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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需要才气、运气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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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需要才气、运气和勇气
——我的50年科研之路
科学时报 作者：李晨
大卫·胡伯尔 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对我来说，能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十分荣幸。我相信，不久以后我还会访问中国。我想学些中文，可我不能保证下次能用汉语演讲。
首先来谈谈我自己，然后再说说我做的研究。
爱玩炸药的小孩儿
我在加拿大出生，并在那里长大。13岁左右，我进入蒙特利尔市一所比较小的高中。我小时候的主要兴趣就是，养成与学校课业没有特别关系的爱好。现今的学生似乎没有这样的业余爱好了，他们整天忙于学校的课业，奔走于不同的科目之间——我觉得这非常不幸。
我的课业兴趣在数学，而业余爱好是化学和电子学。除了制造噪音，我在电子学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但我至少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在化学方面的主要爱好是做炸药，这是几乎每个对科学感兴趣的人都会做的事，它有些危险却十分容易弄出光彩。大约15年前，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加拿大开会，其中一人提到，他小时候爱做的一件事就是玩炸药。非常奇怪，我也和他一样玩炸药。
在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我的主要爱好是数学和物理，因为它们不需要你学习或者记忆很多东西，只要做题就可以。虽然闲暇时间不多，但我去过蒙特利尔的每个音乐厅。
一次幸运和勇敢的“转行”
大学毕业后，我必须决定以后做什么。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也并不想以此为终身职业。在万分失望的情况下，我决定试试医学。除了上过一些生物课，我是在对生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作出这个选择的。当时我内心充满矛盾，直到注册的前一天我还在犹豫。
最后，我毅然决定去学医。突然之间，我要背记很多东西，而数学和物理却不需要。我第一年的成绩很差，但很快出现了转机，我开始转移到现在的学科。在四年的医学课程中，我开始对神经学、神经生理学等产生兴趣，发现这些看似不存在的东西很有趣。
蒙特利尔神经研究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暑假，便对神经学越来越感兴趣了。接下来的三年，我一直在神经学的海洋里遨游，由于神经学的工作完全是临床工作，我最后一年就住在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编者注：1951年，胡伯尔获得麦基尔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就在那时，因为缺少军医，我不得不加入美国军队。我很担心两年兵役过后会就此待在军队里，于是几次去华盛顿向神经学圈内人士推荐自己。或许是注定了要为国家效力，我进了一个军队研究院(编者注：美国华特利陆军研究院)，在一个小房间里研究神经心理学。
在那个年代，“神经心理学”这个术语还没有出现，它只是包括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内的非常小的学科。我觉得这个学科很好，很幸运能进入这个学科，因为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第一年，我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蹒跚，尝试新鲜的东西。
我在那个研究所待了三年，并决定做视觉方面的研究，当时还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而且除了我之外似乎没有人在意。
应当强调的是，运气非常重要，我非常幸运地进了一个研究所，带领一组非常出色的人取得了耀眼的成就。没有运气的话就几乎没有希望。
另外一点就是勇气，进入一个前人未曾研究的领域需要一定的勇气。我发现许多我的学生和同事正在走向几乎已经成熟的领域，这样的做法是一种错误，因为进入一个研究甚少的领域更有趣。
遇到绝佳的合作者
从单个细胞记录信息的技术当时刚刚问世，这种技术在想象力研究领域从未应用过，而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研究过程中，我发明了一种从猫的大脑皮层细胞上记录信息的技术。
这样的技术是首次被发明出来的，为此我学习了电子化学方面的知识，因为没有可用的仪器，我必须自己设计制造。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难度。有时候，我觉得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制作工具和电子测试上，而不是把时间花在神经生理学的研究上。还好，功夫没有白花，最终发明了这项技术，首次能从清醒的、正在四处看的动物身上的大脑皮层细胞记录信息。
在华特利陆军研究院的研究工作结束之后，我应邀回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次运气又在我的事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实验室正在改建，头一年里开始工作几乎不太可能，库夫勒(编者注：Stephen Kuffler，哈佛大学著名神经生理学家)打电话问我是否愿在他的实验室先工作一年。由于库夫勒还有其他重要的项目要做，所以我将与他的博士后托斯滕·威塞尔(Torsten Wiesel)一起工作。
当晚回家，我告诉妻子，与托斯滕的合作将是大胆的合作，因为他和我的态度非常一致，比较容易接触。托斯滕在文献阅读上非常棒，而我觉得阅读科研文献非常枯燥，所以就尽可能让他帮我。
我和托斯滕的性格非常相配，一起合作得很好，合作的第一个月就开始发表文章。从此之后的25年中，我一直和猴子一起工作，每天要在实验的第8、第12、第16个小时记录大脑细胞的信息，一直到晚上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做实验要杀些动物，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做这类研究的人愿意杀动物，可是又必须这样做，最终目的是帮助人类认识自己的大脑。
必须承认，做实验的一大动机是好奇，没有人对大脑的机制不好奇。我之所以选择视觉来研究，是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容易的领域。能和托斯滕一起工作是我莫大的运气，在和托斯滕一起工作的25年中，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我们俩都是好辩的性格，但我们之间却没有争论。
不走别人走过的路
进入这个领域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单独的大脑皮层和眼睛，而且此前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没人说视觉皮层是干什么的。有些人不愿意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不知道为何他们缺少这样的勇气，或许是因为跳上一个已经启动的卡车要比亲自起动卡车来得容易。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否正确，但糟糕的是，听觉皮层的研究至今还在黑暗的森林中摸索，还没有人知道听觉皮层的工作机制。但我相信，未来20年，会发现很多关于听觉皮层工作机制的原理。
因此，神经生理学的中心问题是发现像视觉研究中所发现的结构，即大脑皮层各部分的工作机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现在很少有人能说明神经系统的功能是什么，是如何进化而来，又是在做什么。大脑皮层研究的这个领域并不是特别困难，有时候恰恰是让人惊喜的领域，有很多问题在等待回答。实际上，这个领域里充满着冒险和乐趣。
我记得和托斯滕合作进行代表性实验时，要从早晨8点半开始，首先作好准备，然后开始记录皮层中一个个细胞，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家。有些实验并不成功，只是在尝试，需要巨大的决心坚持实验。许多实验其实都是一种冒险，能发现很多新东西，渐渐地我们就能建立起关于大脑这部分的认识和了解。
视觉皮层是我们至今了解得最多的一个皮层，但是没理由不去了解其他几个皮层。观察人的耳朵会发现一些新东西，可惜我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场“战斗”，我们只关注写论文而忽略了做实验。大约五年前，我停止亲自记录细胞信息，过去40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但现在应该改变一下了。
我们正在做被称为数码物理学(cyber－physics)的研究，这个名字听起来十分有迷惑性，但它并不是物理学，而是生物学，它很有趣，我非常喜欢。
才气、运气和勇气，在科学生涯中是不可或缺的。当你要作出决定时，有一个容易的办法，就是咨询很多人的意见，而不要只听取一两个人的意见。我选择了医学而没有选择物理就是典型的例子。(本报记者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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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50年科研之路
科学时报 作者：李晨
大卫·胡伯尔 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对我来说，能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十分荣幸。我相信，不久以后我还会访问中国。我想学些中文，可我不能保证下次能用汉语演讲。
首先来谈谈我自己，然后再说说我做的研究。
爱玩炸药的小孩儿
我在加拿大出生，并在那里长大。13岁左右，我进入蒙特利尔市一所比较小的高中。我小时候的主要兴趣就是，养成与学校课业没有特别关系的爱好。现今的学生似乎没有这样的业余爱好了，他们整天忙于学校的课业，奔走于不同的科目之间——我觉得这非常不幸。
我的课业兴趣在数学，而业余爱好是化学和电子学。除了制造噪音，我在电子学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但我至少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在化学方面的主要爱好是做炸药，这是几乎每个对科学感兴趣的人都会做的事，它有些危险却十分容易弄出光彩。大约15年前，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加拿大开会，其中一人提到，他小时候爱做的一件事就是玩炸药。非常奇怪，我也和他一样玩炸药。
在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我的主要爱好是数学和物理，因为它们不需要你学习或者记忆很多东西，只要做题就可以。虽然闲暇时间不多，但我去过蒙特利尔的每个音乐厅。
一次幸运和勇敢的“转行”
大学毕业后，我必须决定以后做什么。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也并不想以此为终身职业。在万分失望的情况下，我决定试试医学。除了上过一些生物课，我是在对生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作出这个选择的。当时我内心充满矛盾，直到注册的前一天我还在犹豫。
最后，我毅然决定去学医。突然之间，我要背记很多东西，而数学和物理却不需要。我第一年的成绩很差，但很快出现了转机，我开始转移到现在的学科。在四年的医学课程中，我开始对神经学、神经生理学等产生兴趣，发现这些看似不存在的东西很有趣。
蒙特利尔神经研究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暑假，便对神经学越来越感兴趣了。接下来的三年，我一直在神经学的海洋里遨游，由于神经学的工作完全是临床工作，我最后一年就住在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编者注：1951年，胡伯尔获得麦基尔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就在那时，因为缺少军医，我不得不加入美国军队。我很担心两年兵役过后会就此待在军队里，于是几次去华盛顿向神经学圈内人士推荐自己。或许是注定了要为国家效力，我进了一个军队研究院(编者注：美国华特利陆军研究院)，在一个小房间里研究神经心理学。
在那个年代，“神经心理学”这个术语还没有出现，它只是包括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内的非常小的学科。我觉得这个学科很好，很幸运能进入这个学科，因为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第一年，我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蹒跚，尝试新鲜的东西。
我在那个研究所待了三年，并决定做视觉方面的研究，当时还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而且除了我之外似乎没有人在意。
应当强调的是，运气非常重要，我非常幸运地进了一个研究所，带领一组非常出色的人取得了耀眼的成就。没有运气的话就几乎没有希望。
另外一点就是勇气，进入一个前人未曾研究的领域需要一定的勇气。我发现许多我的学生和同事正在走向几乎已经成熟的领域，这样的做法是一种错误，因为进入一个研究甚少的领域更有趣。
遇到绝佳的合作者
从单个细胞记录信息的技术当时刚刚问世，这种技术在想象力研究领域从未应用过，而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研究过程中，我发明了一种从猫的大脑皮层细胞上记录信息的技术。
这样的技术是首次被发明出来的，为此我学习了电子化学方面的知识，因为没有可用的仪器，我必须自己设计制造。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难度。有时候，我觉得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制作工具和电子测试上，而不是把时间花在神经生理学的研究上。还好，功夫没有白花，最终发明了这项技术，首次能从清醒的、正在四处看的动物身上的大脑皮层细胞记录信息。
在华特利陆军研究院的研究工作结束之后，我应邀回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次运气又在我的事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实验室正在改建，头一年里开始工作几乎不太可能，库夫勒(编者注：Stephen Kuffler，哈佛大学著名神经生理学家)打电话问我是否愿在他的实验室先工作一年。由于库夫勒还有其他重要的项目要做，所以我将与他的博士后托斯滕·威塞尔(Torsten Wiesel)一起工作。
当晚回家，我告诉妻子，与托斯滕的合作将是大胆的合作，因为他和我的态度非常一致，比较容易接触。托斯滕在文献阅读上非常棒，而我觉得阅读科研文献非常枯燥，所以就尽可能让他帮我。
我和托斯滕的性格非常相配，一起合作得很好，合作的第一个月就开始发表文章。从此之后的25年中，我一直和猴子一起工作，每天要在实验的第8、第12、第16个小时记录大脑细胞的信息，一直到晚上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做实验要杀些动物，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做这类研究的人愿意杀动物，可是又必须这样做，最终目的是帮助人类认识自己的大脑。
必须承认，做实验的一大动机是好奇，没有人对大脑的机制不好奇。我之所以选择视觉来研究，是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容易的领域。能和托斯滕一起工作是我莫大的运气，在和托斯滕一起工作的25年中，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我们俩都是好辩的性格，但我们之间却没有争论。
不走别人走过的路
进入这个领域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单独的大脑皮层和眼睛，而且此前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没人说视觉皮层是干什么的。有些人不愿意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不知道为何他们缺少这样的勇气，或许是因为跳上一个已经启动的卡车要比亲自起动卡车来得容易。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否正确，但糟糕的是，听觉皮层的研究至今还在黑暗的森林中摸索，还没有人知道听觉皮层的工作机制。但我相信，未来20年，会发现很多关于听觉皮层工作机制的原理。
因此，神经生理学的中心问题是发现像视觉研究中所发现的结构，即大脑皮层各部分的工作机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现在很少有人能说明神经系统的功能是什么，是如何进化而来，又是在做什么。大脑皮层研究的这个领域并不是特别困难，有时候恰恰是让人惊喜的领域，有很多问题在等待回答。实际上，这个领域里充满着冒险和乐趣。
我记得和托斯滕合作进行代表性实验时，要从早晨8点半开始，首先作好准备，然后开始记录皮层中一个个细胞，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家。有些实验并不成功，只是在尝试，需要巨大的决心坚持实验。许多实验其实都是一种冒险，能发现很多新东西，渐渐地我们就能建立起关于大脑这部分的认识和了解。
视觉皮层是我们至今了解得最多的一个皮层，但是没理由不去了解其他几个皮层。观察人的耳朵会发现一些新东西，可惜我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场“战斗”，我们只关注写论文而忽略了做实验。大约五年前，我停止亲自记录细胞信息，过去40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但现在应该改变一下了。
我们正在做被称为数码物理学(cyber－physics)的研究，这个名字听起来十分有迷惑性，但它并不是物理学，而是生物学，它很有趣，我非常喜欢。
才气、运气和勇气，在科学生涯中是不可或缺的。当你要作出决定时，有一个容易的办法，就是咨询很多人的意见，而不要只听取一两个人的意见。我选择了医学而没有选择物理就是典型的例子。(本报记者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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