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德   德先生

雷达被称为现代战争中的“千里眼”，对战争的进稗和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不少同家竞相投入巨额资金研发新体制雷达，力图使 “千里眼”练就一双 “火眼金晴”。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由他领导和培育的创新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新体制雷达研究，技术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成功实现工程应用，在保卫祖国海疆中发挥着强大作用，为祖国“海防长城”安装上了“火眼金睛”。

他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双料院士刘永坦。所谓“双院士”，在黑龙江独此一人，在全国也不过多20多位。在外人想象中，刘永坦可谓是智慧的化身，一定是金光闪耀的，但在他看来，一个人整天挂着两块金牌未免太累了，而且恐怕再也不能有所作为。

梅花香自苦寒来

刘永坦1936年12月出生在江苏南京市一个清贫而舒适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交通部的工程师，母亲是教师。略识历史的人都能意识到，这是一个充满苦难记忆的年代。

1937年7月，刘永坦随父母离开繁华优美的六朝古都，仅在几个月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虽然幼小的刘永坦还不能有清晰的记忆，但被蹂躏的天空与故乡笼罩了他的童年。旧中国国防科技落后、人民生活凋敝的现实惨状，在刘永坦幼小心灵的深处激发起科技救同的强烈愿望。

早在中学念书时，他已经在学业上初露锋芒，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展示出超人天赋。经过六年的寒窗苦读，1953年，刘永坦以第一志愿踏入了当时被誉为“红色工程师摇篮”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门，并且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电机系，从此与国防科研事业结缘一生。

在哈工大，他如鱼得水，对于学校开设的工科数学和物理，他觉得“不解渴”，又自学了理科数学和物理的有关部分。哈工大开启了刘永坦超级学霸令人敬佩的一生。

虽然刘永坦没有去清华，但他与清华还是大有缘分。进入哈工大以后，他读了一年预科、两年本科，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了清华的学生。当时哈工大决定筹建无线电工程系，刘永坦作为被抽调的6名优秀学生之一，前往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进修。

沐浴在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下，刘永坦如饥似渴地在雷达知识的海洋中徜徉着。两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不仅让年轻的刘永坦受益匪浅，与雷达的“缘分”也从此有了基础。

1959年，学校又派刘永坦前往国内无线电领域强校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进修微波技术。1964年，刘永坦参加了科技攻关的第一战，承担了国防科工委下达的“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研制任务，主持并提出了总体设计方案，开始在专业上显露出创造性的才华。

那时他才30多岁，正是宏图大展的时刻，手中的科研是有关火炮雷达的尖端项目。但项目尚未完成，他就被发落到黑龙江五常县农村，插队落户。五常以出产优质大米而闻名，于是从1970年到1972年，一位优秀的青年学者就在这里种了两年大米。没人能意识到这些大米的昂贵代价，刘永坦留下的纪念也就是时常发作的腰疼。

然而，他不想丢下学术与科研。他经常一个人赶到位于松花江岸的哈尔滨电子研究所，利用那里的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研究。他是哈工大最早使用电脑的教师之一，打孔的纸带堆积如山。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产生在业余时间。许多年后看刘永坦的成就，那些纸带或许也是重要的“积累”。

异域求学攻尖端

1978年，刘永坦被破格（没经过讲师）晋升为副教授。8月的某一天，他正在江边抗洪修堤，忽然接到通知，让他准备参加出国人员考试。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学者，标准很高，但是刘永坦过关斩将不在话下。

经过半年外语强化，他被派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进修学习。这是一个更高远的平台。英国是雷达技术的发源地，刘永坦的导师谢尔曼是国际雷达技术领域的顶尖人物。当然，起初并不是很顺利，雷达与军事密切相关，从前去的访问学者又没能得到信任和赏识。但谢尔曼教授仔细研究了刘永坦的工作简历，又很快为刘永坦的敏锐与勤奋所打动，于是让这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一种新型雷达的核心部分信号处理器的研制工作。

这是机会，也是挑战。刘永坦十分珍惜，他以优秀科学家的那种忘我的精神和毅力投入到科研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自己取消了周末休息和节假日。经过一年多的呕心沥血的时光，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并使该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刘永坦的非凡才华和创造精神受到了导师的高度认可，谢尔曼教授评价道：“由刘永坦完成的雷达信号处理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贡献是独创性的。”学习期满，伯明翰大学授予他名誉研究员称号 ，并以诱人的待遇和优越的条件聘请他留校工作。然而，刘永坦婉言谢绝了伯明翰大学的留聘，于 1981年踏上了回国的班机。

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口号，甚至不是思想，而近乎本能，可能毫无道理，但就像江河流向大海那么自然。刘永坦觉得祖国辽阔的海疆在等待他。

八年苦战磨一剑

回国后，刘永坦立即向学校、航天部、国防科工委及海军的有关方面汇报了自己在英国的情况，并急切建议开展新体制雷达的研制工作。新体制雷达是雷达技术的一个新阶段，在对付目前雷达的四大威胁隐形技术、电子干扰、反辐射导弹和超低空突防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并且比预警飞机、天波雷达等造价低廉，非常适合国情，应用前景广阔。但是，该项目难度极大。但刘永坦并没有妥协，他坚信：中国需要这样的雷达，豁上10年，值得！

1982年，费尽周折之后，“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终于得到批准。他带领的课题组承担了11项关键技术中的9项。这些技术都是世界上的先进技术．而且许多是国内空白，需要从零起步。在经过了艰难的理论研究和推算后，20余万字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出炉。

随后，“新体制雷达研究”被列为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重点项目。建立雷达实验站时，经费发生困难，有人打起了退堂鼓。经过反复讨论，课题组决定自筹资金建站，年过半百的刘永坦和大家一起日晒雨淋、迎风冒雨架设天线。超强的脑力和体力付出把刘永坦击倒在病床上。腰间盘突出，疼痛难忍，几个月不能行走。上不了前线，只好运筹于医院之中，躺在床上与同事们研究技术难题。

1990年初，课题组终于在威海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站。系统调试工作也十分繁重艰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馒头面包，睡实验室的板凳，但海天仍然茫茫，屏幕上不见舰船的踪影。有的同志急得冷汗直流。刘永坦从地磁强度和噪声强度等人手，反复测试调整。终于在1990年4月3日，超视距的舰船和飞机目标出现在屏幕上。当时很多人都流泪了，为的是成功的狂喜，也为八年来不为外人知晓的艰辛和代价。

当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鉴定会上，专家认为该雷达“居于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于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同年，刘永坦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4年又入选中同工程院首批院士，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双院士”之一。

成功并没有让团队停止前进的脚步，反而激励他们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刘永坦决心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型号项目装备部队，从预研转为型号研制，仍然有很多理论、技术上的难点和空白需要去解决、填补，难度很大。

由于年事已高，已经不再担当所长、总指挥、总设计师的刘永坦，将接力棒传递到年轻人手中。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剑金”正是这些科研人员的真实写照。这一干就是整整 17年，比刘永坦当时预估时间的两倍还要多，其中的坎坷曲折可想而知。在攻克了一系列棘手复杂的技术难题，并取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之后，雷达整体性能实现了质的提升和飞跃，基本满足我国海防任务的迫切需求，将为祖国万里海疆的安全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该项成果获得工信部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2016年又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桂冠。201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刘永坦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虽然已退居二线，但他却仍然时刻关注着新体制雷达的发展。随着新体制雷达项目的进展，刘永坦仍然多地奔波。他幽默地说：“雷达发展得很早，跟我一样有八十岁了。经过了二战及其以后各时期的各种实战演练，其功能已经很完善了。但它分各个频段，我们研制的新型雷达所处的频段开发得就比较晚，所以仍然前路漫漫。

桃李芬芳遍天下

刘永坦的头衔数不胜数，甚至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但他特别珍视的是一个普通的职务：人民教师。刘永坦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成为该系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几十年来，他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研究生、博士生。和大多数教授一样，他穿着十分朴素。但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学者，眉宇间透着英气与锐气，言谈敏锐而激烈。

刘永坦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能力，他的原则是指导不能太细，而“收秋”一定要细。读“双院士”的博士，光荣也艰难，因为他要求太高太严。不过，严师出高徒，他的博士生毕业后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个个卓有成就。

更重要的是，他也改变了人们对大学的刻板印象。“人说校园像一座象牙塔”，那里似乎只有枯燥的教科书，教授们只会皓首穷经。但刘永坦的事业早已超出了教室和校园，他的目光在海洋与天空。而这种目光又不是哲学式的“天问”，而是侠士那样的剑指长天。

蓝色海空，剑气无形；绿色校园，桃李芬芳。刘永坦的生活，正如雨果所说：“比海洋和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