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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追思:父亲的手稿
(十三)生死的界限
后来我家了解到,父亲他们地震地质唐滦勘察组的这几个人是在唐山震后第4天的中午被挖出来的,挖掘的时候有河北省地震局的人员在场。他们说地震地质勘察组遇难的地点是唐山地震震中的震中,那个地方在唐山市的路南区,震源就在他们正下方的10公里处。
地震局的人说,从挖掘现场看,我父亲和贾云年、黄钟住的房间到处都是散落的纸张,那天晚上他们有可能在房间里整理资料,领导已经批准他们第二天可以返回省局了,并定好28日一早从唐山返回石家庄后进行详细汇报。
地震局的人还说,地震地质勘察组在唐山期间先后驻扎过几个不同的地方,最后几天他们驻扎的地点落在了极震点的位置上。27日晚上他们入住了附近的唐山地区农科所的招待所,招待所有两排房子,房子是水泥预制板结构,地震的时候所有的房子全部倒塌,只有半堵墙立着。
地震局的人又说,我的父亲是在一面墙的下面被发现的,墙被一个硬物支撑着,下面有一定的空间,父亲躲在了那里,父亲的身体一点外伤都没有,鼻子和嘴里有土,像是后来窒息而死,如果救援早两天,说不定还能救活。
生死的界限是如此的脆薄。
我一直都不敢想象父亲在生命最后弥留之际的悲惨处境,但是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死不瞑目,为了预报出华北区域大震,父亲和地震地质组的人竭尽全力,他们的目标锁定范围逐渐缩小,在唐山震前一个多月,父亲带领手下组里几乎所有的成员义无反顾,直奔唐山。可是,到头来却前功尽弃,所有努力全部付之东流,而且,最后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和唐山一起毁灭。
如果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并非无所不能。纵然有千悔万憾,时间上一旦发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神也无法改变这个已有世界的时间单向流失机制。
我知道描述当时的一幕是残忍的,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合适的记录者,无论语言还是文字也都不是我的擅长,可是那毕竟是曾经的真实。
那个晚上,我的父亲和贾云年、黄钟住在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三张床,父亲和贾云年的床位是里面的两个,黄钟的床位靠近门口。
我父亲的情况上面说过了。
贾云年是在床下角落里被发现的。他的床被砸断,当时他已经躲在了床下,裹着被子紧靠着墙根。他的头部有被断床螺丝钉划伤的痕迹,他身上的其它部位没有任何伤痕。据在场的人员讲,他被闷在了里面,动弹不得,那里不见光明,没有足够的空气。
黄钟的床离门出口只有两步距离,当时他正在往外跑,一只脚已经踏出门外,房顶门框砸了下来,把他挡在了那里。解放军战士们挖开的时候,只见他的手中紧紧地抓着一只布绒娃娃,那是给幼小女儿的礼物,他已经多次答应过要送给她一只玩具娃娃,可是心愿始终未了。
阎栓正住在另一个房间。从现场看,他也躲在了床下, 床的一端被房顶上的一个板子砸下去了,床的另一端翘了起来。不幸的是他的头部是在床被砸下去的那一端,可以看到他头上的伤痕,头部下方的地上有血迹。
周士久被发现的时候,身上还裹着蚊帐,他不在床上,也不在床下。从挖掘现场判断,他是在蚊帐里刹那间直接往门外冲的。地震局的人说这个小伙子反应很敏捷,人都快要冲出门口,可是不知是蚊帐被挂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还是被倒下的墙压趴在地上。地震局的人还说,地震地质勘查组所处在的那个极震点位置从地震发生到屋顶落地,最多也就是几秒种的时间。
王素吉一人住一个房间,当时她是躲在了桌子下面,桌子一边的桌腿被砸断,另一边的桌腿还支撑着。她就蹲在这个有桌腿支撑着的这边,有足够的空间,她的身体没有受伤。当救援人员把桌子上方支着的板子挪开时,她还在那里蹲着,一动不动。陈拴群把手靠近她的嘴巴和鼻子,感觉不到呼吸,也感受不到热量,再试试脉搏,已经不跳动了。孙勇泉判断说她曾坚持过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没能坚持到救援队伍的到来。他还说,王素吉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姑娘分配到省地震局后,一直都希望学以致用,将学到的课本知识用于实践。
这天是唐山地震后的第四天,80多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据在现场的人员讲,解放军指战员们没有太多的挖掘工具,只有几把铁锨,当时都是抱着万一有生还的希望,所以基本上没使用挖掘工具。他们主要是用手扒,用手拽,用手抠,有时一起抬,一起扛,他们的嗓子都喊得哑了。这些解放军战士几乎手上都有伤,有的胳膊或腿上还扎着绷带,整个过程他们没有片刻的休息,挖掘完后他们跑着步就去别的地方了。据说这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来自沈阳部队,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姓名。
经历过唐山地震的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抗震的解放军战士们,他们是冒着余震的危险,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抢救落难的生命。救援的解放军战士们大多数都负了伤,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图20:抗震救灾中的解放军战士,照片来源赵家度)
勘察组成员们曾被安葬在了附近的一条河沟里,后来为了预防瘟疫发生,上级命令必须把已掩埋的尸体全部转移到郊外的地方。这样,勘察组成员们和大多数唐山地震遇难者一样,他们经历了两次的从地上向地下的穿越。
最后勘察组成员们被运到了唐山东部的一个丛林里。丛林里南北向挖了一条长长的土沟,他们每人都被装在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内,扎上口,然后放入在土沟深处。从南向北依次摆放的是黄钟、苏英俊、王素吉、贾云年、周士久和阎栓正。
刚要填土的时候,陈拴群突然又跳进土沟里,他把装有我父亲的白色塑料袋打开,然后把我父亲的工作证放了进去,并小心翼翼地搁在了我父亲的头下。陈拴群说我父亲生前一心想着预报地震,现在死在了唐山,就让他的工作证陪伴着他吧。
然后,陈拴群又把一个铝制饭盒放进了装有黄钟的塑料袋子,他说,他们地震地质组这几个人在唐山的一个多月里,每人都携带着一个铝制饭盒,每天在野外的奔波途中都是靠它填肚子的,黄钟的饭盒上刻有名字。
孙勇泉在土沟的旁边跪在地上一声不吭,他默默地在为每个勘察组成员钉着形状各异的木橛子,当作是他们的墓碑。他后来曾回忆说,在唐山那段惨痛悲凄的日子里,他眼前总是看到一排排的翻斗车在小路上开来开去,随后又是推土机推来推去。
那条沟究竟有多长?最后总共到底埋了多少人?在场的人都说不知道。
后来听媒体讲,面对这场毁灭性的灾难,我国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了困难,最后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
哥哥和我后来去看望现在已经退休的陈拴群叔叔和孙勇泉叔叔,当谈起唐山地震时,孙勇泉仍还心有余悸。他说,这三十多年来一直害怕见到翻斗车和推土机,每次看到翻斗车在路上行驶,他心里总是想着那个翻斗里装着的是死人,每次他看见推土机出入工地,他总是感觉那个推土机正准备去掩埋尸体。
(未完待续: 十四、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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