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子

国庆节期间，好久不见的几个高中同学聚会。聊天，无外乎生意、房子、孩子等等话题，都是让人苦恼的事情。

座中几个自己创业的老板，哀叹民生维艰，羡慕我可以在学校“混”。为了让他们对我“学术个体户，科研农民工”的生活，有一些了解和体会，花了十分钟左右，好好地描绘了一下自己科研工作的“日常”。

然后，有个同学，突然就问我：你怎么看韩春雨的事情？

这说明，这个事情，已不仅仅限于学术界，逐步转向“茶余饭后”的讨论了。但，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我还是说了几点，我自己的看法：（1）我是外行，没法判断韩春雨的论文，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个判断应该由他那一领域里的同行专家来做。（2）科学研究的过程是复杂的，其结果几乎只有等“时间”来证明。因此，让“子弹飞一会”。（3）问题是，在子弹飞的这会，媒体和科学工作者，该做些什么？

1 科学研究-科学发现的复杂性

科学是什么？科学研究在做什么？科学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如何判断？这些议题，不是简单可以说明白的。

我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大地震分布在一条直线上！

好几年前，我在微博上闲逛，看到上面图中的一条：“震惊新发现——大地震区竟然成一条直线横穿中国！”

假设这是一篇投稿论文的标题和摘要，论文的实验过程，是这样描述的：“辽宁的海城大地震、河北的唐山大地震，邢台大地震，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竟然能连成一条直线。”同时，给出了漂亮的配图。论文的Discussion部分说：“这是一个新发现，还是巧合？”很显然，还需要继续深入地研究，Tobe continued…

好了，假设你是期刊的审稿人，你如何评价这一篇稿件？你会让它发表吗？

上面我从微博上截出来的图里,显示了两个审稿人的观点。Reviewer 1对这个结果半信半疑，实验数据的处理有问题啊：“只要把地图的比例尺扩大一倍，这些散点就不在一条直线上了。”这个质疑貌似对。但假设我是论文的作者，我会很有礼貌地Argue一下，说，大哥，实验是有误差的好吧。实验点不严格在一条直线上，这很正常啊，但你不能否认这个趋势吧？云云。Reviewer 2找了半天毛病，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只是说：“还是觉得惊奇。”

当然，作为审稿人，你还可以说，实验点似乎有点少啊，建议多做几次实验看看。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作为作者，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坚信”我的实验和结论的正确性，但由于各种原因（我都已经做了四次了，做一次地震实验很费钱的！），目前我不太方便组织新的实验，这是我接下来将要做的事情，Blabla…

一般情况下，审稿环节和作者Argue的环节就到这里了。这时，皮球踢到期刊主编那。我个人不靠谱地估计，这一令人“惊奇”的论文发表的概率大约在50%左右（这取决于主编的个人偏好）。于是，“中国的大地震大致分布在一条直线上”这一“理论”，非常有可能出现在学术界面前。

有问题吗？当然。

以我们现在对中国地震的了解程度，稍微百度一下，出来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面的这幅图：

乖乖，这可是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2000年的实验结果（大数据）！一个人闭着眼，也能发现，中国的大地震，没有分布在那篇论文宣称的直线上！所以，那篇论文，和学术期刊上大部分论文的命运一样，很快就会被大家忘记。

可回头想想，如果，（1）这篇论文的发表时间，在“地震带”这一概念出现之前（研究背景）；（2）我们暂时没有能力，把中国的所有地震数据绘制到一张图上（研究方法），并且（3）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们确实只知道那四次著名的地震（实验次数），等等，你能说这篇论文毫无价值吗？

至少，它提出了一个假设，或者理论，并且做了几次“实验”，给出了支持这个假设或理论的一些证据，并得到了一个可以提供预测（同时，也可被证伪）的结论。

我们大部分 “科学工作者”，在实验室埋头苦干，发表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发表的论文。我们的工作流程和思考方法，和上面“大地震在一条直线上”的工作，没什么两样。先是广泛地文献阅读，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地震咋分布的），然后一边猜，一边做点实验或者计算（地震），用已经掌握的技巧对结果进行一些分析（画条直线），发现一些“规律”（真在一条直线上呢），得到一个阶段性的结论，然后整理整理去发表。

如果过程中，我们发现猜错了，实验结果和我们预设的不一样，那我们就继续猜，或者再做一些实验（有时候，真的没钱做那么多实验），直到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安慰”，然后把这套东西去讲给别人听（Pub-lish）。

如果我们的预设和实验结果老是对不上，或者实验结果难以用我们掌握的知识去解释，或者没有明显地规律性，反复几次，我们就只好沮丧地放弃：世界那么大，别在一个问题上吊死。可能，当初，我们选这个问题就是个错误。这时候，我们往往一声不吭。

世界不仅大，世界还很复杂。回到地震上来说，即使我们已经有了4300年中国历次地震的位置和震级“大数据”，我们也只能大致勾勒“地震带”的分布。谁能够告诉大家：下一次大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但无论如何，我们对中国地震的认识，比“一条直线上”，要更接近事实。

所有的“科学”研究，就是一个完全不知道地震大数据的人，在中国地图上做实验，划线的过程。根据《中国国家地理》的那张图，想象一下500年前，妄图给出地震规律的“科学工作者”，不仅可以给出海城-唐山-邢台-汶川那条直线，事实上，他（她）可以给出任意一条直线！

给出直线错了吗？纵观科学史，从亚里斯多德，到伽利略，到牛顿，这样的“直线”比比皆是嘛。但科学共同体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大家都在画直线，但最终的结果，经过时间的删选，这些直线会越来越接近“事实”。伟大的科学家和平庸的科学工作者比较起来，就在于他们画出的直线，更简单，更漂亮，更接近于事实。有时候，他们画完直线之后，其他人在这个领域，就没有直线可以画了。

人人都想做伟大的科学家。但事实上，99%的科学工作者的工作，都会被历史抛弃。（想到这点，是不是平添了一些绝望？）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99%的这些人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那伟大的1%也很难自发地生长出来。所以，回到目前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角度，在今天，面对每一个领域无穷的未知，我们该如何“划线”？

有两种划线的方式：“掩耳盗铃”，或者“尽量严谨”。

何谓掩耳盗铃？我直接引用科学网上的一个帖子《应该有人吼出科研工作者心中的苦闷了！》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360014&do=blog&id=978234）

其他小事还有：找老板汇报结果。我老板人很好，会帮人修改ppt。有时候，重复的实验结果不一致，如果我放到ppt里，老板会很生气的说：你应该只放支持你理论的结果，如果你自己的实验都证实不了你的理论，你还指望别人能相信你？他会帮我把那些不好的结果删掉…总之，此种打擦边球的事情还很多。

在那个研究所呆了两年，我就发现大家做实验都没有那么“仔细”：因为仔细的话，一个实验可能要几年也做不出来。而且，大家为了毕业、为了找工作，也都是各种打擦边球。我想，从事基础科研或者生物研究的朋友都对这个应该有所了解。另外，生物实验的随机性太大，每个人养的细胞状态都有可能不同，而且，可能你养一个细胞很久，以为它是某细胞系，可能它早就被污染的hela细胞所取代，变成了各种混合的细胞。这种事情都是实验中的具体细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验能不能被重复，也就是说结果是否真实。但是，大量实验结果无法重复已经成了学术界、至少是生物医学界的共识。只不过没人愿意说，也没人敢说。

我定义，上述划线的过程，就是科研中的“掩耳盗铃”。如果你在实验或者计算中，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掩耳盗铃，还坚持把线深深地划下去，这是一种“主观”的掩耳盗铃。如果由于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鉴于对“真实”的世界，我们避免不了“盲人摸象”的可能，这时候把线划下去，就是一种非主观的掩耳盗铃。

相反地，每次“划线”（发表论文），都尽可能地保证结果的严谨性，直到达到作者认为的“无懈可击”的程度才发表，这就是我说的“尽量严谨”。

问题是，非主观的“掩耳盗铃”与“尽量严谨”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吗？没有。科学研究的过程，在这里，展现出了它异常复杂的一面。鉴于所有的“真”，都只能是相对的、演化的，在未知的迷雾中，论文的读者，和作者一样，都非常难以判断，“大地震在一条直线”上，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为真。

我经常阅读的经济学家汪丁丁喜欢说：你如何信仰，你就如何生活。对于科学研究与科学发现来说，也一样，你相信什么，你就在哪里划线。当然，我们信仰，这世界上，一定存在一个“真相”。让科学共同体一起努力，在时间的长河里，去尽快地发现这个真相。

2 如果我是韩春雨，现在怎么办？

正如开始说的，作为完全的外行，我没有一分钱的资格，来判断韩春雨的论文，到底是“真”还是“假”。但既然，随着这个事情的发酵，它变成了一个供茶余饭后讨论的公众事件，我当然也可以发一点“鞋匠的议论”。

首先，韩春雨团队划了一条很牛的线。援引我比较信任的饶毅主持的“知识分子”上说的，如果为真，将是逼近诺奖级的工作。（我不认为，知识分子的这个判断，有任何问题。）

随后，学术界各个课题组，开始进行竞争性的重复实验。（当然，一个重大的突破后面，有可能有更大的突破，哪怕是修补一下也好。）其间，据说有一些课题组重复出来了，但更多的课题组，称不能重复。

到这里，一切都还在正常轨道上。

但昨天，“韩春雨回应重复实验失败：我为何要自证清白”（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10/357856.shtm），说：“这我没法跟你说，科学的事情没法预测。地心说和日心说争论了多少年？日心说的坚持者还被烧死了呢！我只能跟你说最近我会有新的进展，大家不要受一时一事的干扰。”这话说的非常“科学”，没有毛病。

但我要说，连演艺明星都知道“经得住多大诋毁,就能担得起多少赞美”。那么，赞美越大，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大。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你可以划出一条接近诺奖级别的“线”，就应该敞开胸怀地接受“质疑”。

有人说，这个技术可能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到公开的时候。OK,假设我们承认你的商业利益，那么就公开么？

如果我是韩春雨，并且当初我并没有主观地“掩耳盗铃”，我将采取如下的措施：

在有公信力的媒体监督下，邀请今天实名质疑的13个课题组负责人，到我的实验室来。第一步：先签订商业利益的协议，尽量保证自己潜在的利益不受侵犯；第二步：请13位同行检查当初的实验记录和结果；第三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召集当初的团队成员，进行专家监控下的重复实验。

我觉得，即使实验不能完美重复，让13名国内同行知道“为什么不能重复”，理解实验过程的复杂性，也是我对科学共同体进行必要解释所应尽的义务。

如果我是韩春雨，并且当初由于科学研究的各种“复杂性”，导致我稍显轻率地划出了那条“线”，而在后续的实验中，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复这个结果。这时，我应该选择勇敢地面对这一“复杂性”。在13名国内顶级同行面前，坦诚地阐述这一复杂性，并获得他们的理解。

毕竟，我们当初投身于我们感兴趣的科研事业，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时刻提防着，要面对这一复杂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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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到今天的报道，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10/357920.shtm），报道说：“哪怕实验结果真的不能重复，也可能有多种客观原因，未必就是韩春雨团队在主观造假，在没有充分调查之前，不能对韩春雨团队扣上“骗子”的大帽子。实验不能重复和“实验造假”，两者判然有别，但是，对于前者，韩春雨有证明的责任。”

报道还说：“这次韩春雨的自辩，给人的感觉是更像一名律师在消极、谨慎地抗辩，而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坦诚、积极地释明实验成败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让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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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我本人与生物学毫无关系，这篇文章有蹭热点的嫌疑，但绝不是为了消费“韩春雨事件”。

相反，我真切地希望，韩春雨的实验，能够经受得住考验，成为我微信朋友圈里一个同事写的，“厚积薄发一鸣惊人的英雄”。这样，会给我们这些，同样面对“科学复杂性”的人，以无穷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