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可否把“爱国卫生月”从4月挪到10月？

吕健

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也再一次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推到了前台。在新媒体的助力下，一些原本生僻的专业术语一下子变成了“热词”，比如：冠状病毒、自然宿主、中间宿主、流行病学、乙类传染病、气溶胶、飞沫传播、一级响应，等等。口罩、医用酒精成了紧俏货，店铺门前、窗前常可看到“已消杀”字样或排队买口罩的人群。

“战疫”仍在继续，管控、救治、科研、支援都初见了成效。冷静的时候，免不了想想将来，毕竟，2003年的SARS在记忆中也并未走得多久远。

想起了“爱国卫生月”这个名词。

“百度”了一下，每年的4月是我国的“全国爱国卫生月”，始于1989年；每年的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始于1950年。

为什么是4月？

没有找到明确的说法。按照“百度”上的信息，“世界卫生日”大概与《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于1948年4月7日生效有关；我国“全国爱国卫生月”的时间似乎也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8年4月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有关系，另外，那个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家可能对夏季常见的传染病，如肠道传染病（如病毒性肝炎）、蚊媒传染病（如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等，感受更突出些（比如1988年发生了上海的“甲肝”大流行）。

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我国是有历史背景和传统的。建国初期，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控制消灭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工作中,这一方针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爱国卫生运动”一词是在1952年末提出的,其实相当于把卫生防疫运动提到了国家安全层面。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将“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确定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和目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年8月，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提出，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是“城市重点整治环境卫生，农村管好水、粪，标本兼治”【2】。笔者至今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个暑假都有“打苍蝇”的任务，开学的时候交上两、三个装满了死在自己拍下的苍蝇的火柴盒，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病毒、细菌耐寒、怕热，所以大多数病毒（包括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活跃在秋冬季节，到了夏天，气温高，阳光充足，病毒就失去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实验研究已经发现，包括SARS在内的冠状病毒是耐低温、怕高温的，此次的“新冠病毒”（SARS-CoV-2）也不例外。因此，把“爱国卫生月”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放在4月，对预防夏季传染病有效，但对类似此次“新冠”肺炎的秋冬季呼吸系统传染病，作用就打了折扣。鉴于SARS和此次“新冠”病毒性肺炎暴发流行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灾害和恐惧，不如将每年的“爱国卫生月”从4月挪到10月，也就是秋冬换季的时候，在传染病（尤其呼吸系统，如SARS、甲型H1N1流感、禽流感等，还有此次的“新冠”病毒性肺炎）流行高峰到来之前，开展一次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整顿环境卫生，对食品卫生、饮水、交通工具、公共场所、学校、企业的卫生进行监督检查，消除卫生死角，排除防疫隐患，宣传普及卫生健康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群众科学保健、爱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把“爱国卫生月”挪到每年的10月，对于SARS、“新冠”等呼吸系统传染病的预防更适时，也更有针对性，对于预防“甲流”（甲型H1N1流感）、“禽流感”，也是有实际意义的。

      当然，还有个最基本的前提：认真落实，持之以恒。

 参考文献：

【1】 钱信忠. 中国卫生管理的历史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1988，15：4-6

【2】 田晓晴. 20世纪80 年代山西省爱国卫生运动刍议.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23（5）：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