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战前的北平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前身），有一个密封的玻璃系统容器，里面装着从美国买来的507毫克镭。因用作医用，它一直被放在医院地下室里。

镭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放射性的元素，镭- 224、镭- 226、镭- 228及其衰变产物均属于一类致癌物。

抗战时期，这个玻璃系统让日本人敲坏了，507毫克镭放射的氡气散发到空气中，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严重危及人的健康。

卑劣的日本人并未及时阻止放射性物质扩散，而是把联接破裂系统的橡皮管直接通到楼上进行放空。楼上病房的病人遭了殃。

情况危急，医院主管人员心急如焚，急需专业的人来阻止这507毫克镭产生强烈放射性气体往外散发，并修复破损的、复杂玻璃系统。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没有人懂镭，谁会甘冒风险，挺身而出？

真有一个人听到镭泄露的消息，立刻带着自己两名学生和一位玻璃工师傅匆匆赶来救急。

他推开放置镭的地下室房门，里面一切静好如初。凭一个镭学研究者的眼光和对臭氧敏锐直觉，杨承宗意识到:这里已经受到严重的放射污染，危害非常。他本应立即着装特制防护服、工作帽、手套、口罩以及胶鞋，但这些防护用具，现场一样也没有；刻不容缓，他只能冒险一搏。

考虑到两名女学生缺乏经验，他阻止了她们涉险，自己投入到抢救工作中。最后关头，他打开保险柜，代替玻璃工的吹气工作......

他思维敏捷，动作迅疾，处理果断得当，加水密封，把复杂的玻璃系统修复好了，牢固封闭住了镭。挽救了协和医院病人的安危。

当时谁也没注意到，他的右眼已经受到了超剂量的照射，造成了严重损坏；10年后，这只眼睛因白内障网膜剥离，失明了。对于这，他没有过多的抱怨或苦恼；认为用自己眼睛换取医院病人的安全，非常值得。

杨承宗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系主任。曾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2001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化学奖。

1911年他出生于苏州八坼镇的一个乡绅家庭，父亲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民族实业家。4岁时他随姐姐进了本乡学堂。初级小学毕业后，去了离家十几里的“同里高等小学”就读，从此，不足十岁的他就开始了“自立”的生活。同里小学是所“半洋”学堂，特别注重学生“独立生活、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高中毕业后，16岁的杨承宗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国文专业，五年后，又以“最优”的成绩毕业。 

1934年经同济大学校长介绍，他到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 (简称镭学研究所)任职，认识了他一生的良师益友——时任这个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先生，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

在镭学研究所，他师从郑大章先生研究放射化学。郑大章是著名世界科学家玛丽·居里夫人门下，唯一一名研究放射化学的中国弟子。

他们借鉴捷克育新斯泰铀矿附近的温泉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氡的测试结果，测量了我国各地著名温泉水中氡的浓度，以便在国内寻找铀矿石。在简陋的条件下，他们通过努力证实了铀-锕系对铀-镭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约为4 % ，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镤的定量提取及其载体元素化学的文章。

1936年，他受严济慈之托，奉命从北平赴上海筹建了“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实验室”。苦心经营了8年后，汪伪政权想让杨承宗为他们所用，派人来拉拢他。

因对汪伪政权倒行逆施深感厌恶，他言辞拒绝了汉奸的邀留，决然离开了一手创建“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实验室”。

同年，严济慈把他推荐到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进行学习和工作，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是著名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玛丽-居里的长女）被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同意接收他为自己的学生。

其实早在抗战前夕，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公费留法考试中，就考取了第一名，因抗战爆发而未能成行。1947年春节，他办齐手续，满怀憧憬地登上了去居里实验室的法国大客轮。

在世界顶尖级原子能专家的居里实验室里，他生怕虚度一分一秒，每天如饥似渴地探索着新的知识。约里奥-居里夫人格外关注这个刻苦、聪颖的中国青年学者，经常悉心指点。

他以自己的勤奋、谦虚和儒雅，赢得了来自不同国家同事的好感。期间，他撰写了10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不断攀向放射化学的高峰。

同时，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举一反三、另辟蹊径，系统地研究了元素周期表的第Ⅲ，Ⅳ，Ⅴ，Ⅵ族较难分离的一些化学载体元素，研究成功了用离子交换法从大量载体中分离出极微量的放射性核素的方法，应用于化学性质极为相近的放射性核素之间或对其载体元素的分离浓集。后来这种方法逐渐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从矿石中提取铀工艺的普遍方法。 

四年后，他通过了约里奥-居里夫人主持的论文答辩，获得了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也被评为最优秀级论文。出色的成绩，让他得到了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提供的“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的高薪续聘。

同时，他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所长的电报，催他早日回国工作。他当即决定放弃法国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国报效祖国。

回国前，他按钱三强的委托，用组织捎来的3000美元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相关的书籍、仪器和药品等，全是国内紧缺的实验器材、资料。由于经费不够，他毫不犹豫地垫付了自己在法国的全部积蓄。这让回国的家当足足装了13大木箱、铁箱。

听说他要回国，约里奥-居里夫人专门约见了他，满怀热忱地叮嘱：“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原子弹，就必须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国家的科学家完全可以做得到。”

回国后，他向组织报告了约里奥-居里的这段话。这让国内的领导们很受鼓舞。之后，中央领导逐渐明确了进行原子弹研制的意向。

对于当时中国而言，他的归来对中国原子能事业来说令人振奋，当时我国从事放射化学工作的专家学者非常之少，近代物理所的所有科学家中只有他一个。

1951年秋，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之后他开始制定工作规划、编写教材培养核技术人员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了五百多名应用核技术人员，为全国各地开展放射性核素的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一个犹太商人用硝酸铀酰冒充富集铀 235 样品，向周总理兜售。周总理要求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在两周内对样品做出成分鉴定。

当时研究所根本没有可以测定铀同位素的质谱计，所长钱三强动员全所力量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

杨承宗组用放射化学方法分别测量铀235和铀238的子体，测定母体中铀 235与铀238的同位素含量比例，仅用了10天就得出了结果。他向钱三强报告放射化学分析的结果时表示:“样品中铀235的含量接近但决不会超过天然铀中铀235含量的一半，当心上犹太商人的当。”这让钱三强和周总理都十分地满意。

一年后，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的报告中，来自南美国家的一篇论文，在内容原理和方法上都与杨承宗组做成分检测实验完全相同，只是时间晚了一年。

也因此，在国家制定“两弹一星”计划后，杨承宗承担“两弹一星”前期基础性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任务。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它凝聚了无数科学家的付出和心血。杨承宗和他领导的科研队伍完成铀的提炼，也是原子弹试爆成功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他的同事、学生有的当选为院士，有的荣获了“两弹元勋”的荣誉，而他既不是院士，也没有佩戴上共和国的勋章。

对于荣誉得失，他的心总是平静：“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这种宽容大度、默默奉献的品格，也让他走完了足足百年的岁月。

2011年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院期间他念念不忘实验室那些放射化学的发展。弥留之际，他对前来探望的学生刘清亮、王庚辰等叮嘱：“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放射性同位素。第一是同位素的宣传，第二是同位素的推广，第三是同位素碳14的应用，这对国计民生极其重要。”

对于他的贡献，历史没有忘记他，人们依然公认他是“没有勋章的功臣”；学术界一致公认他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正如著名核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王方定所说：“杨先生为我国核燃料化学的建立、发展和培养人才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