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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利润率倒U关系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
骆桢
(已尽量删掉数学模型,原文见《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6期)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散见于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分析中。后来的学者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结为三类:消费不足理论、比例失调理论和利润率下降理论。克拉克指出,消费不足理论作为最初的主流,不仅受到了杜冈等人在理论上的挑战,而且由于其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矛盾关系的持续性,得出生产长期过剩的结论,在经验上既难以解释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也脱离了资本积累的动态。比例失调理论则强调固定资本和垄断使得经济部门间的协调变得迟钝,但是在解释波动原因的时候又引入利润率下降和消费不足。因此,比例失调与其说是危机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危机过程的表现。
二战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盛行,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从需求不足转向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主要分为有机构成提高和工资挤压利润。其中,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理论不仅受到“置盐定理”(Okisho,1961)的挑战,还很难解释为什么利润率下降会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工资提高挤压利润理论则基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与产业后备军的动态变动很容易展现出周期特性。因此,很多分析经济危机的动态模型也是基于该机制(Eagly,1972;Sherman,1984),古德温(Goodwin,1951)还基于非线性的投资行为构建出了混沌模型。然而,批评者(Wicks,1979)认为,如果利润率下降是工资挤压导致的,那么一旦投资减少,就业下降,工资也就会下降,工资挤压利润的情况就会消失,这并不会形成危机,而只会形成波动。
韦斯科普夫(Weisskopf,1979)通过将利润率分解利润份额、产能利用率和产出资本比三个变量,用一个统计框架包容了消费不足、有机构成提高和工资挤压利润三种危机理论。然而,他并没有给出利润率分解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利润率分解式只能测度这三个变量各自对利润率变动的影响,并没有回答危机发生的机制,从逻辑上看影响大的因素也并不必然是危机的源头。调节学派(Aglietta,1987)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Bowles,Gordon and Weisskopf,1989)则基于各自的利润率公式,结合制度和社会结构分析,说明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得以维持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他们将经济危机和增长的停滞归因于维系资本积累的制度体系的崩塌。这就涉及到危机爆发的因果关系了,但是它们着力于制度变化本身的原因分析,并没有在资本积累的框架下说明经济危机运动过程和实现机制。
此外,不同的危机理论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比如,工资挤压利润是因为持续积累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使得工资过高,而消费不足理论的原因就在于工资过低。那么,工资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如果这两种危机之间不存在联系,就意味着一个持续积累的经济体本身是不会发生消费不足经济危机的。除非有外生于经济的因素,比如制度变化,外来劳动力的涌入或者新技术制造大量相对过剩人口。这是否意味着,消费不足危机理论像新古典一样将危机归因于外生冲击?
利润率曲线左边越陡峭,说明工资的需求效应很显著而且投资对工资的拉动作用也很大。这意味着,一方面总需求是比较脆弱的,对投资和工资形成的消费非常依赖;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比较敏感,投资带来的就业增长能显著拉动工资增长。利润率曲线右边越陡峭,说明投资增加导致工资上涨显著,且对利润的挤压效果明显。因此,如果要通过改变利润率曲线来稳定经济,则需要从曲线左右两边的影响因素分别着手。首先,通过增加投资、工资之外的支出,比如政府购买、社会保障支出和基础建设,增加总需求的稳健性,使得利润率曲线的左半部分更加平坦;其次,若要利润率曲线右半部分变得平坦,这要求投资带动的总需求增长不会引工资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挤压利润。根据(12)式,这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增长的总需求不过分依赖劳动力的投入。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依靠人均资本的增长,那么根据(27)式,一旦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于人均资本的增长,就会出现有马克思所说的机构成提高,利润率曲线的整体下移。简而言之,当工资和利润率都较低时,应考虑扩张性政策刺激总需求,当工资较高,利润率较低的时候,则不应盲目扩张总需求,而是着力于技术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稳定的投资预期和稳健的投资行为是短期内稳定宏观经济的关键。如果说技术升级和劳资关系塑造是相对长期的工作,那么,短期内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影响模型中投资曲线的形态。从图形上看,给定利润率曲线,投资曲线越陡峭,越不容易形成危险的双重均衡。因此,当经济出现动荡,盈利预期恶化,经济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加大国有经济投资、政府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以稳定需求和盈利预期。此外,还有两点因素影响投资行为,一是债务增长带来的风险会弱化利润率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二是在经济景气上行和下行的时候企业投资行为对利润率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企业债务问题和预期干预也是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问题。
第三,基于本文的模型,一旦外部或者外生冲击对需求结构、劳动力市场或者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其结果可能并不是对均衡点的偏离,而是改变模型中曲线的形态,进而使得均衡点的数量与稳定性都发生变化。此时,基于以往经验或者均衡状态的宏观政策可能并不奏效。
本文的模型仅仅针对短期经济运行,不仅简略而且没有对具体函数关系进行细致讨论。未来可以将政府政策和对外经济引入,并将该模型融入一个长期积累的框架中,在一定函数关系下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以分析政策和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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