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与稻起源不同之处在于粟完全是在中国驯化完成，不存在中国之外的粟作起源中心。粟在中唐之前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被称为“五谷之首”, 具有超然地位的粟（“贵粟”便是重农的代言）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新石器时代以来以粟为中心的农耕生活，决定了其可能更早的深刻影响世界。

（一）粟在世界的传播

粟和黍（黄米）的栽培、食用较为相近，种植也常常混杂，因此在中东、近东、欧洲历史上常常将二者统一称呼，在文本上难以区分，增加了传入时间分析的复杂性，但是黍传入时间一般晚于粟已经在学界达成共识，而且黍的重要性要逊于粟。

公元前4500年，粟从长江流域，转经中亚，传入亚洲西南部（印度）。公元前2000年，以栽培粟为主的旱作农业从黄河流域传入朝鲜半岛、东南亚等。[1]粟和稻几乎同步传入东南亚地区，均在公元前2000年，然而在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历史中，粟比稻应用的更加广泛。[2]粟很可能是由川滇的夷人通过陆路经缅甸、泰国和马来亚半岛而传入南洋群岛。[3]粟早在公元前1700年就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地区引种栽培，但是经过了青铜时代晚期的精耕细作之后，在铁器时代初期的粟种植由于气候恶化（主要是降雨量减少）而归于沉寂，直到罗马时代、欧洲中世纪，粟再次迸发巨大活力。[4]可见粟传入欧洲的时间并不晚于亚洲其他地区，也难怪有人认为粟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传入欧洲。[5]目前在欧洲的意大利、德国、匈牙利栽培较多。

粟的西传路线，有人研究到达西亚以后，又分为两个传播渠道：一是渠道是沿地中海北岸，从希腊到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南部的普罗汪斯、西班牙一线；二是沿多瑙河流域，从东南欧，穿过中欧，直到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地区。[6]开创了欧洲原始农业的先河。事实上，粟在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中分别称“Cinaka”、“Chena（Cheen）”、“Cheena”、“Chino”都是“秦”或“荆（楚）”的谐音，波斯语则作“Shu-shu”，[7]不仅能够反映当时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具有某些联系，也可以佐证粟西传的事实。

粟经山东半岛或辽东半岛，传入朝鲜和日本，与中国的云南、台湾等边疆地区处于同一时间序列。日本在绳文文化末期已经栽培粟，在水稻传入后，地位才有所下降。台湾情况和日本类似，种粟先于种稻，直到今天高山族土著刀耕火种的主要农作物依然是粟，可见粟在传统农业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之，在史前至迟到中古时期，粟已经在当时世界上已知的大部分地区种植。粟在大移民时代由欧洲人带入美国，1849年后由于奖励政策，进入新阶段，20世纪初已占美国黍类作物的90%。[8]

（二）粟对世界的影响

粟较强的抗逆性和价格的低廉性决定其可以相对贫瘠的土地、在相对不好的年景取得产量并用于救荒。[9]其食用价值在世界古代史、中古史上不可或缺。罗马帝国中的粟作为重要作物贯穿于农业社会的始终，然而上流社会食之甚少，食用粟与否，甚至作为区分地位高低的一个标志。粟在罗马时代是农业生产、日常烹饪、医药服用等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价值息息相关，不是仅仅作为饲料那么简单。[10]

欧洲中世纪，粟是属于穷人最重要的食物，到了19世纪，西欧的粟逐渐被小麦、马铃薯、玉米、黑麦和水稻（尤其是前三者）所取代，这与历史时期中国北方粟地位之下降异曲同工，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他粮食作物的高产属性以及粟不是面包所必需的原料。但即使受到其他作物的排挤，如印度河下游、恒河下游的河谷和三角洲集中了栽培稻，仍有大片土地，尤其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粟。[11]

台湾原住民不单种粟、食粟，更是把粟奉为祖先的神灵，对于水稻则不甚青睐，河南介入台湾粟作群体。南洋群岛的当地原始农业块茎类文化和后发的稻文化之间，显然还有一个介乎二者中间的粟类文化，所以才有印尼“粟岛说”。

现在粟在世界粮食作物中所占的份额低于以前，欧洲世界的缩减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是今天粟依然在西欧的一些小区域种植，主要作为家畜的饲料；而在东欧，粟一直作为面包和发酵酒的重要原料，大量种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印度、西非更是如此，1934-1938年世界平均总产量为2600万吨，中国、印度、东欧（苏联）、西非（法属）是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12]

英语的粟称为millet，它来自中古法语，中古法语又来自拉丁语milium，所以粟的拉丁学名叫Miilacium，它源自印欧语mele，是“压碎”（erush），“磨碎”（grind）的意思，因此由mele衍变为mill（磨），这些都是从原始农业使用石磨盘脱壳、磨粉中引伸出来的词汇，也即是滋生新词的根本，由于磨成的粉很细小，无法计数，所以有miillon（百万）这样的词汇形容其极多，探析该词汇的源头，可见原始农业种植的粟及其加工用的石磨盘发生“血缘”的关系，无疑可以将粟的历史追溯到很久之前，乃至为原始农业的基础，同中国一样，在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

[1]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33页。

[2] N.M. Nayar：History and Early Spread of Rice，Origins and Phylogeny ofRices，2014：15-36.

[3]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4] Je′re′my Jacob，et. Millet cultivation history in theFrench Alps as evidenced by a sedimentary molecule, Journal of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8(35): 814-820.

[5] Harlan,J.R. Crops and Man.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Madison, 1975: 240.

[6]石兴邦：《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7]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8]（日）星川清亲，段传德等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9]CharleneMurphy. Finding millet in the Roman world. Archaeol Anthropol Sci ,2016(8):65–78.

[10] Killgrove K, Tykot RH. Foodfor Rome: a stable isotope investigation of diet in the imperial period(1st–3rd centuries AD). J AnthropolArchaeol , 2013: 36.

[1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181页。

[12] Elna Anderson , John H.Martin：World production andconsumption of millet and sorghum, Economic Botany, 1949, 3(3):265-288.

[13]游修龄：《黍粟余论──中国与西欧的对比》，《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