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读余秋雨的《千年一叹》一书时，有一句话，印象特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站在国外，回头看中华文明才更深地理解了中华文明。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有对比，才能有发现嘛。

初到北欧，这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如今，八年过去，从最初的不适应，到现在已经毫无违和感。这里是我除故乡以外生活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我儿子出生的地方。这里有太多的第一次和回忆，即使将来回国，这里的生活经历也将是我的一笔人生财富。北欧人做事情的习惯和方式和中国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种感触在刚来的时候特别明显。其中一个，我觉得就是，对于北欧人，YES和NO是绝对的概念—— YES, 就是YES, NO就是NO; YES和NO在中国人这里，似乎是相对的概念，可以摆动的，可以调整的，可以商量的，可以讨价还价的。

如果像课堂提问一般地问北京那位被虎袭击的女士，野生动物园里可以中途下车吗？她肯定回答NO。但是，反映到行动上，她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一样，做出了冒险下车的举动。同样，这次浙江艾滋事故，那位技术员肯定也是知道“一人一管一抛弃”操作规程的。要不然，他也没法走上岗位。但“知道”和“照做”的距离在我看来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当然，这件事涉及可能不止这位技术员，主管领导可能也难逃干系。总之，这位技术员或者还有主管就像是受到了神的指示了一样，大脑中做出了重复使用吸管的决定——即使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

中国人一个典型的思维方式是中庸。从小到大，家长老师们就是这样一遍又一遍的告诉我们: 年轻人，遇事不要出头; 做人不要太极端等等。但大家心里其实清楚，中庸之道，有好坏两说——毕竟中庸之道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之一，已经被批判过无数次。另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思维却让国人颇为得意——即“灵活”。其实，灵活在现代社会很多时候是非常负面的。现代社会，人与人的联系非常紧密。个人“灵活”的行为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他人，给他人造成不便，甚至是危险。大家经常讲中国人经常爱闯红灯的毛病。北欧人在两头没车又是红灯的情况下，也不至于每个人都会傻等。这几年里，我见过几次。但眼下中国，闯红灯就太多了，大叔大妈们车流中就敢闯！愚以为，对于闯红灯，中国人不是不知道说NO，但是大脑潜意识里有一个这样概念，就是NO是可以模糊的，可以往左往右网上往下调一调的，即灵活待之。于是乎，就闯了。

YES or NO的准确执行看似简单，小孩都能做到。的确，小孩容易做到，但大人因为思维和习惯都已经养成反而难做到。有意思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属于老油条的古文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就做得不好。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意大利，也是历史长河里的老油条了，也是做得不好。相应的，意大利在发达国家里边的排得比较靠后。另一方面，新生代的国家，比如北欧诸国和德国，这些没有灿烂古代文明的“蛮族”国家，却率先步入了发达文明有序的现代国家之列。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摸到发达国家的边了，但环境，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各种问题也日益突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该NO的时候坚决NO，不用灵活，不耍小聪明，不找借口，困难是否能迎刃而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