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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给总理出“考题”的国民互联网导师,马云评价他的演讲:像单口相声

已有 3101 次阅读 2019-1-28 14:32 |个人分类:德先生|系统分类:博客资讯| 给总理出“考题”, 国民互联网导师, 马云, 单口相声 |文章来源:转载

原创: 小德     德先生


今天,互联网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1994年4月中国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链接,到2017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20多年来中国正在由互联网大国向互联网强国迈进,成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联网区域最广的国家,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变化和发展而言,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今天这一切的成就来之不易,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接入,有一个人和同事们准备了整整15年。

 

他是李克强总理点名会见的四位中国互联网精英中唯一的院士,短短8分钟给总理提出了4个“考题”;他每天花3小时泡在网上,通读所有互联网企业家传记,与一批国内互联网领军人物都是好朋友,他的主题演讲曾被马云称为“院士的单口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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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有他默默耕耘的足迹,中国通信事业的辉煌有他无私奉献的背影。他就是被称为“国民互联网导师”的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为国不惜推翻自身研究成果

1943年,邬贺铨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的一个邮电世家。小时候他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大家庭,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三个弟弟。不幸的是,1957年和1958年,他的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兄妹7人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当时邬贺铨才上高一,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成绩优秀的他只得退学,改上中专广东邮电学校。当时,他学的是市话专业,实践内容是跟队搭建通信线路,也就是从那时起,命运将邬贺铨的一生与通信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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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邬贺铨(前排左一)与哥哥、姐姐、弟弟合影

中专毕业后,邬贺铨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了后来的武汉邮电学院。大学毕业后,邬贺铨抱着“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心态,被分配到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第一研究室的制式组。他的工作是设计系统方案,提出通信系统的技术要求、指标分配等。这段工作经历对他后来的研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模拟载波通信原理对他后来理解数字通信和波分复用WDM系统及指导这一系统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邬贺铨看来,作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断学习。1969年,邬贺铨被分配到四川眉山原邮电部505厂工作,作为技术员的他和许多新老同事一起进行科学研发。许多同事严谨的工作作风,尤其是老同事的认真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经过6年的磨练,通过一件件小事,使他摆脱了眼高手低,养成了谦虚谨慎、勤奋好学的作风,而这些正是他走向成功的起点。

 

1975年4月,邮电部在重庆召开了一个名叫“754”的会议,讨论中国的数字通信标准何去何从,这关系到中国数字通信体制未来的方向。

 

时年32岁的邬贺铨在会上作报告,力主从美国标准转为欧洲标准。他的发言让不少人感到吃惊,因为在此之前,他和同事们研究的是美国标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创新。可以说,他的做法意味着推翻了自己原先的工作成果。

 

“实际上,我们的成果是介于欧洲和美国的技术之间,好像是有了创新,但实际上是为了躲避一些技术上的矛盾。不成为国际标准,就很难成为国内标准。”多年后,邬贺铨仍然直言不讳,以科学的态度给予解释。

 

这次会议认可了邬贺铨的提议,我国数字通信体制将美国、日本都在使用的24路标准摒弃,选择了当时只有欧洲使用的30路标准。对于中国数字通信的发展来说,值得载入史册。

 

当年,邬贺铨负责主攻国内首批PCM30路的产品研发。在鉴定测试之前,很多外单位来的人都不相信,认为他们做不出来。结果是一测试,最难的指标不但达到了,还有富余。有些人认为常温下可以, 温度试验肯定通不过,于是在鉴定时同时做高低温试验,结果高低温也是好的。

 

经过3月多月的试验、测试、现场鉴定,国内首批PCM30路产品被生产出来,开始装备国内通信网,该系统最后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接入,整整准备了15年

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正式与国际互联网接轨。这背后,邬贺铨及其同事们,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接入,已经准备了超过15年。

 

1979年,邬贺铨和他的团队被调整到成都邮电部五所。他担任数字通信研究室主任,该室的任务是把30路重新做成小型化,同时研制480路数字复用设备,以及60路复用转换设备。那时,国内开始提出从模拟网过渡到数字网,要把载波60路转变成数字60路,他主持开发出国内第一个60路复用设备。不久后,又开始研发中国第一套SDH设备,为日后他最早从事的ISDN(“一线通”上网技术)的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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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上网的普遍方式,你还记得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邬贺铨敏锐地发现,国际数字通信技术正在发生变化。在PDH标准下,电子器件限制了对光纤的容量的利用,而且PDH预留的网络管理信息很少。当时美国首先酝酿Sonet(同步光纤网络,是连接光纤传输系统的标准),国际电信联盟远程通信标准化组织也在研究SDH(同步数字体系)。于是邬贺铨提出改变原有研发计划。

 

由于当时中国没有SDH的专用芯片,要实现SDH的指针调整十分困难,但从不服输的邬贺铨宁可冒着完不成攻关任务的风险坚持了下去, 他的想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缩短与国外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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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贺铨上世纪90年代在电信研究院做SDH设备测试

1991年,他和团队终于如期研制出了STM-1/STM-4复用设备样机。当设备出现在国际展览会上时,一家外国公司的同行不禁惊呼:中国也能生产出这种东西来?

 

老外为什么感到很惊奇?因为第一批国际标准是1988年底才批准的, 五所“七五”SDH攻关验收是1991年, 在这两年时间里很多国外公司都还没有做出设备来, 邬贺铨他们已经做出来了,而国外真正的产品进入市场是1993年。中国在同步数字通信上,与世界站在同一时间窗。

 

事后在给邮电部的报告中,他建议将我国的攻关方向转向SDH,被邮电部采纳,为我国光通信事业赢得了时间。

 

今天说起来,事情似乎完成得很简单,但是邬贺铨作为国家攻关项目小组负责人,要做出一个改变的决定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无论是沿着PDH的路走下去还是转而去研究SDH,他都同样没有成功的把握。但有一点,走PDH的路毕竟是他研究过多年的,也是他熟悉的领域。但是研究SDH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一旦失败,最后的责任可能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邬贺铨说,越是做得好的时候越不容易放弃。一句话道出了事情的真谛。

 

1997年4月,四项工程被评选为我国1996年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成攀SDH工程”位列其中,被评价为“使通信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中国人从最早的拨号上网,到ISDN一线通、宽带ADSL、光纤入户、3G网络、4G网络、移动互联网乃至今天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邬贺铨面临的更多的是对“过去自己”的一次次颠覆。

 

国民“互联网导师”

早在2003年,中国还没有3G的时候,作为战略研究者,邬贺铨便组织起草一批互联网基础研究的课题。同年,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起草组成员,他提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的重大专项,项目定位就是3G、4G,甚至5G。纲要于2006年颁布,预计到2020年将中国建成无线通信强国。

 

2014年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这位老一代电信领域权威专家力挺电信、金融等传统垄断行业挑战者——互联网企业。40分钟的主题演讲,被马云称之为“院士的单口相声”。


大会结束后,他被邀请与李克强总理座谈。面对李克强总理,仅有8分钟发言时间的邬贺铨俨然一位企业家代言人,提了三个建议,每一个又关乎互联网企业,又要求政府“作为”。

 

他在互联网界的身份,更贴切的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然而,对这一角色他也曾有犹豫。但是,他保持了自己一贯的互联网式创新个性,从一个电信领域的传统专家,完成服务互联网企业的“转身”,引领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向。

 

百度搜索他的名字,相关词条近2000万条,所有搜索几乎都是他在各大论坛、院校等公开场合对科技发展的观点陈述。

 

邬贺铨曾被邀请到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做客,在节目上他提到:“互联网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你必须要有你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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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贺铨登上央视《开讲啦》

邬贺铨十分看好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未来的互联网绝对不是现在我们想象这么简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还会更快。其实互联网整个发展是一个接力的过程,后面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投入进来。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平台,只要有好的创新思维,互联网什么都可以实现。”

 

在他看来,互联网要传递正能量,善于用老百姓的话来讲,讲那些生动的东西,讲老百姓身边的事情。

 

当谈到中国互联网发展遇到阻力怎么办时,他说:“会有不同声音,没关系,不断修正。”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各类保守、不变革。“颠覆”在他身上随处体现,期待深化,期待改革之心赤子一般。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邬贺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在该领域的科技水平能更上一个新台阶。作为中国互联网协会的理事长,邬贺铨努力为互联网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维护互联网健康向上的发展环境。作为一名普通网民,他和我们一样,希望上网速度更快、更便捷,希望我国网络强国建设方向步伐更加稳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

 

登得高才能望得远,这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但是在科研领域,要登高谈何容易。邬贺铨就是靠着不间断的学习与求教,靠着一种持之以恒、不懈努力的精神,才最终走向科学研究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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