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rmann_Joseph_Muller)

"As science is more and more subject to grave misuse as well as to use for human benefit it has also become the scientist's responsibility to become awar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his subject, and to exert his influence in such a direction as will result in the best ap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in his own and related fields. Thus he must help in educating the public, in the broad sense, and this means first educating himself, not only in science but in regard to the great issues confronting mankind today." — H.J. Muller

下个月是科学家、1946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赫曼·约瑟夫·马勒（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逝世五十周年。

我的生物学知识有限，之前知道这个人，但对于具体的生平并不了解。在读姆萨吉博士的《基因》一书（见上篇博文）时，了解了马勒一些有趣的故事。找来更多的资料读过，发现在他的学术贡献之外，马勒一生丰富、有趣的经历令人难忘。让我联想到中文里“入世”这个词。

“出世”与“入世”原具是佛家用语。“出世”是小乘佛教的提法，大体是说远离尘世纷扰，才能修成正果；而“入世”则意味着深入凡间，超度大众。佛教东传之后，被中国化，深刻地融入中国哲学与价值观。“出世”和“入世”这两个词就是的例子。例如儒家是提倡“入世”的。

马勒是个积极“入世”的科学家。

赫曼·马勒博士生于纽约，本科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这使他有幸有两年的时间在生物学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根（Thomas Hunt Morgan, 1866-1945）实验室以非正式身份参与了两年的研究工作。摩根是个多产、伟大的科学家，一生出版了22本书，发表了370多篇学术论文，因为发现染色体在遗传中的重要作用而获得1933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在摩根之前，达尔文的学说遭到许多人的质疑——包括摩根本人，因为人们无法想象，自然选择会创造出崭新的生物及性状。而摩根的贡献就在于，发现果蝇群体中确实存在性状的突变。并且他终其一生，研究这些突变的规律，推测基因在遗传中的的规律性作用——当然，基因是什么，当时的人们不知道，猜想它可能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微粒，散布在生物体内，也可能是某种化学物质，总是，一切都是猜想。但摩根的发现在人类对于遗传的认识上，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了。

摩根在哥伦比亚的实验室被称作“the fly lab”——（苍蝇实验室）。摩根带领一帮研究生用玻璃瓶里腐坏的牛奶和水果招来、繁殖的果蝇研究遗传变异。他手下的几个主要的学生的名字日后都被写进了教科书及科学史，这其中也包括马勒。

那时的学术圈规范还在形成中，与今天的惯例不可同日而语。马勒后来在“苍蝇实验室”与摩根就论文的署名问题产生了分歧。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马勒还是仓促完成了博士论文，转赴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工作，并于后来在1920年至1932年间于德克士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axes）任教。马勒的主要学术贡献始于1926年。此时已经36岁的他发现了X射线能够导致果蝇的基因突变。在于德国举办的国际会议（第五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发现之后，马勒声名鹊起，成为知名学者。这个发现的意义是多重的：第一，人们发现了一种能够快速获得突变的方法，当时马勒用X线得到的突变果蝇，数量超过了之前摩根实验室几十年积累的总数；第二，它证明突变是可以由外部因素引入生物体的，这对人类的认识的影响是巨大的——有了这样的发现，“出身论”，还行得通么？第三：这让人们认识到：放射对生物体存在着潜在的，巨大威胁。也就是此后，他不遗余力的鼓吹放射线对于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今天公众对于辐射的担忧，以及防护意识的普及，马勒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此后的马勒不幸地度过了学术及人生双重意义上的寒冬。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让马勒对于资本主义的前景十分失望和担忧。屋漏偏逢连阴雨，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马勒帮助编辑和发行的左翼报纸《Spark》给他带来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马勒在纽约的时候，就与左翼社会主义者多有交往）。而此时，他的婚姻也遭遇了危机。另外，他与自己之前的导师摩根以及其他同窗本就不太融洽的关系也迅速降至冰点。马勒这个日后的诺奖得主，选择了自杀。所幸，未遂。否则科学史的一小段，将被改写。

掌握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手中的德国，似乎对社会主义者是个好的选择。马勒迫切的需要一个可以逃离自己固有生活的地方——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并且逃离罪恶的资本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运动的地方。马勒在1932年的冬天，搬到了柏林——这个马克·吐温笔下“最新的城市”，在Kaiser Willhem Institute工作。一起搬运去的，还有他的果蝇，连同一万只试管，和一千只玻璃瓶。有些资料上说，马勒当时远赴德国的目的仅是学术休假，留在欧洲的八年是没有计划的。但我认为，单从这兴师动众的架势看，对于离开美国，他或许是下了决心的。

纳粹党的副元首，也就是希特勒的副手，那个在监狱里笔录（后来的研究表明，他极有可能是作者之一）了《我的奋斗》一书的鲁道夫·赫斯，曾经在1934年的一场集会上提到，“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就是应用生物学（"National Socialism is nothing but applied biology."）。”一语中的，纳粹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出发点，就是基于一种“科学的判断”：人种有优劣之分，因此通过消毒（sterilization），以去除有（屠杀掉）缺陷的人以及劣等民族——例如犹太人，是德国的未来所在。

德国的政治氛围以及“科学”研究，让马勒再次失望，越来越反感。1933年，马勒和妻子及儿子搬到了苏联的列宁格勒，投入了另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怀抱，在位于这里的遗传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Genetics）工作。1934年，又和这个研究所一起搬到了莫斯科。马勒在苏联领导者一个规模颇为可观、并且十分多产的实验室。

但是，苏联的政治氛围，以及由此导致的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的无尽干扰，让马勒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苏联那位著名——或者说今天看来臭名昭著的遗传学家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1976）此时已成气候。这个基辅农学院毕业的育种站工作人员否定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将他斥之为“反动”、“反社会主义”、“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我很奇怪，孟德尔是神职人员，这也是资产阶级？扣帽子的做法我们似曾相识）。他自己独创了一个“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按照这种“左翼”的理论，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改变的。而遗传（基因），不过是资产阶级捏造的，用以强调阶级差异的虚假理论。为了让种子获得抗寒能力，只需要把它们暴露于极寒的环境之中即可，如此而已。李森科同志在1935年，大学毕业之后的第十个年头，已经荣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及苏联农业科学院院士头衔，一时风头无两。有了上面的支持，他利用各种手段，甚至政治迫害，压制大批反对他的学说的正直科学家。关于这位科学史上的传奇人物，其故事罄竹难书，感兴趣的读者随手即可找到相关的资料。

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马勒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这种连“学术”都算不上，说是“谎言”都侮辱了“谎言”这个词的“学说”的。在于许多科学家一起与之进行了斗争之后，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最终马勒被迫离开苏联。被迫离开的缘由非常典型：马勒的书被斯大林读到，使他不快，于是斯大林命令批判马勒的著作。

此后的几年间，马勒带着他的果蝇辗转于欧洲各处：先后在西班牙马德里，法国巴黎，英国爱丁堡等地工作。

1940年，他最终还是回到了阔别了八年之久的美国，接受了位于麻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一个研究职位。这个职位不是终身教职序列的（Non-tenure track）。讽刺的是，在他获得1946年诺贝尔奖之前的1944-1945学年，阿姆赫斯特学院终止了他的雇佣合同。不过他还是在印第安纳大学动物学系谋得了一个教授职位。马勒获诺贝尔奖的是基于“发现了X线可以导致突变（forthe discovery that mutations can be induced by x-rays）。”此后，基因的物理学及生理学本质，成为了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至此，马勒的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度过了作为一个科学家能享受的充实、多产的岁月。马勒继续投身社会活动——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核技术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冷战中，他支持禁止在海上及空中的核试验；作为遗传学家，他坚持认为人们应该有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基因”的权利——通过收养、人工授精、卵子捐献等等手段。

马勒积参与社会上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甚至辩论。他鼓励他的学生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他认为政府常常会利用“想当然”的思维，忽视，或者拒绝承认科学的发现（because governments often use "wishful thinking" to ignore or deny the reality of scientific findings）。许多科学家不愿意参与社会话题的争论，但马勒认为，讨论，比科学对民主更有意义。

中国有句话，叫“听其言、观其行”。马未都先生有句话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我没有去读更多的马勒传记，也无缘听到他的音容笑貌。但是从他一生的足迹，留下的活动脉络，足以看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的“入世”精神。个人层面，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的信仰的坚持，对真理、道义和科学精神的不懈追求。

有趣的是，马勒一生，经历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纳粹逐渐掌握的德国，已经形成世界一极的苏联。但是最终又兜兜转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者，他经历了世界上最为极端发达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列宁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他经历了所有的极端。在他所说的国家意志可以“想当然”地忽视、或者否认科学发现的纳粹德国和苏联，正好又是两个极端。纳粹德国的人种优化，基于“基因不可改变”的固执认识——有缺陷的低等人是不配存活下去的；而苏联是另一个极端：基于可以容易的被改造，很有些“人定胜天”的气魄。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某种“意志”，都被强加在了真正的科学之上。这也许是马勒最终回到那个让他失望，但还至少能让他正常从事学术研究、有机会表达观点的国家的原因。马勒的所见，证明了如果科学被像政治这样的外力绑架，可以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我十分反感把伟大的科学家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把某些方面的天赋秉义和另一些方面的笨拙可笑杂糅在一起，突出故事的传奇性，让人们顶礼膜拜。显然马勒没有这些传奇故事的特质：比如没有卑微的出身，小时候没有学不会说话，没有长相丑陋，没有智商超群，没有做过糟糕的小板凳，没有砍过别人家的树，没有偷过别人家的东西，没有在火车上被人打聋了耳朵，没有在中学成为花花公子，没有靠泡妞拿到博士，没有把图书馆的地面磨出个脚印……这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有尊严、也有苦恼的普通人。

综观马勒的一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积极“入世”的科学家。优秀的科学家很多，像这样闪现着人格魅力的，不多。如果你留意文首的那张照片，能否看得出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中突出的坚毅？

马勒博士有一儿一女，两个人最终都成为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