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癌色变”是人们面对癌症时，真实心态的写照，尤其是近年来低龄化的趋势，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00多年前，免疫治疗先驱者-威廉·科利就发现极少数癌症患者在被细菌或病毒意外感染的时候，肿瘤会缩小甚至消失，并由此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癌症疫苗——“科利毒素”。

经过全世界科学家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摸爬滚打，最终发现了免疫系统抑制癌症发生的奥秘——PD-1分子，并研究出相应的PD-1/PD-L1抑制剂。

作为癌症免疫治疗最杰出的代表，PD-1/PD-L1抑制剂已经应用到全世界几十万人，拯救了无数的癌症晚期患者。其中，美国老总统卡特罹患晚期黑色素瘤并已有脑转移，但经过靶向放疗和Keytruda的治疗方案后，脑部肿瘤病灶消失。

PD-1/PD-L1单抗药物风光无限的背后，离不开一个华人的名字：陈列平。

陈列平

1977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

许多知青通过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改变了自身命运，陈列平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刚刚20岁的福建小伙从插队的农村考入福建医科大学医疗系，开启了日后对人类意义深远的医学研究。

走上从医的道路，对陈列平来说其实是个意外。他原本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梦想是成为一名数学老师教书育人。假如没有这次“意外”，陈列平或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数学老师，但对医学领域来说，损失的是一位才华横溢、挽救无数病人的科研工作者。

经过5年的学习后，陈列平顺利地从福建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又如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研究所攻读硕士。

据陈列平的硕士同学鲁先平回忆，陈列平因为特殊的知青经历，年龄要比班级其他同学大很多，加之为了弥补和其他同学之间学习上的差距，因此陈列平在读书时非常勤奋。并且他大多数的时候比较沉默，但每次一旦开口说话，总是很有意思，发人深省。

硕士毕业后，陈列平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攻读实验病理学博士，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其实，陈列平的科研之路并不平坦。和其他赴美求学的医学生一样，陈列平也面临着重要的人生抉择：是考取专业领域证书成为一名医生，还是安心做科学研究。

为了生存，陈列平先是考取了专业领域证书，但是“做真正的科学”的念头是他从医以来一直秉承的理想。

在华盛顿大学经过了短暂的博士后研究后，陈列平又迎来了一个职业转折点。美国著名药厂百时美施贵宝（BMS）公司向他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基础和肿瘤免疫学研究以及药物研发团队。

在BMS工作的时候，陈列平除了专注于免疫学的基础研究外，还把兴趣发展到蛋白和抗体药物研究上。

本想能在基础研究领域一展拳脚的陈列平，很快就遭遇了职业变故。

上世纪90年代，受到格列卫研制成功的影响，各大药厂纷纷将矛头指向小分子研究领域，放弃了其它领域的基础研究。

BMS也作出了战略调整，陈列平所在的部门员工被削减大半，留下来的员工也必须转入小分子研究。

面对自己喜欢的领域受到打击，并为公司缺乏基础研究的耐心感到遗憾，陈列平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选择离开BMS，加入被誉为美国总统“御用医院”的梅奥诊所。

梅奥诊所，被誉为美国总统“御用医院”

事实证明，陈列平的这次出走是完全正确的，梅奥诊所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天地。

1999年，陈列平在肿瘤细胞表面发现B7-H1（又称PD-L1）分子，并发现该分子通路在肿瘤逃逸免疫反应中的作用，他还基于此发展了抗体阻断PD-1/PD-L1通路治疗肿瘤的方法，抑制小鼠模型肿瘤生长。正是他的这些发现奠定了以后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基础。

PD-1/PD-L1工作机制

不过，受制于梅奥保守的环境，陈列平难以在临床上验证自己的想法。在双方分歧难以弥合的状况下，陈列平再次选择出走，加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也许正是因为陈列平的离开，梅奥后来在创新方面的态度更加大胆。陈列平曾开玩笑说：“我走了，后面的科学家日子变得好很多，这是好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放的态度让陈列平的研究变得如鱼得水。2006年，陈列平等人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倡导开展PD-1抗体的首次临床试验。

从开始临床试验到结果发表，整整经历了6年。期间既有美国FDA法规的限制，又有药厂和医院之间因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产生的纠纷。

直到2014年，PD-1抗体才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肿瘤临床治疗，PD-1/PD-L1药物开始大放异彩。在接下来不到3年的时间里，FDA批准了5个PD-1/PD-L1抗体药物。

PD-1抗体有多牛？2017年2月，在ASCO-SITC会议上，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发现：针对PD-L1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使用PD-1抗体Keytruda治疗后，预计五年生存率将达到21%-25%，而接受传统治疗只有3%-4%。

2018年6月，在全球最权威的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ASCO）上，研究人员公布了一组重磅研究成果：经过长达5年的随访，晚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经过PD-1抗体Keytruda治疗后，五年生存期率实现了数倍的提升，达到了34%，而传统治疗只有12%-16%。

陈列平在肿瘤免疫领域的贡献与成就已经得到了行业高度认可。早在2017年，陈列平就同詹姆斯·艾利森、本庶佑、戈登·弗里曼和阿琳·夏普5位科学家，因在肿瘤免疫领域做出的开创性工作共同获得了沃伦·阿尔珀特奖。陈列平也成为继简悦威、屠呦呦之后，第三位获此奖的华人学者。

10月初，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詹姆斯·艾利森和本庶佑，以表彰他们在癌症免疫治疗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ison）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Tasuku Honjo）

消息一出，立刻在华人圈子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学者和同事也都为他扼腕叹息。争议主要在于，日本科学家本庶佑虽然发现了PD-1抗体推开了肿瘤免疫研究的大门，但首先意识到PD-1能用来对付癌症的却是陈列平。

陈列平与诺奖擦肩而过的原因都有哪些？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分析原因主要有三点：

文化的差异。陈列平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全部在国内完成，出国后融入西方的文化不是那么充分，可能很多人觉得有这样的贡献心里有嫉妒。

宣传不充分。陈列平是一位实干家，本庶佑和艾利森都是非常喜欢宣传的人，艾莉森本人有一个叫做检查点“checkpoint”的乐队，艾莉森和本庶佑的研究，大家现在都统一把它们命名为“checkpoint”也就是检查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陈列平的工作就不如前两位高调科学家受到广泛重视。

诺奖不能超过3个。除了陈列平发现的是PD-L1，还有一个分子叫PDL-2，是另一个美国人发现的。有可能评奖委员考虑到是不是配体都能得奖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人都能得奖，也不符合诺奖的规则。但是陈列平的贡献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肿瘤免役治疗的一个方向，对肿瘤免疫治疗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诺奖其实应该有陈列平一份。

尽管不少人纷纷为他鸣不平，一向低调的陈列平谈及此事却格外平静。在刚刚结束的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上，陈列平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诺贝尔奖有点像买彩票，不能因为买了没中就很伤心。”

“诺贝尔奖只是证明你做了重要工作的一种方式而已，不是唯一方式。”陈列平说，得知结果后他只伤心了30秒，1分钟后就不伤心了。

2016年12月17日，第二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暨第一届“复旦-中植科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以及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因在人类肿瘤免疫治疗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获颁首届“复旦-中植科学奖”，获奖的两人共享300万元人民币奖金。与上述两位科学家研究并肩的陈列平却没有获奖。

艾利森和本庶佑获得首届“复旦-中植科学奖”

陈列平在国内碰壁并不是头一遭。早在2008年I期临床试验成功之初，陈列平就想在国内尝试开展类似的研究，但当时很多国内学者并没有听过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这项研究样本数量太少，即使实验结果不错，也很难展开。由于国内学者的冷淡，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在肿瘤免疫领域赶超世界水平的机会。

到了2012年，陈列平本打算借广东省召集国内外学者回国进行大型科学项目转化研究的时机，回国组建团队开展研究。没想到当时十多个评委，其中不乏多位院士，没有认可他的工作，陈列平申请的经费也被砍掉了90%。

直到2013年，陈列平从母校福建医科大学获得支持，这才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后来，陈列平又选择回归基础研究，到耶鲁大学继续从事免疫学的研究。

陈列平坦言：“在耶鲁大学，我可以建自己心中理想的实验室，做想要做的研究，没有很多行政干预。这一点在国内却有些不同，如果国内科学家这样做，需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科研政策的导向性很强，今年做什么，明年做什么，都已经设计好，否则很难拿到经费。在你被孤立的时候，是否仍能做出新的东西，这需要经受极大的考验。”

的确，在我们替陈列平打抱不平的时候，更应该反思为什么当初他回国屡遭碰壁。好在陈列平是一位执着的科学家，屡遭碰壁却越挫越勇。否则，以陈列平的成就，不愁在国外谋一份名利双收的工作。到那时，我们再反思昨日的错误，可就为时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