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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位于山东一个普通的农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平凡的土地上。
我的爷爷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他小的时候正值清末北洋时期。虽时局动荡,国运多舛,但辛勤耕作,尚有薄田数亩,房屋数间,温饱不成问题。按照当时的标准,爷爷也只能算得上是有地之人,和常人眼中的“地主”相去甚远。
现今一提起“地主”,很多人会想到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那是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坏蛋。其实那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有地之人,获取土地靠得是勤劳。就拿我们家来说,一无人做官;二也无人经商,根本无法搞土地兼并。那个时期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爷爷一家省吃俭用,买田置地,日子渐渐富裕起来。爷爷算不上真正的地主,因为地不够多,也不曾雇人种地,全靠一家人辛苦老作。虽然艰辛,但日子尚可,因为那个时候勤劳是可以改变命运的。爷爷小时候上过几天私塾,学习不好,好像只读到百家姓。我小的时候,躺在床上,爷爷经常给我背百家姓,往往背到“江沈韩杨”就戛然而止。
爷爷经常讲他那个时期勤劳种地的光辉历史。他说那时我们村里有个懒人叫铁锤,他平日里懒散,不喜欢伺候庄稼,每到别家丰收的时候,他就抱怨自家的庄稼:“庄稼啊庄稼,我不用大粪臭你,也不用锄头锄你,戚戚牙给你挠痒儿,狗尾草为你遮阳,你说你为啥就是不长啊?”每次爷爷说到这里,都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时候像铁锤这样游手好闲,不用心种地的,自然没有好收成,也就不会有余财来置办土地,遇到旱涝收成不好,只能去别家借粮,不久就沦为“无产阶级”了。
爷爷成家后赶上了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一辈子勤劳没有当上真正的地主,不曾想政府的一纸空文,爷爷一夜之间成为“地主”。那个时期地主要遭到批斗,同村的铁锤一下子翻身了,因为他是贫农,不仅分得我家地,还将我们家牛、家具分走。爷爷到死也想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只是感慨世道变了。成为地主后,爷爷被挂牌游街,平日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成为批斗的主力。爷爷不明白,平日里都是街坊邻居,为何突然间和仇人似的。
到了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吃食堂,实行工分考核制。由于我大伯和父亲当时年龄比较小,家里劳力有限,挣得工分少,本来就闹饥荒,加上层层克扣,生活举步维艰。当时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58年吃食堂,大官吃,小官拿,社员一尝,绝口粮!”此时,村子里铁锤晋升为生产队队长,别小看这个队长,好多家庭的命运都捏在他手里。生产队长属于典型的官不大权大,工分由他计算,劳动由他分配。那个时候爷爷没少受到责难。当年我们那边修马河水库和岩马水库,那时没有现代化机器设备,全靠人工挖掘。我们全村的男劳力几乎都去修水库,每天给点吃的,不给工资。我曾幼稚地问爷爷:“不去行吗?”爷爷告诉我: “谁敢,不去就是反革命!”当时口号就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社会主义大锅饭,谁要谈钱,谁反动!”。爷爷出河工,苦了奶奶,山高路远无口信,哭断肝肠人未来。最艰苦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吃得,爷爷准备把我小叔叔卖掉,换一筐地瓜干。由于奶奶坚决反对,才作罢。
由于爷爷是地主,对父亲的影响最大。父亲当时在村子里上学成绩非常突出,上完初中后要经过推荐才能上高中。经过班里六个小组的讨论,一致推荐我父亲去上高中。可是最后由于我家是地主,父亲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资格。下学后父亲去干泥瓦匠,这是个技术工种,父亲由学徒干起,慢慢成为师傅。那个时候泥瓦匠是分级的,父亲刚上手不久就被评为七级工,这也是父亲引以为傲的事情,为此村里人给他取个外号“大拿”,类似于大师傅。那时父亲的工资是一天一元钱,干得不亦乐乎。父亲很听奶奶的话,挣得钱全部上交。相比之下 我大伯经常藏私房钱。后来父亲和同样成分的妈妈结婚了,有了姐姐和我。
为了养活全家,父亲要不停地挣钱,因为挣得全是辛苦钱,当时农村的说法叫“卖大个”挣淌汗的钱。父亲却乐此不彼,经常说挣淌汗的钱心里踏实。父亲要供我和姐姐上学,还要赡养爷爷奶奶,平日里极为节俭,我在《我的父亲下菜烂》一文中有所交代。记得父亲花得最大一笔钱是95年给爷爷看病。那之前大伯死于意外,父亲成为家中长子,自然负担最重。那时爷爷被诊断为食道癌,爸爸回到家后,一边喝酒,一边哭泣。擦干眼泪,父亲决定给爷爷动手术,前后花了5000多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此外,那个年代没有医保也没有合作医疗,全是自费。随后不久,大概是02年吧,奶奶股骨头坏死,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09年的时候,爷爷走了,临终前他曾哀求奶奶带他到医院输再看看,哪怕输点液。奶奶忍住了,没有告诉父亲。爷爷就这样离开了!
父亲回想起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没让姐姐上学。姐姐初中毕业后考了一个技校,3年需要2万元。父亲反复考虑后没让姐姐去上,时至今日还在为此事后悔。
03年我考高中没有考上正榜,要上需要交6300元。父亲在母亲的坚持下,咬咬牙,把钱给我交了。事后由于心疼钱,老是在我面前唠叨:“人家正榜生不要钱,你得交钱。”我每当听到这声音,就如同梵音索命,浑身发麻。四年高中,我不敢丝毫携带,终于考上大学,可是又面临学费问题。我高三那年,父亲在工地上把脚摔伤了,留下后遗症,之后就不能像往常一样干活了,家里也断了主要的收入。07年,我去上大学从家里带走了6000元,包括学费和生活费。走得时候我依稀记得,父亲狠狠地告诫我“不好好上就不给你拿学费”。为了不想再问他要钱,我在学校勤工俭学,最多的时候同时干过三份兼职。从大二开始,我便得以自力更生。后来,我考了中科院的硕士、博士,当时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中科院不收学费,有补助,不用问家里要钱。
前不久,父亲查出肺癌晚期。幸运的是我提前有些准备。自从上本科之后,我就料想到某一天,父母生病需要用钱,我必须提前准备些。这么多年,我不曾风花雪月,也没有去旅游,耍朋友。不幸的是我的准备远远不够。很多人说农村有合作医疗,可以报销。实际情况是,常规的药物可以报销大部分,关键的药物无法报销。尽管如此,父亲的病情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癌细胞已经从肺部扩散到头部、肾上腺、胰腺、淋巴,无力回天,只能保守治疗。从父亲检查出病情到去世仅仅44天。如果父亲能每年体检一次,或许就不会是今天的结果。可是,他那么心疼钱,又怎么会……
父亲走了,劳苦一生也不曾享受的这个时代的福祉!
为了逝去的先人,我要继续活着,努力地活着,可是高额的房价、医疗、教育,我的日子会比爷爷、父亲好过吗?
送走父亲,我陷入了无尽的沉思:勤劳不能致富,知识改变不了命运。可悲的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也看不到希望。可怕的不是不勤劳,而是勤劳依旧贫困。我问苍天,你何以如此?苍天不语!看不到光明,白昼也如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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