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在读Siddhartha Mukherjee获普利策奖的科普作品《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觉得颇有收益，也很敬佩这位医生的文笔。于是我建议自己的学生去读，并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阅读心得。

这本书对我的帮助主要在于，把我个人对癌症研究历史的零碎认识，以一种明晰的方式串联起来。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不仅加强了我对人类理解癌症并与之斗争过程的理解，也让我对科研前辈们当时面对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本书还揭示了我过去缺乏体会的一些内容，要治疗某种疾病特别是肿瘤这种多因素的复杂疾病，所需要的不仅是科研（即便在科研范畴内，也有勤奋、聪明乃至运气等多个因素起作用），政治和社会环境也会产生影响。此外，或许还有看似间接但实则关键的影响因素--人性。

我打算在简要介绍有关历史（主要来源于该书，也有少量来自其他地方）的同时，发表自己的些许感想。本文系读书笔记的第一篇，是为序。

作者用他在麻省总院当实习医生时治疗的一个白血病病人的故事切入，写作手法颇有文学色彩，使用了倒叙、插叙甚至有时是意识流。我在此文中还是平铺直叙地按时间数序来叙述吧。再说一句，由于我阅读的是英文原版，对于临床诊治方面的专业术语细微差别可能理解不到位，希望大家原谅。有关专家和该书读者如发现有错误的敬请指出。

人类对肿瘤的认识可以追溯到约四千年前（2500 B.C.）埃及纸莎草上的文字。一位名为Imhotep医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类似外科教科书式的著作，对48例患者疾病的解剖学、诊断、总结和预后进行了记载。其在医学史上的意义不必赘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mhotep已经认识到这种疾病（当时还没有名称，临床表现为身上有硬的肿块），而与其它疾病的治疗方案记载（哪怕仅仅是姑息疗法）不同的是，对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案是“无”。

时光流逝两千年后，著名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记载，440 B.C.时波斯王后Atossa发现她的乳房上长出肿块并有渗血（在炎性乳腺癌中有此症状）。其夫国王大流士（Darius）的御医对王后的治疗未果，于是她手下名为Democedes的希腊奴隶向她建议并为她实施了手术。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手术结果究竟如何，但Atossa显然活了下来了；后来为满足Democedes回到故乡希腊的希望，劝说大流士将对向东进攻塞西亚（Scythia）的战争，改为向西入侵希腊。众所周知，希波战争是西方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而这一切的发生竟与Atossa的肿瘤有关。

--博主注：希腊人很可能发明了乳房肿瘤切除术，如同一两百年前欧洲人用手术治疗乳腺癌患者所做的那样，而王后的那名奴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应该是医生。此外，这个故事对史学研究中争论不休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关系也提供了一个范例。

约400 B.C.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在书籍中出现了karkinos这个名词，源于希腊语的螃蟹一词，用于描述癌症。虽然他只能认识到肉眼可见的肿瘤，也没能区分良性和恶性肿瘤，但他还是抓住了癌症肿块和可移动这些关键性质。他用来解释各种疾病发生的四体液（血液、粘液和黑、黄胆汁）学说，被公元160年时的古罗马名医盖伦用来解释癌症的成因—癌症是一种系统的病态，因体内黑胆汁过量所致，并建议癌症病人不要治疗，因为那样活得更久。中世纪的医生们也遵循了盖伦的理论和观点，排斥对癌症病人的手术治疗。不过如作者指出，这在没有麻醉和抗生素的时代对癌症病人应当是好事，因为对他们进行大型手术的后果往往是悲惨的（因疼痛休克或因术后感染致死）。

--博主注：推崇姑息疗法在癌症治疗的历史上会不断出现，特别是在积极治疗方法带来严重问题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类观点。对某些类型和末期的肿瘤患者（而非全部的癌症患者）而言，姑息疗法仍是最佳方案。

更多的人遵循盖伦的理论，试图找到将整个身体系统中多余的黑胆汁排出体外的药物：有铅的酊剂、砷的提取物、熊的牙齿、狐狸的肺、锉过的象牙、去壳蓖麻、粉碎的白珊瑚、吐根、番泻叶、某些泻药或通便药。还有将用酒精和鸦片酊无名疼痛，以及十七世纪流行过的螃蟹眼睛做成的糊（用于“以毒攻毒”）。此外，还逐渐出现了更为怪异的东西如山羊粪做成的药膏，以及圣水（被祝福过的水）甚至是铅盘子压过的肿瘤。

--博主注：虽然上面列举的很多“药物”有点儿可笑，但这是在盖伦理论指导下寻找排出黑胆汁的做法，发展思路有其合理性。尽管得到的东西很可能没达到目的。其中用泻药（包括番泻叶）和催吐药（如吐根）排毒、以毒攻毒（蓖麻、铅、砷等）是比较容易猜到其背后的想法的，尽管不是所有东西都容易让人理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砷剂在20世纪复活，当然是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至于那些比较奇怪的东西，在本土医药发展史上甚至在今天也时有所闻。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识别巫医、伪科学甚至干脆就是骗子的种种行为，也许不无助益。

寻找新的肿瘤治疗方法或者恢复曾经的做法（例如手术），还要等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们对肿瘤认识的深化和明晰，以及麻醉、抗感染等革命性新技术的出现之后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