教授一次惊恐地找到校长，说自己的腿被邻居家的红头番鸭所琢（当时生活困难，估计台大校园里养鸡养鸭的不少），担心自己会染上“狂鸭病”，要求校长将鸭子送去化验。傅斯年二话不说，当即叫校工将肇事的鸭子捉了送去校医院化验，出了一份健康证明。或许有人会说，那都是民国范儿，后已不闻也。倒也未必，匡亚明文革后再度出长南大，有食堂员工向他抗议：都是为人民服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凭什么分房子教师优先？匡老回答：“因为我们办的是南京大学，不是南京饭店！”朱九思于文革后期冒着风险顶住压力，主动从各地“收容”了一批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些“另类”，也就没有后来的华中科技大学。说这些陈年往事，似乎也没有回答什么叫大学气质与大学内涵，但这几位校长之所以被后人铭记在心，因为从他们身上，人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教育家精神”：包容、执着、多元，尊师！唯有包容，才能培养起大学独具的雍容与从容的气质；也唯有各色人物咸集，才能氤氲出大学校园诗意般的内涵与存在。诚如斯言：大学不必培养诗人，但若不能让莘莘学子诗心激荡，就不是大学！无论如何，真正的大学既要远离政府的“形象工程”，也不宜套用现代公司的运作模式。

“后来居上”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有初创者不受过多或过大的干扰与压力开了头，继任者能“肖规曹随”，便能逐步积累起一支稳定、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加上资金的保障与政策的支持，假以时日，先圣所谓“近者悦远者来”的大气象定将不期而至，“大师”与“英才”辈出之时，想不超越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