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纵火案背后的应急管理

最近又看了一下他人总结的，杭州纵火案背后的时间线，各方的责任是一目了然的，我这里不想添乱。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也不想卷入细节的争论。像我这样靠边站的局外人，对细节知道得越少越好。很多人警告我不要多说，我承认这一点。其实我关注的是灾难性事故发生的制度性因素（兵役制）、文化性因素（问责制）、社会学因素（应急管理和校园科普）和心理学因素（决策恐慌），这些资产阶级学说，在文革中都是被查封禁闭的。打倒了马寅初，中国就没有社会学了；打倒了冯友兰，中国就没有哲学了；打倒了胡适，中国就没有舆论监督了。我对于这些“歪理邪说”，只关心其中的救灾减灾部分，是社会学家夸然泰利的门徒，还远远够不上被打倒的地步，这里来说一说背后的应急管理。

第一个疑问，朱小贞有救吗？我国舆论非常害怕自救，比如舆论只鼓吹救人，很少看到自救，自从范美忠的自救逃生行为被批判之后，我是看不到舆论的自救意识了。应急管理的第一项原则是自救和减缓。在大火封门之后，朱小贞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通过卫生间窗子逃往保姆房，这一点她在匆忙中错过了，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因为烟气太大不敢开门。第二项自救选择是关上窗子。不错，一般人逃生时要打开窗子，通风有利自救。但她家的环境特殊，整体性强，密封性好。所以，当正面的玻璃墙被烧穿之后，侧面的窗子面临着巨大的风压，而压差是造成烟气透过门缝的关键。这时候开窗，等于产生一个汇项，吸引周围的烟气往此房间集中，这是她们很快烟气中毒的关键。什么时间发生？大约在5:30分，玻璃墙被烧穿，她们就紧张得无法接听电话了，这说明烟气的进入量远远超过她们的预期，她们太恐慌，以至于无心关注其他信息了。为什么烟气会向犄角旮旯里挤？因为当地有一个出口（能开，却开不大的窗子），产生了负压，造成了火场的烟气汇，必然成为烟气的出口和途径。也就是说，她家的男生房比女生房安全，差别在于通风口的位置。如果你按照所谓的“火场逃生常识”，一定要开窗通风，就死定了。

第二个疑问，物业公司合理吗？那么多人指责物业的表现，他们当然有不当之处。最大的不当，是文化性的。物业公司怕什么？首先怕财产损失，其次才是生命损失，因为财产损失经常见，生命损失很少发生啊。我曾经到某单位搞应急管理，发现该单位存在“叶公好龙”的倾向。应急管理计划当然好，问题在于，领导怕被问责，所以应急演练越简单越好。如果演练的问题出现了，领导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所以，领导对一切演练都很抵触，只希望啥事也不要发生。在这种领导意识之下，物业公司的行为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问责制是导致国内不敢认真应急的关键。应急是为了糊弄上级，而不是解决问题，这是制度导致的结果。你惩罚一家公司是没有用的，他们也是人，是问责文化的载体与执行者。

据家属控诉，“事发50分钟后，受害者家人赶到火场，却被阻拦，说里面是空房，人不在里面。而在保姆确认大人和孩子被困在屋内需要破门而入时，却还需要领导签字才可以。”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第一句，有安慰的成分，他也不知道是否有人，但是要拦阻其他人进入火场，这是国内外的共识。第二句，高档社区，本来就是治安（security）与消防（fire safety）并重。你担心生命损失，他担心财产损失，这是两个不同的目标，所以会产生分歧。

“所谓的消防措施、报警设施、灭火器、烟雾报警器等，均是形同虚设”。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维护不当，另一种可能性是不愿维护。毕竟，系统的误报率高有可能让人解除系统。过去，系统经常发生误报，维护者不胜烦恼，往往会解除系统，如北京隆福商厦大火和喜隆多商场大火，都曾经发生故意切除报警现象。受害者家属收集了很多物业公司的失常表现，认为该公司的失误造成很大的问题，这是对火场行动的误解。这种火情一定需要专业的公司前来灭火，任何延误都是不可原谅的过失。辽宁辽源医院大火和辽宁阜新大火，都有当事人自行灭火，耽误了报警和专业队伍的处理过程，导致了灾情的扩大化。所以，我们对非专业的救火力量要求不高，关键是报警及时。

其实，该小区发生的问题，是制定应急计划过程中发生的典型问题。

第一，应急计划应当由专门的、有经验的人来制定，针对地方的灾情需要，结合建筑的燃料特征，突出灾情的特殊性，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应急计划。不幸的是，中国缺乏职业化的消防队伍，因此对社区应急计划的制定，缺乏专家的技术支持。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是偶尔发生的例外。

第二，应急计划应当经常演练，保证应急计划的有效性和执行效果。我不知道是否有计划，计划的演练都是象征性的，从来没有落实到实处。即使是生产部门，对应急计划的执行往往会打折扣，害怕出事。所以，让应急计划的演练脱离“过家家”的状态，还需要多方的配合，这是一种文化现象。美欧的公司，就非常赞成应急计划的演练，利用每一次演练的机会总结经验教训。中国的公司，很少演练，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大部分公司不是个人的，缺乏保险公司的压力，管理者缺乏动力去对应急计划进行练习。

第三，应急计划应当针对特殊情况进行及时的更新和改进，以便反映建筑使用状态的变化。一般说来，任何高层建筑的设计阶段，总是伴随着一份疏散和逃生计划的说明，据此可以制定更详细的疏散计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应急计划不能反映建筑的实际使用情况的偏差越来越明显，结果往往导致应急计划的张冠李戴效果。从外表上看，就是应急计划僵化、封闭和难以执行。

第三个疑问，消防队伍火场表现正常吗？不正常，但可以解释。美国在1999年发生过一次伍斯特仓库大火，当时的应急指挥长（Incident Commander）连续犯了两个错误，在送入第一组消防队员（2人）进火场调查之后，他又派入两批（每批2人），一共导致6人深陷火场死亡。这一事故，事后被当作火场决策恐慌的典型而一再被研究，是危机决策的典型案例教学内容。因为，你不能怀疑指挥长的基本素质或救人善意，唯一可行的解释是，他面临太多的信息输入，发生一时性的恐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带来了大规模的误伤。这一次杭州纵火案，信息的传输从楼下到楼上花费2个多小时，我不大相信是指挥长没有得到信息，而是被其他的信息堵塞了，有用的信息无法深入。和国外相比，我国的消防队伍指挥长培训比较随意，有学位就可以指挥，只要穿上制服，就可以指挥，这是对专业指挥工作的轻视。应急指挥长的培训需要长期的教育投入、技能培训、领导力培训，不是我国4年基层锻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古人云，“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和平时期，更显得指挥经验的宝贵。

当时当地的消防指挥长在关心什么？很多人都提到回燃问题，这是2015年4月1日上海高层建筑大火中2名消防队员被大火冲下楼摔死的关键性原因。但这不应当是杭州大火的隐患，因为这家的一面玻璃墙（一受热就破碎），根本不会导致室内发生阴燃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不可能发生回燃现象的。很不幸，当时指挥长被室内回燃潜力、云梯无法到位、消防水压太低、火场烟气太浓、室内房间太多等诸多因素耽误了（2个小时），无法把救人问题提升到最高的位置，这是火场决策失误的关键。

当时的消防队员在想什么？1833年，英国消防之父James Braidewood在选择消防队员时，一条重要的入选标准是对建筑的熟悉程度。熟悉建筑，有利于救人、救火和自救。我国消防队员都是出身贫寒，不贫不会干消防，这种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豪宅的房间那么多，火场那么复杂，让他们到富人区干消防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不信？你到消防队员的培训火场去看一看，很少有火场达到360平方米。我入行18年，只听说过一家，美国海军的BattleStation 21，集全海军的力量办起来的消防培训站，不培训不准上舰。消防是靠真金白银堆出来的职业，非职业化制度下的高流动性，对于消防这个职业来说，是天大的奢侈和浪费。很多人认为非职业化制度省钱，这是对消防工作性质的错误认识，是一厢情愿的看法。从经济性来看，美国的消防投入是火场损失的2倍，从来没有人说应该省钱的问题，省钱消防意味着牺牲公安，以社会的巨大损失为代价。

很多人问我，美国的消防队伍发生错误，是如何惩罚的？不惩罚。你不能怀疑你的队伍没有主动出力或能力不足。如果是能力不足，那是你投入不足的结果，还是你的责任。一旦开始问责，他们永远只考虑免责，就再也不敢作正确的决定了。为了保证他们出力，我们需要对他们的错误免责。正因为问责制，导致我国的应急文化存在很大的缺陷，就是不敢较真，较真意味着问责，谁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免责才能公开讨论真相和教训，中国的问责文化是非常负能量的，是所有安全问题的来源之一。

  最近，国内的安全问题谈到最多的是溺水问题。这些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光靠老师是没有用的，他们哪有精力收集案例？光靠市场是没有用的，他们没有经验和专业把问题讲深入讲透。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有人提出，中小学安全教育很难，你讲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都来了，让学校老师无法招架。这个问题在美国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消防队员来讲的，让他们传授安全常识，是全社会尊重消防工作的起点。没有全社会对消防工作的尊重，中国的安全素质与防灾问题永远没有解。消防职业化，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