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理论武器之生物学

蒋功成

摘要：

在1923年中国学者所发起的“科玄论战”中，虽然没有多少生物学家的参与，但生物学的理论和知识却成了论战中争论的重要内容，科学派所提出的“科学人生观”几等同于“生物学人生观”。这一方面是因为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和遗传学知识在当时的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生物学又涉及到非常广泛的人生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科学派人士大都是进步主义进化观的赞成者。

关键词：科玄论战；生物学；进化论；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1923年，哲学家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一个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讲演，他曾和梁启超等人不久前曾到刚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游历，深受一战创伤的欧洲使他和梁启超深有感触，因而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是否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产生了怀疑。张君劢在论“科学与人生观”时说：“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1]P38。[3]”此讲演发表之后，据张君劢言：“吾友丁在君，地质学家也，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者也，读我文后，勃然大怒，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吾两人口舌往复，历二时许，继则以批评之文万余字发表于《努力周报》^[1]P61。”

丁文江文字发表后，张君劢又有答复，继而有胡适、吴稚晖、陈独秀、任鸿隽、王星拱等人撰文批评张君劢及其支持者，形成所谓科学派。又有林宰平、梁启超、王平陵、菊农、范寿康等人来批评丁文江及其科学派，形成所谓玄学派，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就此展开。

科玄论战的具体过程不必详述，评论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笔者只是注意到，双方在论战的过程中，所述及到的科学问题倒大多是生物学问题。

1、科玄论战中的生物学

笔者曾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在192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中收集的科玄双方的论战文字中，生物学家的名字在出现的科学家中频次占68%。生物学的概念在出现的各类科学概念中频次占57%。由此可见，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在科玄论战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对象。讨论中涉及到的生物学家有达尔文、赫胥黎、孟德尔、摩尔根、皮尔逊、高尔顿、杜里舒、拉马克、高达德、汤姆生、巴斯德、贝尔纳、德弗里斯、威尔逊等多个生物学界的重要人物。

另据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中介绍，他在讨论时所参考的书籍：关于生物学与演化论的 5本；关于物理化学的 3本；关于人种学的 4本；关于科学的历史、方法，同人生的关系的9本；关于心理学的 4本；关于知识论同玄学的 9本^[1]P259-262。我们知道，人种学有时也可以放入生物学中，这样算起来，生物学知识相比于物理、化学，也明显地在人生观的讨论中更占优势。

特别有趣的是，科学派人物所提出的“科学的人生观”倒仿佛是“生物学的人生观”。请看胡适在论战中所提出的十条“新人生观”（被传教士戏称为“新十诫”）：

（１）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２）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３）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４）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５）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６）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７）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８）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９）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１０）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1]P23-24。

  我们看到，这“新人生观”（也叫“科学的人生观”，或如胡适所言，叫“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十条中倒有九条是根据生物学知识的，所以笔者以为，这种科学的人生观，也不妨叫“生物学的人生观”。

2、为什么科学派之“新人生观”会是“生物学的人生观”？

 除了胡适之外，吴稚晖在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中所提出来的所谓“人欲横流的人生观”也多是以生物学的知识来解释人生的许多行为。为什么科学派的“新人生观”看起来象是“生物学的人生观”呢？笔者以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2．1  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涉及到非常广泛的人生问题

物理、化学、数学的知识，虽然于人生有极大的用处，在解释自然和改造的时候更是可以依赖的知识，但它们看起来多少是身外之物，或“生外之物”。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就言：“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和人生观有什么关系，这问题本用不着讨论”。而人类本身是一种生命，为动物界中之一种，研究生命也必然要研究到人类自己。所以说，广泛的人生问题用生物学来解释，这本身也是不奇怪的事。

丁文江在1911 年曾编过一本动物学教科书，在论“天演”时，他就把动物学中之观察与研究应用于人，并上升到伦理的层面。他说：“综观动物生活之景象以及天演施行之方法，而知所谓优胜劣败者，不关于个体而关于全种；不关于一时而关于万世。然个体一时之利害，往往与全种万世之利害相冲突，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人为万物之灵……^[1]P204”。

玄学派对此却是有不同看法的，梁启超在批评科学派说科学方法万能时说：“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感情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至于‘爱’，那更‘玄之又玄’了。假令两位青年男女相约为‘科学的恋爱’，岂不令人喷饭？^[1]P142”科学派之唐钺却反驳道：“‘科学的恋爱’，不特没有甚么可笑，而且是最高级的恋爱。”

恋爱与结婚问题确实不能不谈科学。优生学就是据进化论与遗传学的理论提出要有一种科学的恋爱观。周建人干脆说：“合乎善种学（优生学）上的婚姻，便是恋爱结婚。^[2]”他在《进化论与善种学》一书中说：“人生的观念本随着科学知识改变，自进化论发达以来，不但人类的历史须重新写过，便是道德标准也变了方向，由遗传的研究而建立起善种学，这也是自然而然的道理^[3]”。

认识到生物学对于指导人生有如许的作用，所以民国时期出版了许多讨论生物学与人生关系的小册子，如：《生物学与哲学之境界》、《生物学与人类进步》、《遗传与人性》、《人生生物学》(《社会科学史纲》第三册)、《进化与人生》、《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合作之天演》等。

不但有这些讨论生物学与人生关系的专论，就是当时出版的许多生物学中学教材也赋予生物学一种人生价值观指导的责任。如王守成在1924年所编的《公民生物学》，就在绪言中明确提出：“动物界中，有牺牲其一代之幸福而利其后代者，有牺牲其个体之生命而造福于全群者，是等互助、合群、牺牲之精神，大可为人类生活上之效法。吾侪青年，非将来为社会谋益之乎？若不知抛弃个人之利乐与私心，反欲谋公众之幸福，其可得乎？是故生物学者，不仅与医学上、经济上有关，抑且使吾人明白自然界公正无私之原则为人类社会组织之要道。^[4]”

2．2   1920年代西方生物学知识和理论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早在1873年，中国人就通过传教士翻译的一本《地学浅释》，知道了达尔文的名字^[5]，但确实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使达尔文与其进化论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到1920年代以后，则出现许多更为专业的译著。笔者的研究揭示出,高尔顿和魏斯曼的遗传学理论在1900年前后就有章炳麟在《菌说》和《訄书》中加以介绍和讨论^[6]，孟德尔的遗传理论则从1913年开始在中国的杂志上开始介绍，到1920年代初达到高潮^[7]。

1919年陈寿凡编译的《人种改良学》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孟德尔的遗传学，还介绍了摩尔根对于连锁遗传的研究成果，以及进化论和遗传学理论被用之于优生学的情况。1920年至1921年，顾复将孟德尔的《植物杂种之试验》全文译为中文，在《学艺》杂志连载。

科玄论战时，丁文江在其所述的“生物学同演化论”中介绍他所参考的书籍就包括：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威尔逊的《发生同遗传中的细胞》、摩尔根的《试验动物学》、孔克林《遗传与环境》、汤姆生《遗传性》，另外还有皮尔逊、赫胥黎等生物学家写的科学方法论类书籍。

1922年，孟德尔百年诞辰，上海《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等多家报刊都花很多的版面宣传和介绍孟德尔及相关的现代遗传学知识。陈兼善在《进化论发达史略》（1922）一文中说：“现在差不多只要有一点生物学知识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位奥国教徒曼兑尔了。”周建人也在《曼德尔的教训》一文中宣称：孟德尔遗传学说“重新流布到科学界”，使“达尔文时代以后的新世纪开始了”^[8]。

由于在1920年代遗传学与进化论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遗传与进化问题又与人生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胡适等人以生物学的理论来思考人生的问题就一切儿也不奇怪了。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科玄论战中被双方反复提到的几个重要人物，如赫胥黎、皮尔逊、杜里舒等人，都既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又都在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领域中有重要的影响。

科学派之所以会有“生物学之人生观”，除了以上两点以外，第三点也许是更重要的。那就是：进化论与科学派所持有之科学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3、进化论与科学派所持有之科学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近来关于科学主义的一些研究中，人们不由自主地注意到1923年的这场科玄之战，许多学者都指出科学派人士如丁文江、胡适等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尽管科学主义在当今是不是要“慎言反对”？丁文江等人所持的“科学万能”的主张在当时有没有积极的意义？这些问题在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科学派的科学主义倾向却是得到大家共识的。笔者想知道的是：他们的这种科学主义倾向是否与其所理解的进化论有关呢？

3．1 科学派成员大都是进步主义的进化论者

科学派之成员，不仅相信如生物学这样的科学可以影响或决定人生观，而且还相信这种人生观多少还是好的，或是更为进步的人生观。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中说：“近年来生物学上对于遗传性的发现，解决了数千年来性善性恶的聚讼，使我们恍然大悟，知道根本改良人种的方法，其有功于人类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呢？^[1]P54”        

任鸿隽则在《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中论述了进化论对于人生观的积极影响，他说：“进化论发明之后，所生的人生观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件：第一是表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第二是打破宗教上的创造说和玄学上的前定论，第三是张君劢所举的生存竞争论。我们无论如何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没有关系，总不能不承认近世的人生观，比中古时代的固定的消极的人生观进步多了。但是这一点人生观的进步，还是从那“未经解决”的进化论得来的呵！^[1]P128”

胡适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的进步主义进化观也是很明显的。从他1917年所做的《先秦诸子进化论》也可以看出来，他分析了老子、孔子、列子、庄子、荀卿、韩非等人的进化观点，还说列子、庄子、荀子都承认那个“由简而繁”的进化公式。说“列子、庄子的进化论，较之孔子更近科学性质”^[9]。

3．2 玄学派以批评进化论来批评科学派的主张

因为科学派以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作为能决定人生观的重要武器，所以玄学派在批评他们的时候，也从批评进化论或批评达尔文开始。

丁文江曾经说过“学生物学的人谁不知道性善性恶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同是科学问题，而且是已经解决的问题^[1]P44”。张君劢便马上引生物学家杜里舒和托摩生（汤姆生）对进化论所存在的一些疑难的批评，来否定达尔文进化论和生物学的价值。他说：“托氏之言如此，则达尔文进化论之价值如何，可以想见，而生物学之为科学之价值，其视物理学如何，又可见矣^[1]P71。”“物理学本为我所承认之确实科学，无待在君之正告外，若夫生物学之进化论是否已为科学抢去（抢字用丁语），心理学是否为科学抢去，就以上所言观之，已属甚明 ^[1]P73。”他还说：“种变也、遗传也、进化也，在生物学上视之为定论，然此数者之意义，是否正确，亦不可不经一番研究。^[1]P96”生物学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经常因为其理论不如物理学、化学那样严格而受到怀疑作为一种“科学”或“严密科学”的资格。张君劢等人当年却就有此论。

玄学派的林宰平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中也对当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未引起必要的争论不满。他说“我从前听见杜威讲到进化论在欧洲不知引起多少的争论，一直到今还没有完全停止，欧洲之学术思想，也因此生出极大的变革和进步。但是此说到了中国以后，却无声无臭毫不发生影响，这的确是东方和西方大大不同的地方。这段话我听时觉得沈痛极了^[1]P180。”

3．3 中国当时学者所理解的进化论与科学主义都体现了某种共同的“进步观”

许多学者都曾论述到，进化论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就受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进步观”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也体现在科学派所具有的科学主义思想上。当年张君劢、梁启超等人开始对科学派科学万能论之批评，对进化论之质疑，也体现在对这种普遍进步观的怀疑上。只是在那场论战中，科学派实力太强大，这种怀疑没有在读者中形成共鸣（当然，就是在现在，怀疑这种普遍进步观的人也还是少数）。

不过，在近代中国，倒还是有人认识到中国人所理解的进化论是存在这种错误进步观的，例如受过专业生物学训练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潘光旦。1939年，他在《演化论与几个当代的问题》中分析道：“严先生译的《天演论》一词原是很好的，天字固然有把演化的范围限于自然一方面，有不合用的地方，但演字是不错的，到了后来，不知如何我们偏要拾取日本人的牙慧，通用起‘进化论’的名词来。就从这译名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并没有懂演化的现象。赫胥黎在《天演论》一文的注脚里说得很清楚，演化是无所谓进退的，一定要加以进退的判断的话，也是有进有退的。^[10]”

   潘光旦坚持不用进化论，而用演化论这一述语。他还发现了进化论与科学主义所共同具有的进步观的根源。在《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一文中他说：“演化论很早就成为进化论，并且到如今还是一味的进化论，这其间也有一些因缘。一是一部分的演化论者的议论过于笼统，总喜欢说由简入繁，循序渐进一类的话；二是演化的学说和进步的理想终于纠缠在一起，不加察别，便分不出来；三是科学的发展既完全侧重于智识与功利两种欲望的无限制的满足，确乎也供给了不少的成绩，与人以日新月异、迈进无疆之感。但这终究是一个幻觉，一种翳蔽。^[11]”

   有潘光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当年科玄论战的结果，并不是科学派之科学主义兴盛一时，玄学派对于科学的批评还是有了更为专业的继承者，虽然潘光旦并不是一个玄学家。

4、生物学能够胜任人生观指导的任务吗？

从前文分析中我们看到，胡适之“科学的人生观”几等同于“生物学的人生观”，这既与生物学学科的性质有关，也与当时生物学知识广泛传播的背景有关，科学派所认为的科学知识可以影响人的人生观也确有其道理。可是生物学真的能够胜任这种人生观指导的任务吗？

尽管赫胥黎早在1884年就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试图告诉公众进化论并不可以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学的基础。但是把进化论、遗传学、社会生物学等生物学知识赋予伦理的含义却一直难以避免。在近代中国出版的许多中学生物学、遗传学教课书中，最后都会发现有类似“生物学与人生”、“遗传学与人生关系”这样的章节。在当今的中学生物学教学研究中，还有不少人探索如何在学科教学中进行“德育的渗透”。可是我们在生物科学史上所看到的许多事实却是，因为背上了这些世界观、人生观指导的负担，一方面有许多人以生物学的理论来为自己错误的行为辩护，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把进化论、社会生物学等知识作为“邪恶的理论”来批判。例如虽然E.B.威尔逊一直强调我们不能用进化论来指导道德行为，但他的社会生物学研究还是使他受到强烈的抗议，并无端遭受到冰水泼面的攻击。

正如彭奕欣、黄诗笺主编的《进化生物学》中所指出的那样：“进化并不为美学或伦理学提供哲学基础，进化本身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它不具有道德力量或责任，不应用于伦理学规范的理性违反。我们总能感知，有情感的动物，能按意志和决定来行动，进化生物学不应约束我们的伦理学，不应遏抑诗人、哲学家和精神领袖的想象力，也不应压制能激励我们前进的种种理想^[12]”。

《进化思想史》的作者皮特•鲍勒也强调人们理解道德问题不要从进化论中去寻找答案。他说：“如果达尔文主义接近真理，那么宇宙还没有向它的产物，即我们人类，昭示未来的道路该怎样走。即使在进化论中存在道德信息，从这种信息中我们所获悉的也只不过是不要从我们自身之外寻求指导。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否掌握进化的知识，都应该从自己的意识出发，去寻找道德价值的源泉^[13]”。

依笔者看来，尽管生物学等科学知识可能对一些人的人生观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是不要勉强它去承担这份重要的责任为好。

参考文献：

[1] 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周建人.恋爱结婚与将来的人种问题[M]//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下) 第4册.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199.

[3]陈长蘅,周建人.进化论与善种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61-63.

[4]王守成.公民生物学(上册)[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4.7.

[5][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M].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5.

[6]蒋功成. 章炳麟与西方遗传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8):87.

[7]郭学聪.孟德尔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J].生物学通报,1992（7）.13.

[8]谈家桢,赵功民.中国遗传学史[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10-11.

[9]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592.

[10]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5卷)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3-34.

[11]潘乃谷、张海焘主编.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C].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571.

[12]彭奕欣,黄诗笺.进化生物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382.

[13] 皮特•鲍勒.进化思想史[M].田洺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412.

Biology:as the Academic Weapon of“the Debate of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Jiang gong-cheng

(TheSchool of Life Science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Huaian 223300;

Abstract:

    There were few biologists to take part in“the Debate of Science and Metaphysics”in China 1923. But the theory andknowledge of biology became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debate. And the“lifeoutlook of science” was looked as the same as the “life outlook of biology”.The reason is tha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genetics had beencommunicated in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 time, and the knowledge of biologycould be related with extensive fields of life.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isthat the members of scientific party which inclined to scientism were theassentient to the evolution viewpoint of progressivism.

Key words: the Debate ofScience and Metaphysics;Biology ;evolution;scientism

[1]注：本文曾在2009年11月22日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科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报告论文。

[2]蒋功成男，1968--，江苏涟水人，淮阴师范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进化生物学、生物学史。

[3]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为“科玄论战”之论文集，以下未注引出处，而引述论战的文字，均出于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