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经济学中的马克思

骆桢

后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渊源颇深，很多后凯恩斯经济学家都公开宣称自己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比如罗宾逊，还有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卡莱茨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与马克思类似，是基于资本积累的动态，并作为分析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技术进步和债务等问题的基础。

早期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准模型被称为“新凯恩斯学派模型”，后期发展则以卡莱茨基主义模型，或者后卡莱茨基模型为主。这两个模型的共同部分是“剑桥方程”：

g=g^s=s_P∙r

其中，g（g^s）为资本（储蓄）增长率，在产出-资本比不变的前提下，等同于经济增长率；s_P为利润的储蓄率（利润积累率）；r为利润率。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剑桥方程”所体现的数量关系也是成立的，但是马克思的理论通常认为利润率取决于劳资分配和剩余价值实现等因素，利润率决定积累和经济增长；而后凯恩斯则认为，利润率取决于经济增长率，是资本的积累决定着资本的收益，类似“卡莱茨基法则”。由此，在新凯恩斯学派模型中，“剑桥方程”中的资本增长率被称作“储蓄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则取决于预期利润率：

gⁱ=γ+γ_rr^e

其中，gⁱ为投资增长率，γ和γ_r为常数，γ用来表示不可琢磨的动物精神，r^e为预期利润率。

如果经济均衡，则储蓄增长率等于投资增长率（g^s=gⁱ），且预期利润率等于利润率（r=r^e）。两式联立，我们可以求出均衡利润率和增长率。在r-g的平面上，均衡点就是代表以上两式的直线的交点。如果考虑偏离平衡点之后的调整机制，比如预期利润率等于上一期利润率（r^e=r_t-1），那么该平衡点的稳定性条件是s_P>γ_r，也就是投资增长率曲线的斜率小于储蓄增长率曲线的斜率，这意味着投资对利润率的反应不能太大，这被称为“凯恩斯稳定性条件”。

用g*和r*表示均衡的增长率和利润率，根据均衡表达式，可以证明∂g*/∂s_P<0，这被称为“节俭悖论”。也就是说，资本家越是减少消费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率越低。以上结论意味着即使没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也会无限制持续下去，这并不符合经验。对此，罗宾逊（Robinson，1956；1962）和其他学者提出，节俭悖论要依赖收入分配的被动调整来配合。但随着经济增长，失业率下降会使得劳动者的议价力提高，劳动报酬占比难以下降，从而节俭悖论失效。此时，劳动者议价能力提高会引发工资-价格螺旋，出现通货膨胀，货币当局被迫紧缩，使投资增长率公式中表示“动物精神”的截距项变小，从而回复经济平衡。这样的观点被称为“通货膨胀壁垒”，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情形。

后凯恩斯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主要以卡莱茨基主义模型为主。标准的卡莱茨基模型（Amadeo，1986；1987）同样接纳了剑桥方程，但是将其中的利润率分解为利润份额π、产能利用率u和产出-资本率v的组合：

g^s=s_P∙r= s_P∙(πu/v)

    而这里投资主要是对产能利用率作出反应，于是，投资增长率方程为：

gⁱ=γ+γ_u(u^e-u_n)

其中，u^e是预期产能利用率，u_n为自然产能利用率，γ和γ_u是系数。

实际上，这个方程组和新凯恩斯学派的模型并没有本质区别，两者所描述的资本积累运动中，产能利用率所代表的需求因素才是实现供给和储蓄平衡的关键。即使新凯恩斯学派的模型中并没有出现产能利用率，但是其利润率的内生决定因素主要是投资和储蓄的参数，并没有涉及到利润率的其他方面。所以，罗宾逊才需要额外引入“通货膨胀壁垒”等分析。

仍然利用均衡条件——储蓄增长率等于投资增长率（g^s=gⁱ）以及预期产能利用率等于实际产能利用率（u=u^e），可得均衡的增长率g*和产能利用率u*。同样，令u^e =u_t-1，可得相应的凯恩斯稳定性条件——s_Pπ>vγ_u。其含义仍然是储蓄比投资反应要敏感，只不过这时候是对产能利用率的反应而不是利润率。

根据均衡结果，易证“节俭悖论”仍然成立——∂u*/∂s_P<0。除了节俭悖论，这里还有一个“成本悖论”，利润份额的提高，反而导致均衡利润率的下降——∂r*/∂π<0。但是，这两个结论都依赖于前面的凯恩斯稳定性条件。因为标准的卡莱茨基主义模型中只有产能利用率影响投资，所以才有了该形式的凯恩斯稳定性条件，也才保证了节俭悖论和成本悖论的成立。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份额也影响投资，凯恩斯稳定性条件就会变化，则以上结论并不一定成立。

卡莱茨基模型有各种发展，包括增加工资的净储蓄（Amadeo，1987；Taylor，1990；Sarkar，1993；Mott and Slattery，1994；Blecker，2002）。这并不改变模型的逻辑，但是原有结论成立的条件有了些变化。此外，投资函数也有各种尝试，主要包括，引入利润率、利润份额或者“正常利润率”等（Bhaduri and Marglin，1990）。这一改变使得“成本悖论”不一定成立，因此，根据不同条件，可以将一个经济体划分为工资引导型（wage-led）和利润引导型（profit-led）。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工资份额的上升（利润份额下降）对关注变量产生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一般关注的是产能利用率或者利润率（增长率）。奥纳兰等（Onaran and Galanis，2012）总结的经验研究，认为大部分国家不考虑外部需求的话都是工资引导型经济。

除了凯恩斯稳定性条件之外，模型需要哈罗德稳定性条件。凯恩斯稳定性条件针对的是投资增长率与储蓄增长率的斜率，讨论的是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给定的前提下，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要求。而哈罗德稳定性条件则针对的是作为投资增长率函数截距的γ变动导致的稳定性问题。一般会假设γ的变动是产能利用率u和正常产能利用率u_n之间差额的函数，虽然有不同的经济解释，但是其数学结构和凯恩斯稳定性条件所针对的问题并没有差别。

对于稳定性问题，Bruno（1999）和Bhaduri（2008）提出了数量调整和价格调整同时作用的双重机制。其中，价格调整主要指的是通过价格变化影响劳资之间的分配关系。这个双重调整机制可能一个稳定，而另一个不稳定。而这又和工资引导型、资本引导型之间形成了更多的组合。

但是，一旦经济稳定了，均衡的产能利用率是否等于正常的产能利用率呢？如果等于，是什么机制导致的？而且，由于正常产能利用率是技术外生决定的，这意味着此前基于产能利用率内生决定的结论在长期均衡中都不成立。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Dumenil and Levy，1999；Shaikh，2009）构建了产能利用率收敛到外生的正常产能利用率的机制，并认为外生均衡产能利用率没有问题（也被称为短期的凯恩斯主义，长期的古典主义），也有学者（Chick and Caserta，1997；Palumbo and Trezzini，2003）提出没有必要收敛到正常产能利用率，还有学者（Park，1997；Lavoie，1995）认为正常产能利用率也可以是内生的。

后凯恩斯主义模型中既存在收敛机制，又有不稳定的机制，因此出现周期性现象是很容易的。但是，以上内容一直没有涉及到供给侧，也就是说，产出一直由需求因素决定，而生产方面（劳动生产率、就业等因素）似乎对产出的影响并没有考虑。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总需求以均衡增长率增长，相应的产出能否被生产出来？

对此，我们先介绍几个概念。由于劳动生产率y等于产出q除以就业L，所以有就业增长率等于产出增长率g_q减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λ，这就把就业和需求联系起来了。类似地，令自然（潜在产出）增长率g_n等于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λ，易证失业率的变动约等于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的差。

基于此，有的学者（Dutt，2006）认为投资方程中的截距γ受失业率变动的影响，并推动总需求向潜在产出靠拢；也有学者（Dumenil and Levy，1999；Lavoie，2009）认为失业率变动会影响货币政策，从而使总需求向潜在产出靠拢；还有学者（Stockhammer，2004）提出，失业率与利润份额正相关，一定条件下也可实现上述结果。

除了需求向潜在产出靠拢的机制外，还有潜在产出向需求靠拢的机制，这就是“卡尔多-凡登定律”（Kaldor-Verdoorn’s Law）。其最初的形式为，也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产出增长率的增函数。这样一来，还解决了需求持续增长，供给跟不跟得上的问题。在后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还有学者加入了人均资本变动率（Michl，1985），或者实际工资变动率（Storm and Naastepad，2012； Marquetti，2004），以及资本份额（Cassetti，2003；Hein，2012）等因素。

一旦需求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产生影响，那么就业变动和需求的关系就变得复杂了，并且和劳动引导型-利润引导型体制的划分存在密切关系。

基于以上后凯恩斯主义宏观分析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模型强调的是需求因素的决定和增长，似乎一切问题都在于需求，只要有效需求时刻处于充足状态，那么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应该是没问题的。然而，这样的简化处理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稳定性问题、产能利用率内生性和外生性的矛盾问题，以及供给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之所以会产生这一些列的问题，主要在于后凯恩斯经济学并没有彻底地与马克思经济理论融合。虽然，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学者或多或少受到过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甚至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消费的决定中还区分了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分配和消费行为。但是，在后面资本积累行为中却没有充分接受马克思对劳资关系和劳动过程的分析，而是零星地引入一些带有马克思色彩的机制来补充。比如，罗宾逊的“通货膨胀陷阱”，双重调整过程中的所谓“价格机制”，在内生产能利用率向正常产能利用率收敛问题中有斯科特（Skott，1989）等人提出的“高利用率恐惧”，在总需求向潜在供给收敛机制上有斯托克哈默（Stockhammer，2004）提出的利润份额与失业率的正向关系。此外，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还能很好解释“卡尔多-凡登定律”的机制，以及工资引导型与利润引导型体制之间的关系。

因此，吸收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模型的有益成分和建模技巧，充分融入马克思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能使得整个异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更完整，也更具逻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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